【專欄】如由陪審團來審會不會不一樣

台鐵殺警案被告鄭再由，第一審判決以其不具有責任能力而判無罪，致引發社會譁然。而為了使司法不遠離人群，司法院力推國民法官制度，並列出十大理由反對陪審制（中央社報導），尤其是指摘陪審員容易感情用事。只是如此的批評，是否流於情緒與感情用事，自有公斷，但即便批評有理，卻也不能因此證明國民法官的優點，尤其是在此制度與現制，不會有太大差異，故若殺警案由陪審團來審，會不會不一樣?

在陪審制度下，原則上只有在被告為無罪答辯，才會進入陪審程序。而如台鐵案，因以無責任能力為抗辯，自也就會進入陪審程序。而在檢察官起訴時，必須清楚列出訴因（count），以方便陪審員針對每一個訴因為判斷。而雖然，於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制度下，六位國民法官的選任與陪審員的選出，並無太大差異。惟在國民法官的合審合判下，法官具有主導地位，國民法官的影響力，實屬有限（參筆者著〈殺警案如由國民法官來審的話會不會不一樣〉）。相對來說，陪審團評議並無法官在場，對於有罪、無罪的評議，自然完全由陪審員來決定，也就使陪審員的選任，變得相當重要。

陪審員選任應有客觀法律規範

而在陪審員的選任程序，即voire dire，因兩造當事人都有擁有一定數目毋庸附理由的剔除權，就可能因此在選任程序，除去己方不想要的候選者。如就台鐵殺警案來說，因涉及責任能力的判斷，則兩造無可避免會詢問候選者，自己或家人是否有看身心科、精神疾病等問題。而關於此等問題，是否該問、是否答完就會被有意地剔除、法官是否可提醒候選者有不答的權利等等，恐都處於一種未知數。其次，對於具有精神醫學或心理學專業的候選者，是否也會被某一方無理由剔除，法官該不該禁止等，在陪審制度未真正實施前，實也屬於未知數。只能說，一旦採行陪審制度，對於陪審員選任的程序，必須有一定、客觀的法律規範，以來保證最終產出的陪審團，不會是充滿偏見的審判者。

至於在進入正式審判時，因所有陪審員都未接觸到任何卷證，也代表所有舉證活動都必須在法庭提出，而在台鐵案理，最重要的關鍵，即是精神鑑定。只是於現在或者國民法官審理的場合，對於鑑定人委任的相關事項，乃專屬由法官決定，但於陪審制度下，由於法官只為訴訟指揮，不負責任何的調查，故所謂鑑定人或者英美所稱的專家證人，就得由當事人委請。如此的鑑定人出庭，雖可能有道德風險，但因兩造皆可自行委請，且必須出庭接受交互詰問，就可使陪審員有所比較，尤其是如精神鑑定的主觀性仍高下，這種比較，實有其必要性。而就兩方的鑑定人來說，為了能讓陪審員了解，恐也得以顯而易懂的用語，來表達一些專門術語。

委請鑑定人應避免道德風險

不過，在鑑定人由當事人自行委請下，為了儘量避免道德風險，勢必得揭露委請鑑定的費用，甚至是當事人與鑑定人間的利益關係，甚至得考慮規定費用的上限。同時，對於無資力被告，對於鑑定人的委請費用，恐也得納入法律扶助的範圍，這必然也牽動法律扶助資源能否承擔的大問題。

來到了評議階段，由於採一致決，即有罪、無罪都必須十二位陪審員的一致同意，故對於被告的責任能力，只要有一位陪審員認為無責任能力，就必然得進入實質討論，這是一致決所必然帶來的結果。而若一致決有罪，則由法官單獨進行量刑程序，故於重罪案件，陪審團或可於有罪同時給予量刑建議，卻無庸負擔是否判死的沉重壓力。

而陪審制度最讓人質疑的一點，即是若經過長時間的討論結果，仍無法達成一致決，就會形成所謂僵局判決（hung or deadlock jury）。此時，法官必須解散陪審團，然後由檢察官決定是否重新起訴，以讓另一陪審團來審理，一般而言，若無新的事實與證據，檢察官不會貿然再行起訴，也代表案件的終結。由於耗費極大司法資源的結果是如此，難免讓人無法接受。只是此種最不得已的僵局判決，也代表檢察官必須完全放棄，起訴一定贏的心態，致必須完全、確實與仔細的負起舉證責任。更重要的是，若真出現此種結局，也象徵陪審團的每位成員，都認真看待這個案件，更可能是進入冗長辯論的結果。故還能說，陪審員是不理性嗎?

所以，殺警案由陪審團來審，是否會與由專職法官來審的結果不一樣，不得而知，卻肯定會因陪審的注入，帶來審判程序的根本改變。或有缺點，卻肯定不是司法院所指的感情用事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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