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迷路小黑熊,談中國保育大貓熊所帶來的警示

全球話視野

作者:龍緣之(北京清華大學科技哲學博士)

台灣南安瀑布發現迷路小黑熊,引起全民關注,不少民眾甚至到其出沒之處流連打卡。近年以來,黑熊保育日漸受到民眾重視,亦被選為世大運、觀光局和高雄市政府吉祥物,甚至是「台灣」的表徵,儼然成為具有本土號召力的明星物種。

大貓熊與台灣黑熊同為熊科,更是成功行銷全球的國家符號,牠的保育之路是否適合作為現存200到500隻的黑熊保育的借鑑?最後,我們又該如何理解黑熊專家黃美秀所指「讓小熊健康回家,民眾的自我克制是關鍵」?本文將回顧中國保育大貓熊的操作過程,或許能為我們帶來一些省思。

 

西人開啟大貓熊熱和捕獵的濫觴

大貓熊作為一個被符號化、廣受人們喜愛的物種,近年由於數量的上升,IUCN(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已於2016年將大貓熊由「瀕危」(EN)級別調整為「易危」(VU)。然而,雖然大貓熊貌似「越來越不瀕危」(然現況是否確實如此,尚有爭議),人們的熱情及政府的經費挹注卻從未降低。想了解大貓熊的群眾魅力所帶來的後果到底是利或弊?或許我們必須回到150年前重頭梳理這段歷史過程。

1869年,法國傳教士、博物學家譚衛道(又稱大衛神甫)在中國見到一頭大貓熊的毛皮,始將該物種介紹至西方。大貓熊毛皮被送至法國後,引發了物種分類學爭議和民眾的興趣,貓熊成為博物學家、歐美獵人,以及動物園和博物館爭相擁有的對象。

其中,美國前總統羅斯福的兩個兒子(Theodore and Kermit Roosevelt)受博物館贊助,成為西方第一個「一起開槍打死大貓熊的人」,並將在中國的經歷寫成《追蹤大貓熊》(1929)一書。哈克尼斯夫人(Ruth Harkness)則首次成功將捕獲到的幼年大貓熊運出中國,在西方世界得到熱烈的歡迎。

這些由西人開啟的「大貓熊熱」所引發的獵捕,有些得到中國官方支持,有些則是政府主導的抓捕典範。1941年,宋美齡代表國民黨政府,將一對大貓熊送給「美國援華聯合會」做為回禮;中國共產黨執政後,大貓熊亦送給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做為1972年訪華的贈禮。這些活動共構了大貓熊從個體、種群到物種的威脅。

至此,大貓熊物種的珍稀程度和符號意義,已不僅是西方帶有東方主義色彩的獵奇,更是中國塑造自我形象的成分。近年來,雖有學者試圖找出大貓熊在中國古代文化中的地位,更稱「貔貅」、「騶虞」等皆為其古稱,但說服力卻有所不足;而歷史學者夏皮羅(Judith Shapiro)則認為,當代中國將大貓熊選為國家的象徵,正因牠在中國歷史中皆未曾被突顯。

中國1980年代的「愛祖國,愛國寶,搶救大熊貓」活動。(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中國1980年代的「愛祖國,愛國寶,搶救大熊貓」活動。(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是「搶救」?還是「獵捕」?實際上行為已無法區別。(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是「搶救」?還是「獵捕」?實際上行為已無法區別。(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以「搶救」為名的大肆捕捉

1983年,四川大貓熊棲息地的冷箭竹大規模開花。由於竹子開花後枯死的規律性,引發政府和民眾「大貓熊將無竹可食」的憂慮。很快的,四川省政府建起監測站,在山野間投放羊肉、玉米饃,熏烤的羊骨、豬排等食物,「引誘」大貓熊下山,這些活動迅速演變為中外皆極為關注的「搶救大熊貓」熱潮(按:中國大陸稱大貓熊為「大熊貓」)。中國政府除籌建若干飼養場,用以收容、飼養「受災」大貓熊,還組織了巡護觀察組,前後約有600多名科技人員和工人參加「搶救」工作。同年底,「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成立後,旋即開始向國內外募捐。當美國前總統雷根(Ronald Wilson Reagan)和夫人南希(Nancy Davis Reagan)於隔年訪華時,亦將美國兒童的「搶救大熊貓」捐款交給中國政府。

然而,這場中外關注的「搶救」,最終被證實是一場人為製造的「危機」。那些「不願下山」的大貓熊,被「關起來抬著下山」。至1990年為止,官方統計共118隻大貓熊「被救」,「救活」其中的82隻,其中半數被「收養」;政府甚至出動特別小組捕捉幼年大貓熊,有30隻以上的幼年大貓熊被認定「遭到母親拋棄」後帶回飼養,其中半數以上在幾年內死亡(後來經北京大學潘文石教授的團隊研究發現,育幼期的大貓熊母親會出外覓食,幼兒可能獨自在家幾小時甚至幾天)。諷刺的是,中國的圈養大貓熊數量正是因此才增加的。

 

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Wilson Reagan)及夫人南希(Nancy Davis Reagan)1984年訪華時,南希將「搶救大熊貓」捐款交給中國政府。(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Wilson Reagan)及夫人南希(Nancy Davis Reagan)1984年訪華時,南希將「搶救大熊貓」捐款交給中國政府。(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域外保育」優先的本末倒置現象

從保育生物學出發,野生動物保育可分為「域內保育」(In-situ conservation)和「域外保育」(Ex-situ conservation)。其中,又應以在棲息地內的「域內保育」為主,而將動物移置到人工飼養環境下的「域外保育」,則僅僅是緊急情況下的輔助做法。

然而,「域外保育」有著易操作、能夠較快得到研究成果等特點,因此研究人員也偏好在城市而非艱苦又費時的野外進行科研。當動物數量的增加成為最重要的工作指標時,「域外保育」便被簡化為「圈養繁殖」。

以動物數量的增加為指標的結果,是「域外保育」被簡化為「圈養繁殖」。(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以動物數量的增加為指標的結果,是「域外保育」被簡化為「圈養繁殖」。(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資源分配長期不公的結果,加遽了這種惡性循環。僅以知名的「成都大貓熊繁育研究基地」為例,出生一隻大貓熊,就有五萬人民幣的「貓頭費」作為獎勵(是直到2010年起,才不再將「繁育數量」作為唯一的考核和獎勵指標)。然而,大貓熊如其他野生動物的圈養一般,人工飼養環境和自然棲息地差異極大,不但容易產生行為問題,圈養的大貓熊也難以自然交配繁殖,甚至還會罹患精神疾病。

令人詫異的是,長期以來,中國大貓熊分屬林業和住房建設兩個部門管理,兩者間甚至沒有統一的保育計劃。圈養大貓熊最初之建群,僅僅是46隻來自野外的大貓熊,2010年時,圈養種群數量卻已達到300隻以上。「建群者效應」(指在新種群的創建之中,「建群者」所攜帶的基因將決定今後群體的遺傳特質和遺傳結構)明顯,基因多樣性不足帶來的問題可想而知,以致於捕捉野生大貓熊的情況時有發生。

與此同時,更為重要的「域內保育」沒有獲得足夠的重視,由於某些專家和媒體過分強調大貓熊繁殖的不易,讓許多民眾誤以為牠們是一種無法自救、需要人類幫助的動物。同時,棲息地的破碎化,以及過去的捕獵、獵人的下套(目標物種經常是其他動物,卻誤捕、誤傷了大貓熊)等真正的問題,卻經常被忽視。

「野化培訓放歸」無法回應根本問題

2012年,中國正式開始了圈養大貓熊「野化培訓放歸」(簡稱「野培」)試驗。現行的「母獸帶仔」模式,讓圈養大貓熊幼仔自出生開始,就和母親在盡可能「自然」的環境中學習生存本領。然而,這項試驗的前提條件是母獸需有野外生存的能力,這卻又正是圈養環境下成長的大貓熊所不具備的。因此,與基因多樣性不足的問題相似,「野培」試驗可能變相地鼓勵了對野生大貓熊的捕捉。更為嚴峻的問題是,如無良好的棲息地環境,「放歸」的動物也將無處可去。進一步而言,絕大多數的大貓熊經圈養後,根本沒有放歸自然的機會,其後代亦然。

 

圈養大貓熊的保育之路,為何在實踐上產生如此之大的偏離,實與錯誤知識和信念,以及出於社會需求或偏好的人為建構有關。大貓熊作為中國的形象代表,對牠的保護行為深受愛國主義的影響,在缺乏科學家和媒體的正確引導下,中外各界對大貓熊從「搶救」到「野培」的過度關注,一定程度上,使得「棲息地保育」等最重要的問題被遮蔽,對自然、人與動物的關係,皆缺乏敬畏和反省。在過去的錯誤未能獲得即時梳理之前,主管部門亦欠缺長遠宏觀的整體計畫,盲目選擇了嘩眾取寵的圈養和繁殖等措舉。

野培(野化培訓放歸)大貓熊。(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野培(野化培訓放歸)大貓熊。(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明星物種建構的悖論

固然,中國政府對於大貓熊保育,在人力、財力,以及媒體傳播等各方面的投入,有著重要的政治示範意義,然而,幾經錯誤的保育歷程,如果未經爬梳,也將為科學家推翻過去公眾的認知,以及制訂和實行修正的保育計畫,帶來一定的難度。

從「竹子開花」這場由自然現象引發的社會活動的例子,我們看見中國「建構」了一場自然災害,為媒體的興趣偏好、民眾的愛國主義找到出口,在國際社會間贏得支持。第一位到中國參與大貓熊研究國際合作的夏勒(George Beals Schaller)博士就表示,彼時有些中國的科研人員認為,大貓熊在圈養環境中,比在自然環境裡過得更好,這正好突顯了不同的觀念在動物保育議題中的衝突。

人類社會以「保育」為名,實際上卻不時透過種種操作為自身帶來利益。即使是「國寶級」的大貓熊,從動物個體、野外和圈養種群,以及物種層面,其真正的動物權益經常未能受到重視。即便是科學家群體,也經常為其研究項目是否能取得資助、研究是否符合學界規律又易出成果,而未向社會傳遞真實的信息。凡此種種,已不是在保護大貓熊,而是在「保護科學家」。

迷路小黑熊事件的反省:民眾應避免成為保育的「觀眾」

當動物園中樣貌可愛的大貓熊引發民眾對繁殖成果的肯定,甚至對這種「保育」方式表示認同之時,人們永遠需要想一想,動物是否是保育活動「真正的受益者」?無論眼前所見的是動物萌態,或者是被符號化的明星物種,人們是否能關注從個體動物到整個生態系的內在價值,從而願意理解牠們的權益和福利問題,進一步支持正確的保育工作?

正如潘文石所說,「大貓熊歷經數百萬年的演化而生存至今,並不是為了在動物園裡取悅人類。」

回到台灣,黑熊不是大貓熊,其所面對的種種問題自然有所差異。然而,今日我們或可開始反思──建構一個明星物種,賦予牠引人關注的諸多社會意涵,是否對長久的「域內保育」工作有益?又或者,保育活動僅僅是淪為既得利益者分一杯羹的契機?而民眾僅僅是湊熱鬧的「觀眾」,甚至共同參與了這場建構?

近年台灣黑熊保育日漸受到民眾支持,也經過政治、文化、環保議題等,一定程度的符號化過程,以大貓熊幾經曲折的保育之路為他山之石,民眾對保育工作的認識及支持,須從根本上認同自然的價值、改變動物應為人類服務或犧牲的思考開始。從正確的觀念、保育的知識出發,才能避免成為「越幫越忙」的烏合之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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