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進進案第7天 嫌犯張曉寧極端情緒成攻防焦點

律師李進進被殺一案的陪審團庭審進入第七天，檢方試圖推翻辯方關於嫌犯張曉寧因極端情緒困擾(EED)而行凶的辯護策略，強調張曉寧的行為表現出一貫的極端性格特徵，而非一時的情緒波動；雙方精神鑑定專家也就她案發時的心理狀態給出了不同的解釋，還原了張曉寧接受訪談時截然不同的細節描述。

辯方專家：精神分裂發作殺人

在診斷上，檢辯雙方的精神鑑定結果一樣，都將張曉寧診斷為精神分裂症譜系障礙(schizophrenia spectrum disorder)。辯方精神鑑定專家認為，張曉寧在案發時處於精神分裂症譜系障礙發作的狀態，表現出冷漠情緒，並伴隨著偏執性妄想和幻覺。

該專家指出，張曉寧堅信李進進要揭發她為間諜，並且懼怕自己會被送入精神病院或受到性侵，這些恐懼導致她的過激行為。同時，張幻想自己在聯合國門口舉牌的照片會給她帶來無法承受的後果，因此向律師尋求幫助刪除照片，反映出她的心理困境和思維混亂。

檢方專家：有預謀且目的明確

不過，曾在今年6月和7月對張曉寧進行訪談的檢方的精神健康專家，則提出了相反的見解。此專家認為張曉寧雖有精神病史，但她的行為顯示出清晰的預謀和目的性，張曉寧在案發時並非完全失控，而是能夠理解自己行為的後果，而非辯方所說的情緒失控。

檢方專家指出，早在2022年3月11日前，張曉寧就飽受聯合國舉牌照片困擾，雖然她兩次就該問題與李進進討論，但是11日和14日的行為截然不同，11日她能夠控制住任何可能的衝動，尤其是在警察到場後控制自己的行為，甚至主動提出和李進進道歉，但14日卻殺人；而透過張曉寧在3月11日的情緒反應和行為，可以幫助判斷她在案發事件中的動機是否存在預謀。

「極端情緒困擾」何意？

在法庭上，控辯雙方對「極端情緒困擾」這一法律術語的理解有所分歧。辯方試圖通過這一論點將針對張的指控，從故意殺人降為過失殺人，因此強調她在案發時情緒失控。然而，檢方則強調，她的行為模式與過去的情況一致，並非情緒困擾導致的短暫失控。

例如，檢方精神鑑定專家還列舉了張過去的行為模式，例如她在2019年因被一名男子拒絕見面而連續打了30多個電話，最終被警方帶走，他因此認為張具有偏執的性格特徵，並傾向於在情緒不佳時使情況升級，「我認為她在心情不好的時候，傾向於讓情況升級，她還有一種感覺，就是她總是對的，因此她不認為自己有病。她更相信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聽從別人的意見。所以即使有人告訴她她的狀況不對，她仍不斷地讓情況升級。我認為，李進進告訴她他無法做某些事情，但她沒能接受這個答案，並告訴他『我會一直回來的。』」

詮釋現場 控辯分歧大

辯方的精神鑑定專家表示，張曉寧承認案發當天帶了一把刀去李進進的辦公室，因為有民運人士告訴她需要購買刀來保護自己，以抵禦中國特工。進入辦公室後，張曉寧將刀和中國國旗擺在李進進面前的桌子，兩人隨後發生了言語衝突，張聲稱李進進對她的父母進行了言語攻擊，這讓她感到憤怒和沮喪。

針對她為何拿起刀，該專家解釋說，張曉寧處於妄想狀態，擔心自己會被送入精神病院、遭到強姦，或被當作中國間諜遞解。

檢方的精神鑑定專家則提供了相反的觀點，指出案發當天，張曉寧與李進進討論了移民案件、她的受迫害經歷以及反共問題。張曉寧曾問李進進，儘管推翻中共政權幾乎不可能，為何鼓動他人反對中國共產黨，還質問為什麼他的兒子不參與反共活動。

該專家表示，在討論李進進的死因及刀和血的問題時，張曉寧表達含糊，甚至多次拒絕回答問題。在檢方律師提醒她有義務回答後，張曉寧解釋，她攜帶七吋小刀的原因是計畫在法拉盛歸還給某人，因為她不想與此人再有任何聯繫。

檢方專家補充道：「我問她，是否知道她衣服上的血是誰的，她回答說應該是律師(李進進)的。我進一步詢問她如何接觸到律師的血，她說當時李進進受傷了，而她站在他旁邊。我問她李進進什麼時候開始流血，她回答說，『當我們發生衝突時。』」

此外，在16日的證詞中，張曉寧表示，她刺傷李進進是為了阻止他撥打電話報警或求助。該專家說，張曉寧在與他探討這個問題時表現出反復無常：她一方面多次表示，如果李進進沒有拿起電話，她可能不會刺傷他；但後來卻聲稱自己的刺傷行為並不是因為他拿起電話。當專家詢問張，是否認為李進進希望她被送往醫院時，張曉寧回答說：「我不認為他會真的把我送到醫院，但我覺得他會誹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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