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開高健筆下的西藏略談日本文化人對中國的認識

1960年開高健筆下的西藏

寒冬，整理舊資料，發現一本日本民間和平團體「紀念廣島·奧斯維辛委員會」編輯、1972年出版的《奧斯維辛展》手冊中有開高健寫的隨筆《…即使如此，也不明白》（《…それでも、わからない》）中提到西藏。

開高健與大江健三郎一起被稱為日本戰後文學旗手。1960年，兩人都參加了以野間宏為團長的日本文學代表團訪華。期間，中國政府派專機接代表團從北京到上海，受到隱居上海的毛澤東的接見[i]。

1972年中日建交之前，兩國之間雖然沒有正式的外交途徑，但中共從不間斷地花費巨資，邀請經過嚴格選拔的日本人訪華。

據馬繼森的《外交部文革紀實》（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0年版）記載：195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設立旅遊局時規定：開展旅遊事業的目的是擴大中國的政治影響，宣傳建設成就。因此，旅遊是外交工作的一部分。周恩來在接見旅遊局造反派時明確指出，我們不是賺取外匯，是爭取同情。

日本方面，通過中國對外文化協會、中日友好協會、中日文化交流協會等「民間團體」邀請文化人訪華，人次很多，但作家们的旅行紀中關於西藏的描寫十分罕見。

開高健的文章開頭點明，訪問波蘭、捷克、羅馬尼亞的目的，是想比較歐洲社會主義與亞細亞–中國社會主義。本文主要記錄納粹迫害猶太人，指出其特徵是「有組織的、有計劃的、持續性的、科學性的，命令式，奧斯維辛集中營是這些異樣特徵的擴大與膨脹的表現」。與之相比，西藏舊貴族迫害農奴是「中世紀的、原始的」，各種酷刑「似乎畏畏縮縮的，施虐性的氾濫」。

這段關於西藏很短的記錄指的是1960年6月在北京，文學代表團被帶去參觀了民族文化宮的西藏陳列室。

「民族文化宮」這5個大字由毛澤東親筆題寫，直屬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大門上寫著醒目的「團結、進步」。

開高健在這裡接受階級教育：

開高健如實記錄了中共批判舊西藏農奴主統治的宣傳詞。他似乎想盡量用一種輕鬆的筆調來緩解自己苦笑不得的驚愕心情。以後並沒有寫過為中共貼金的文字。60年代，他去採訪越戰，九死一生。寫了一系列的越戰報告文學和長篇小說，回國後致力於反戰運動。跑遍世界43個國家，58歲早逝。

此次一同訪華的大江後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名聲和地位遠遠高於開高健，他從另外一個側面記錄了「大躍進」的中國是「比日本更加本質的、自由的、解放的國家」。[ii]并記錄了受到「具有東洋哲學家、政治指導者魅力的」毛澤東接見的感想。

山珍海味的「大名旅行」–作家吃出糖尿病

用山珍海味改造外國人的腸胃是中共擅長的老套手段。被蘇聯紅軍俘虜發配西伯利亞的日本戰俘對冰天雪地、缺衣少食的蘇聯憎恨之極，送到中國後吃飽喝足，容易接受思想改造。一位日本人轉敘了中方工作人員的話：「比起我們中國人到日本去宣傳共產主義好，你們日本人自己敘說的中國體驗要有效得多」。[iii]

日本學者栗田直樹的《共產中國與日本人》（成文堂出版 2016年）中通過作家自身的回憶錄，記載了部分日本政治家、媒體、文化人訪華的情況。作者一開頭就聲明，本書毫無新的知見，也不是一本中國研究的專業書，只不過記錄一下大家都記錄過的常識。

所有被招待訪華的文化人都受到高規格的隆重接待。中方發出邀請後日方三家旅行社專門負責訪華旅遊。這三家分別是：日中旅行社、富士國際旅行社、日中和平觀光。

開高健記錄了「大躍進」時期的日本作家在中國的日常：「每天都是吃吃喝喝的宴會，茅臺酒乾杯，完全看不見中國的實際情況」。

文藝評論家平野謙儘管對旅費、住宿費全部被承包，內心有點忸怩，但第二年又參加了日本文學代表團訪華。回國後被竟被查出得了糖尿病。他反復檢點自己，平時生活中并沒有吃什麼大魚大肉，想不通為什麼會得這種富貴病。

諾貝爾文學獎獲選人的作家井上靖自1957年以來訪華二十幾次。他的以西域為題材的歷史小說，如《敦煌》、《樓蘭》等風靡日本，今天日本人對新疆的浪漫想象多來自於他的手筆。他在中國的採訪，順順當當，盆滿鍋滿，應該說與他無意中為中共掩飾漏洞有一定關係。

就在餓死數千萬人的時期，他仍然說「中國現在非常驕傲地告訴外國人，看吧，六億螞蟻沒有餓死，全部活得好好的。在日本沒有餓死一個人與在中國沒有餓死一個人，意義不一樣。新政權的中國，沒有餓死者與流民，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勝利」。[vi]

他只為自己那麼多訪華中，沒有見到毛澤東而遺憾。

作家們不僅有吃有喝，還有拿。這個「拿」，包括拿差旅費、拿零用錢，拿作品翻譯的版稅，拿在中國電台做對日廣播、寫文章的稿費。

1956年訪華的小說家宇野浩二說：

宇野浩二

不少作家對這種豪華奢侈的招待旅行內心抱有疑念與罪惡感。

作家大岡升平記錄了觀看華麗的京劇表演，每到一地就出入高級餐廳，但是瞥見廣州火車站破衣爛衫的少年，感到中國人民「真辛苦」，從車窗裡看到成群的赤足的少年，問翻譯這是為什麼，翻譯回答，因為打赤腳最舒服。大岡說，我連提問題都沒興趣了。[viii]

大岡升平

監視下的窒息與痛苦

作家火野葦平戰前有中國生活經驗，1932年跟隨父親赴上海。1937年作為陸軍伍長征召入伍，1938年轉到中支派遣軍報道部，1939年複員回到日本後與其他從軍作家結成「文化報國會」，太平洋戰爭時期，再度作為從軍作家赴中國戰場，直到終戰為止，足跡遍佈中國各地。其戰爭體驗寫成的的《兵隊三部曲》一時成為暢銷書。戰後作為「戰犯作家」被追究戰爭責任。但他沒有棄筆，憑藉文學實力，再度成為流行作家。

1955年訪華時，火野心裡明白自己在中國人眼裡是一個敵人，侵華戰爭的加害者，同行者中左翼人士也稱他作「戰犯」，因此，火野盡可能地不多嘴，縮小自己的存在。

火野等人由香港進入廣州。晚上自由時間想去住宿的「愛群大廈」前的報刊亭買份地圖，但是他的背後響起中方接待人員的聲音：需要什麼，儘管跟我們說。

所有的言行必須通過翻譯，翻譯告訴他：「解放後的中國，去哪裡你都不可能見到娼婦。新中國成立後，所有這些惡習、壞思想都被一掃而光。偷盜、賭博、賣春、乞丐、高利貸、老闆、奢侈，與這些封建思想鬥爭是新中國的使命」。

但是火野只想作為「一個人，一個作家」不接受這些先入觀根植頭腦，他既記錄了受感動的部分，也毫不掩飾地留下了在廣州見到娼婦的文字。

北上北京後，「娼婦、蒼蠅、蚊子都被一掃而光」，但是火野感到「不氣味」，內心充滿疑惑：

日本文學代表團接觸談話的對象也是經過嚴格挑選的，令作家們驚詫的是有些「普通的中國人」一開口就是流暢的日語，英語比我們還好。

但是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出身，有過十年日本生活經驗的文化高官郭沫若，開口閉口卻從不說日文，字字句句都由翻譯傳達。

從1945年戰敗被從蘇聯遣送到中國，作為技術人員留下的醫生明石勝英，到1954年回國，在中國生活過九年，親身經歷過土改，批鬥大會，回國後成為寫作者，他甚至認為「共產中國滴水不漏的嚴格統治，超過日本軍國主義時期的十倍、二十倍」。

作家們的「十萬個為什麼？」

宇野浩二應《大公報》的約稿寫了一篇題為《關於中國》的旅行感想，但是

日本文化人受到中國領導人的接見，大都趕緊拍照留念，甚至崇拜，「是一生中強烈感動的瞬間，緊緊抱著被握過的手都不願洗手[xii]。

在日本，關於毛澤東，還有功過的異議，但對於有過短暫的日本經驗的「敬愛的周總理」，卻是聖人般地崇拜「周恩來教」。但在宇野的眼裡，只感到他厲害的外交手段，能夠如數收服人心。

1967年與武田泰淳、永井路子等人訪華的作家杉森久英「漸漸為自己的虛偽而痛苦。因為自己的虛偽而欺騙人，看到的醜惡，不能清楚地表達。說話要察言觀色，聊一些不痛不癢」。[xiii]

他觀看革命芭蕾舞劇《白毛女》，「一點兒也感受不到真正的芭蕾的魅力，夢幻般的細膩的情感表現、餘韻、優雅、洗練等芭蕾藝術的諸元素皆無，有的只是活潑勇壯」。他看到中國的流浪兒，不僅想起戰爭剛剛結束時日本的流浪兒。他實在不明白，中國這樣並不寬裕的窮國，為何要緊縮腰帶去造原子彈？為何要去援助亞非新興的國家，幫助那八竿子夠不著的非洲建設鐵路、幫助印尼叢林中的游擊隊建立共產政權？為何要去惹一堆麻煩事？

杉森久英

讀到這裡，筆者忍俊發笑。什麼作家，傻啦吧唧的十萬個為什麼，不愧是民主主義熏陶下的小白兔，太不懂我們偉大領袖在下一盤世界革命的大棋了。

日本作家與文革—百聞不如一見嗎？

談到日本作家與文革，尤其是中國問題的研究者，套用《知識分子與社會》的作者托馬斯·索維爾的一句話：「二十世紀知識分子的一部翻車史」。

這些文革讚美派的言論對新左翼的武裝革命有很大的影響。

作家高橋和巳1967年4月作為《朝日新聞》的特派記者訪華，由於他英年早逝，也是唯一的一次訪華。他被北京成立革命委員會現場的熱氣感動，他認為「文革確確實實是一場以革命為目的運動，是處於政治頂峰的人物與人民大眾在一股奇妙的動力下，展開的前無古人的第二次革命」。[xiv]

高橋和巳

歷史學家井上清1967年與1971年兩次訪華，高度讚揚文革的的「偉大成果」，并強調文革在未來的幾十年中必須反反復復來多次，這個方向是人類未來的方向，「正是文革的中國，站在世界史的頂峰，作為一名歷史學家，我認為由此可見世界史的再構建」。[xv]

反對文革的文化人，除了反共立場之外，還有中國古典研究者、哲學家。筆者介紹過由三島由紀夫牽頭，川端康成、安部公房、石川淳四名作家共同發表《聲明》，抗議文革。

「大宅考察組」由著名的評論家大宅壯一為首，七名作家、記者等組成。這些人不吃嗟來之食，自掏腰包，在1966年9月進行了為期18天的中國考察。一行走訪了廣州、上海、無錫、北京、天津、南京，武漢等地，訪問者包括解放軍。紅衛兵、造反派等方方面面的人。

「大宅先生，中共的文化大革命，真相如何？用一句話概括一下吧」。

一回到羽田空港，一行就被記者層層包圍。

向來烏鴉嘴的大宅好話每一句：「從早到晚都是『嘎嘎』的亂喊騷動，鴨子，鴨子革命，小頑童革命，度假式革命，全國各地修學旅行，遊山玩水」。以後又寫文章指出「毛澤東的王朝依然存在，政權本身存在，叫『革命』真是奇怪。即使有些變革，也不過清掃右派，反革命分子……是一場暴力奪權[xvi]。

《大宅考察團的中共報告》揭穿了文革的本質，看到了紅衛兵運動中表現出來的人性中黑暗的一面，「強者欺負弱者，就像捏死一隻蚊蟲一樣」，大宅表示，如果日本人能認識到文革時徹頭徹尾的中國特產，就能對共產主義產生免疫力。

本來中方要不要接受這些不肯輕易上鉤的作家們進入中國，研究來研究區，實實在在地傷了一番腦筋。結果是證明還是太大意了，不該放這些傢伙們進來。

真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作者：劉燕子 中日雙語寫作者，翻譯者，教師。

［註］
[i] 竹內實「中國で感じたこと」『文學』昭和三十五年八月号、p.334。
[ii] 大江健三郎「孤独の青年の中国旅行」『文藝春秋』昭和三五年九月号、p.160。
[iii] 高尾榮司『「天皇の軍隊」を改造せよ－毛澤東の隱された息子たち』原書房、平成二十四年、pp.39-40
[iv] 開高健·橋川立三·萩原延壽 鼎談「中國現代史と日本人」『中央公論』昭和五一年十一月号、p.120-121。
[v]『平野謙全集』第13卷、新潮社、昭和五十年、pp.P107-108、p.116。
[vi]『井上靖全集』第26卷、新潮社、平成九年、p.481。
[vii]増田周子編『宇野浩二書簡集』和泉書院、平成十二年、pp.189-190。
[viii]『大岡昇平全集』第20卷、筑摩書房、平成七年、p.P515。
[ix]火野葦平「息苦しい国々」『新政界』昭和三十年十一月号、p.83。
[x]明石勝英「中共に自由ありや」『文藝春秋』昭和三十年五月号、p.95。
[xi]『宇野浩二全集』第12卷、中央公論社、昭和四十四年、p.427。
[xii] 杉村春子「あたたかい大きな手」『潮』昭和四十五年十一月号、p.121。
[xiii] 杉森久英『中国見たまま』文藝春秋社、昭和四十七年、p.211。
[xiv] 高橋和巳「知識分子と民衆」堀田善衛編『講座中国・今後と中国』筑摩書房、昭和四十二年、p.62、pp.68-72。
[xv]井上清·須田禎一「世界史の中の文化大革命」『現代の眼』昭和四十六年九月号、pp.53-54。
[xvi]大宅壮一「紅衛兵嵐の表と裏を抉る」『週間文春』昭和四十一年十月号、pp.11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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