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重建香港與北京信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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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全國人大大幅修改香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落實「愛國者治港」;同時香港法院大陣仗審理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泛民主派人士。去年一場壯闊而脫序的政治運動,換來北京猛烈而密集的組合拳,港人抗爭之烈與中共收緊力度之猛,都超乎彼此預期,由於信賴關係已蕩然無存,相互都把制約手段拉到最高。

撥亂反正不惜矯枉過正

香港反修例政爭,原先以和(平)理(性)非(暴力)號召,但很快就失控,反中、港獨與召喚外國勢力攬炒言論甚囂塵上,暴力更是如影隨形,其後的區議會選舉卻是反民主派大勝,北京衡量全局,決心落實全面管治,先有《香港國安法》的施行,後有選舉制度的改變。就如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介紹草案時所說,「香港現行選舉機制存在明顯漏洞和缺陷,導致反中亂港勢力和本土激進分子有機可乘,不斷製造社會亂象、挑戰憲制權威、破壞法治秩序;因此,際此香港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必須從國家層面修改香港特首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藉此貫徹並實現『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和標準。」

選舉制度改革從「優化選舉委員會」的規模和產生著手,包括擴大選委會的均衡參與和廣泛代表、賦權選委會選舉產生更多立法會議員、賦權選委會直接參與提名全部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等,並建立全流程的「資格審查機制」。

在具體方案中,選委會人數將擴增,4大界別增至5個,並取消由區議員互選產生的選委議席,改由人大、政協及全國社團代表頂上;立法會議席增加,其中直選席位減少。新制的運作核心在於強化選委會角色和職能,大大拉升治港的「安全係數」,反映中共對香港的不信任,為了「撥亂反正」而不惜矯枉過正。

北京與港人相互不信任集中表現在「攬炒十部曲」上,其中的關鍵進程在於「35+初選」方案,泛民揚言為了推進香港民主,將透過否決《財政預算案》引發憲政危機,以威脅特區政府回應「五大訴求」。面對「顛覆政權」的公然挑戰,北京與港府決定檢控47位主導者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並且改革選舉制度以防堵意在奪取管治權者參政之門。

就事論事,香港泛民可以批判這是香港自治與民主大開倒車,但也必須承認,反修例風波折騰1年,港獨和各種激進主張成為主要政治訴求,主導其事的和理非們對危害國家安全、香港利益和社會秩序的眾多暴力行徑視而不見,甚至在旁吶喊助威。北京中央對於這些脫序與失控既憂心又痛心,如何能再信任港人治港不會出大亂子?事實上,香港泛民和中央的衝突根源主要來自相互之間的猜忌、偏見和不信任。

信任重建必須是雙向的

信任的破壞既然是雙向的,信任的重建也必須雙向,否則心鎖解不開,斷難往共同的道路向前走。重建信任是複雜而艱難的政治工程,萬事起頭難,而這一切必須從共同認知一國兩制的基本意義做起。事實上,彼此的不信任從北京認定泛民人士踩了一國兩制中的「一國」紅線開始,北京的反制又被港人認定踩了「兩制」的紅線。如果不能找到一國與兩制共存的有機平衡點,既能確保一國的共同體關係,又能容納兩制的共存與並立,信任關係必然無以建立,長治久安的政治制度也渺不可期,蕭瑟寒意必定隨而長期持續籠罩著香港社會。

港人爭取自治權利已付出慘痛代價,中共中央現在用強硬手段促使港人認清,香港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特別行政區所該服膺的政治倫理,港人縱然頑強,也無法否認過去對「一國兩制」的想像偏離了正軌,必須務實看待中央在香港的角色,排除任何過激抗爭手段的運用,與當局共同重構彼此的政治信任。

至於北京,在將「愛國者治港」從政治規矩轉化為制度的同時,必須體認,爭取民心支持永遠是執政者的第一要務,無論是民選政府還是一黨專政,團結多數人至關重要,務必排除過度管治手段的運用,並能善用舉國體制的治理效能,有效解決香港市民日常生活的切身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