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禁書 —— 什麼書「危險」到必須禁止的程度？
傳說中的西比林神諭說，很久以前，在一個古老的城市，有一個女人向市民高價出售12本書，書的內容涵蓋了世界上所有知識和智慧。他們拒絕了，認為她的要價很荒謬。於是，她立刻燒掉了一半的書，然後提出以雙倍的價格出售剩下的六本書。市民們還是嘲笑她，但這次似乎有點不太確定。她又燒掉三本書，剩下三本價格再翻一倍。人們猶猶豫豫，因為生活艱難，平日裏遇到的麻煩似乎倍增，所以他們再次拒絕了她。最後，只剩下一本書，而市民們終於支付了女人開出的天價。她獨自離去，給那些人留下的只有世界上十二分之一的知識和智慧。
書籍承載知識。它們是思想的傳播者，通過空間和時間傳播自我複製的想法。我們忘了一件事：書頁或屏幕上的那些標記可以讓一個大腦和地球另一端，或這個世紀另一端的一個大腦聯通、交流，那是個怎樣的奇蹟。
斯蒂芬·金（Stephen King）說，書籍是「一種獨特的便攜式魔法」——便攜式和魔法同樣重要。一本書可以隨身帶著，可以藏起來；那是你自己的私人知識庫。（我兒子的日記本掛著一個無效但具有象徵意義的鎖。）書中的文字具有強大的威力，以至於長期以來約定俗成的做法是將某些字詞留空：例如髒話，任何閲讀 19 世紀小說時遇到「d--d」的人都知道，或者那些過於危險而不能訴諸筆端的詞，比如一些宗教文本中上帝的名字。
書籍承載知識，而知識就是力量。也正因此，書籍對當權者 —— 政府和自封的領袖之類人物 —— 構成威脅。他們希望壟斷知識並控制公民的思想，而對書籍行使這種權力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下禁令。
禁書有著悠久而不那麼光彩的歷史，但它並沒有消亡：它仍然是一個生機勃勃的行業。1982年，針對書籍在學校、圖書館和書店遭遇日益加劇的挑戰，「禁書周」啟動。這個「慶祝閲讀自由」的年度活動迄今已持續了 40 年。
即使識字率有所提高，就像英國19世紀末開始實施教育法之後，書籍仍然很昂貴，特別是那些文字和思想最持久（可能也是最危險）的高端文學作品。直到 1930 年代，隨著信天翁出版社和企鵝出版社問世，大眾對優質平價書籍的需求才得到滿足。
而與此同時，對書籍的禁制也即將脫胎換骨，重獲新生，因為後來成為文字審查員的人竭力跟上新書激增的步伐，這些新書使讀者接觸到新的顛覆性的思想。但是，20世紀禁書行為擴展之所以最令人驚訝，卻是對這種「保護」的渴望竟如此普遍。
「敗壞思想」
例如，今天，中國政府還在不斷針對學校裏那些「不符合（國家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偏離正軌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書籍發佈禁令 —— 這些是可以靈活使用的經典詞匯，適用於因為任何原因不被當局許可的一切書籍。（儘管「學生們反正也不會真的去讀這些書，」2020 年一位教師在清理學校圖書館書架上的《動物農場》和《一九八四》時這麼說。）
俄羅斯的禁書方法是一種非常公開的冒險，因為這個國家向世界各地輸送了大量偉大的作家——無論是否自願。在蘇聯時代，政府試圖像控制民眾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樣控制他們的閲讀習慣。
1958年，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Boris Pasternak）因小說《日瓦戈醫生》（Doctor Zhivago）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部小說前一年在意大利出版，但沒有在蘇聯國內出版。他獲諾獎激怒了蘇聯當局（國家控制的媒體稱其為「藝術上骯髒、惡意的作品」），以至於他被迫拒絕了這個獎項。
政府鄙視這本書，因為它並不包含慶祝俄國革命的內容；它包含的是宗教色彩，頌揚的是個人價值。後來，美國中央情報局看到了《日瓦戈醫生》的「巨大宣傳價值」，遂設法安排在俄羅斯境內印刷。
蘇聯對書籍的禁制導致了為自我出版（samizdat）寫作的興起。諸如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Osip Mandelstam）的詩歌得以保存，應該歸功於這一潮流。政治異見作家弗拉基米爾·布科夫斯基（Vladimir Bukovsky）對samizdat 如此解釋：「我自己寫，自己編輯，自己審查，自己出版，自己發行，自己為它坐牢。」
但是，西方人如果認為西方國家不會出現這種情況，那無疑是在自我安慰。當書籍被禁，或者試圖禁書時，蘇聯當局的論點和其他地方沒有不同：這麼做是為了保護普通人免於接觸腐敗思想，因為他們太弱智，沒有獨立判斷能力。
在英國，禁書令往往是針對被視為色情淫穢讀物的打擊工具。一般來說，那通常是利用法律的粗暴力量來阻止社會變革的努力；這種策略總是失敗，但對於目光短淺的當局來說它具有無法抗拒的吸引力。
許多作家都因為跟英國反淫穢法打了擦邊球而聲名大振。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在寫《尤利西斯》（Ulysses）時一針見血地指出，「即便有警察盯著，我還是要把一切都納入我的小說裏」——這本書1922 - 1936年期間在英國被禁，而負責實施禁令的司法官員只讀了該書732頁中的42頁。喬伊斯在《尤利西斯》中納入的「一切」包括手淫、咒罵、性愛和上廁所。
DH 勞倫斯（DH Lawrence）是一個特例。勞倫斯的作品經常包含他以崇敬恭謹態度相待的性行為，英國檢察長髮起的一場打壓運動持續了許多年：燒燬他的書《彩虹》，攔截他的郵件以沒收他的詩歌《三色堇》，還突襲了他的藝術展。
這場仇恨打壓運動直到作者去世後依然在持續 —— 當企鵝出版社1960年出版《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時即招致起訴。那場訴訟案的庭審舉世聞名：出版商招募了數十名作家和學者來證明這本書的文學品質，不過伊妮德·布萊頓（Enid Blyton） 拒絕了他們的邀約。法官警告陪審團不要依賴文學專家的言辭體現了當局對普通讀者的不信任：「就這樣讓工廠的女孩子們看這種書嗎？」
陪審團一致裁定企鵝勝訴，這個具有諷刺意味的結局令人回味。三年前，英國政府試圖對這本書下禁令的 60年之後，再度出手，禁止當年呈遞法庭的那冊《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出售給海外買家，以便「找到一位（英國）買家來把我們國家歷史的這一重要部分留在英國」。
保持思想活力
與此同時，在美國，禁書行為堪比對書籍持久力的某種形式的禮讚。在這樣一個世界 —— 從電視到遊戲和社交媒體，每一波新技術浪潮都會引發對「不適當」內容的擔憂 —— 禁書這種做法仍備受歡迎。學校是書籍審查努力的特殊溫牀，部分原因是對孩子們的可塑性思維加以引導似乎是阻隔被視為危險的有效方法，還因為學校董事會（與書店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社區代言權。
1982年，也就是「禁書周」活動發起的那一年，一宗指控學校企圖審查書籍案（島樹學區）遞交到美國最高法院。涉案學校的董事會認為，「保護我們學校的孩子免受這種道德危險就像保護身體免受健康和醫療危險一樣，是我們肩負的道德責任」。他們提到的危險是」反美、反基督教、反猶太主義和骯髒」的書籍。（反猶太主義的指控是針對猶太小說家伯納德·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的傑作《修復者》（The Fixer）提出的。）
然而，法院的裁決是，根據第一修正案，「當地學校董事會不得僅僅因為他們不喜歡這些書中包含的想法而從學校圖書館中刪除相關書籍。」
不過，這並沒有阻止原告。在美國圍繞學校和圖書館的挑戰以及禁書的熱門話題中，首當其衝的是性。
「美國似乎對性極其感興趣，」2017年正擔任美國圖書館協會知識自由辦公室主任的詹姆斯·拉魯（James LaRue）說。
傳統上，性意味著淫穢。1964年，美國法官波特·斯圖爾特（Potter Stewart）在法庭審理一宗訟案時試圖給「硬核色情」下定義：「我只要看到它就能認出來。」
時至今日，禁書中的「性」更可能意味著性取向和性別認同：美國 2021 年有三本書都因為內容涉及 LGBTQI+ 而遭到質疑阻遏。這令人懷疑禁書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 是為了保護年輕人還是試圖進行意識形態清洗，同時也顯示審查當局缺乏想象力 ——他們認為對現象的描述（例如，跨性別者）是導致這些現象的原因，而不是相反。
這與一種信念有關，即我們不喜歡的東西，只要不出現在書頁上就可以安全地忽略它們，比如，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現代經典作品《最藍的眼睛》（The Bluest Eye） 常見於10 大禁書榜單，因為它描繪了對兒童的性虐待。
其實，美國的圖書審查制度由來已久，最著名的早期受害者是哈里特·比徹·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1852年出版的反奴隸制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1857年，俄亥俄州黑人男子山姆·格林（Sam Green）因「擁有《湯姆叔叔的小屋》」而被法庭「審判、定罪並被判處10年監禁」。不過，這本書現在更經常受到來自政治光譜上進步端的批評，因為小說以刻板印象描述黑人角色。
一本書越出眾就越容易引起審查員的注意。
塞林格（JD Salinger）的《麥田裏的守望者》經常受到挑戰 —— 1960年，一位老師因為教授這本書而被解僱，1980年代懷俄明州、北達科他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的學校剔除了這本書。禁止塞林格小說的理由通常是它使用了褻瀆和粗俗的語言，儘管它的開場白 ——「大衛·科波菲爾（David Copperfield）式的廢話」—— 按今天的標凖看起來頗具古風，很別緻。
禁書就像英國聖公會的廣教派，門下聚集了平常風馬牛不相干的各種書籍，涵蓋了從暢銷小說（彼得·本奇利、西德尼·謝爾頓、喬迪·皮考特）到經典作品（庫爾特·馮內古特、哈珀·李、凱特·蕭邦）的所有內容。它瞄凖的目標比射箭比賽中的靶子更多，從秘術崇拜（哈利波特系列）到無神論（《深夜小狗神秘事件》）。
當然，希望依然存在。「禁書周」的宣傳使這些書和審查議題不離開公眾視線。還有史翠珊效應—— 試圖禁止書籍會讓人更關注它們。在美國，一些巴諾書店(Barnes & Noble)有禁書書單，網站上專闢一個單獨類別。
在英國， 薩奇畫廊（Saatchi Gallery）曾舉辦一個珍稀書展，展示並出售稀有版禁書，包括一本超稀有的簽名版《麥田裏的守望者》（22.5萬英鎊/ 26.4萬美元），以及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On the Revolution of the Heavenly Spheres，200萬英鎊），1543年出版的這本書因為暗示地球並非太陽系中心而激怒了教會。
但是，永遠保持警惕，那是保持我們思想活力必須付出的代價，這不僅是指美國圖書館協會，還包括世界各地的讀者。正如西比林神諭所言，書籍可以被燒燬，書中的知識會丟失，沒有什麼是永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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