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經營台日關係除了不遲到以外，政府還有很多「該做而沒做」的事
文：武成（長期研究日本、政治、經濟社會議題，對台日關係有獨到見解）
2020總統大選前夕，中華民國陷入堪稱退出聯合國、台美斷交後最嚴重的外交危機，南太平洋友邦索羅門群島和吉里巴斯相繼斷交，目前願給中華民國（台灣）國家承認，僅存的15個邦交國也傳出陷入「雪崩式斷交」的威脅中，儘管我國並非單靠邦交「數目」衡量外交成敗，更不會有人懷疑外交人員挽留友邦的決心，但傳統外交工作的心態和技術，還是到了不得不檢討策進的時刻。
日本駐台代表的人選，其實也充滿弦外之音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代表沼田幹夫離任前，下任駐台代表即將派任之際，台灣正面臨總統大選，可惜藍綠白不分朝野，沒有一個政黨或總統參選人，能及時提出下一階段的對日政策白皮書，不管台灣的國際處境有多險惡，若將現有外交成績單，交給國際上聲譽卓越的第三方評鑑，大概不會有任何一個智庫或高等研究單位，會認同這樣辦外交「沒問題」。
索羅門斷交時，沼田幹夫罕見的主動發出聲明，希望「兩岸當事者之間的直接對話得到和平解決」，日本官方對台灣的外交困境發言，真的只是單純關切而已嗎？2014年7月沼田幹夫接任樽井澄夫代表就任，任期涵蓋馬蔡兩任總統，外交界認為沼田交涉能力強，勤於深入各組織進行交流，能真正通曉台灣事務。
日本外務省體系的外交官分為三類，第一類稱作「career外交官」，多為東京大學或京都大學畢業生，或是出自一橋、早稻田、慶應三所大學的學生，平均每年只有20多個一類外交官進得了外務省，仕途中多能升任高階文官或駐外大使，代表國家與他國實際交涉，負責政治事務，沼田為拓殖大學畢業，俗稱是「non career」的第二類外交官，因表現特優，是第一位當上領事局長的「二類官員」，二類出身官員多在本部或外務省負責一般行政事務，最多當到小國大使退休，沼田2014年由日本駐緬甸大使退休後，緊接著升任駐台代表，當時在日本外交界被稱為non career之星。
沼田的表現一如外界給他的期望，2014至2016年臺日雙方一共簽署了14項協議，橫跨經貿、科技、觀光、交通、文化、漁業、災防等範圍，其中《臺日電子商務合作協議》、《臺日金融監理合作瞭解備忘錄》、《臺日互免打工度假簽證費用》、《臺日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等等，不僅帶來立即的便利性，雙方企業和人民直接獲益，更是未來臺日簽署FTA（或EPA）的基礎架構。
見日本學者團，不遲到就夠了嗎？
相對於沼田在馬政府執政的派任期間，還拿得出可以和雙方政府和人民交待的「政績」，沼田後半段的駐台生涯，並無代表性的協議和MOU產出，延續台日「非政府」卻又密不可分經貿合作關係，台灣人在日犯罪案件頻傳，就連亟需突破的新形態領域如司法互助，竟也無端胎死腹中。
9月初東京外國語大學副教授小笠原欣幸，東京大學教授松田康博及早稻田大學教授若林正丈等重量級學者組團訪台，即是日本執行文部科學省委託的台灣政經研究計畫所需，2020年是該計畫最後一年，將總體評估民進黨任內的台日關係和兩岸政策，學者團與各總統候選人私下晤談，回國結案後即作為安倍政權下一階段對台政策的調整依據，學者團成員不乏被認為能直通安倍的多位關鍵性人士，此行結束後，整體評價上，是否留有傳達給官邸正面評價的空間，恐怕存在許多疑問。
日韓兩國今年七月因二戰「徵用工」歷史問題未解，延燒到貿易制裁及國安報復，日本加強管制半導體材料出口，日韓接著互相取消雙方的貿易「白名單」，韓國更在換約前片面取消《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SOMIA），威脅日本的北韓防線；同一時間，美日貿易談判中，日本政府破天荒同意調降美牛等美國農產品關稅，美國也取消日本進口車的關稅項目，日方調降的幅度，甚至接近美國最初主導的TPP「超高標準」，在日中關係修補，美日貿易戰的環境轉變中，美中「拉日本這一票」的氛圍高漲，更增加安倍的斡旋空間，直接出手整頓貿易深水區。
如果說「台日友好」將要消失，你信不信？
兩岸和外交直接由總統指揮，2020年後的台日關係能否突破困境，擊碎冰山，繼續為雙方的世代友好向下紮根，台灣必須清楚重新認知目前的嚴峻考驗，第一個要務是重啟台日經貿會議，啟動EPA多回合的談判的前置作業，設法擱置核食公投結果的政治爭議。
台灣應清楚認知，在劇變的國際社會中，不只不該當troublemaker，也用不著終日費力陳述被害者「自白」，應扮演靈活且強韌的小國（minor power），才能在充滿交易的國際現勢中，找到真正的自主空間，一方面因應強權國家操作和權重配置，一方面找自身平衡點。
持平而論，相對於日韓或日美進行中的貿易談判，核食議題沒有衝擊本國產業結構的壓力，政府權責機關出動，與日方對口直接交涉，就會找到突破口，例如在東京奧運前，雙方共謀提出振興福島周邊五縣市的觀光踩線計畫，讓台灣人更加認識核災地區的新面貌，了解復原工作已經接近核災前的水平，享用當地的農林水產品，進而降低貿易歧視障礙，找到最佳的暫時處置方案。
台灣面對日本這個民主國家，不需要太多的外交辭令，或是贅述民間情誼有多深，在兩國都各自面對選舉政治的考量下，首要工作是培養「解決問題」（problem-solving）的外交能力，誤把個人壯遊或旅外的學經歷當作國際通行證，或自我吹噓深入外國政要或權力中樞，將國際關係簡化成私人情誼就可以搞定一切，這些擺盪在自大跟自卑之間心態和作法都該揚棄。
「外交事務」就該在外交場域一較高下；回到外交界的術語，就是「洽辦得到就辦得到，辦不到騙不了人」。
敬告台灣：真的不要對另一個民主國家說教
輿論針對外交議題偏好爭論「國家認同」，把隨時在改變的主觀認同，推說是外交挫敗的理由，或是迎合「解決國家認同，外交種種問題就迎刃而解」的政治宣傳，事實上國際正式和非正式場合，無論成員是誰，大多數國家都對中華民國（台灣）的認同割裂不感興趣，也沒有展現同情的義務；這是台灣內部問題，不是國際問題，這是應有的基本認知。
沉溺在建構「全員一致」的國族認同想像中，這對於必須追求國際化、自由化而壯大國際競爭力的台灣，具有正面幫助嗎？2020年無論誰當選，都有義務重新定位和打造台日關係；畢竟，唯有經得起考驗的雙邊關係，才能期盼國安、戰略層級的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