詐騙、強控車、送摘器官：從犯罪工具人煉成無情施虐者的少年們

文字：孔德廉；攝影：陳曉威、林彥廷；設計：黃禹禛 核稿：李雪莉；責任編輯：張詩芸、黃鈺婷

20多天的囚禁，在姜成（化名）身上了留下大大小小的傷痕。

影響輕微的，是手腕上淺褐色的疤痕，那是手銬的束縛造成的。堅硬而鋒利的金屬時刻與手腕周遭的肌肉與骨骼對撞，先是導致紅腫、發炎，腫脹的部位又加大了摩擦力度，加速傷口開裂與感染。長時間的反覆創傷下，手腕留下層層堆疊的傷疤。

至於影響最深的，則是刻進骨子裡的恐懼。即便距離事件發生已經4個多月，只要與陌生人對話，從姜成口中吐出的句子就會變得斷斷續續，形成一道阻礙交流的障礙。因害怕而導致的情緒，甚至演化成焦慮，讓她得定時服用安眠藥來逃離拘禁的夢魘。

2022年10月開始，姜成被關押在桃園青埔的大樓房間內，直到11月初大批荷槍實彈的警員破門，沒有自由的生活才得以告終。這段期間，她所處的犯罪據點裡一共囚禁了35人，其中一人在刀械、鋁棒、電擊棒和鎮暴槍（註）的輪流虐待下，身心受到重創，因求救無門又無法循正常通道離開，於是趁隙攀爬浴室窗戶，從11層樓的高度墜地而亡。另外兩人則分別在腿部皮膚壞死、持續吐血、大小便失禁中病死。死後，他們被裝入行李箱，分別被嫌犯從桃園和南投的山間陡坡踢下。

註：鎮暴槍原理是將「軟性子彈」以比較小的動能打到人體上，藉此在暴動中達到警示鎮壓的效果。其使用的子彈通常不會侵入人體，只會造成疼痛、瘀傷、最重到骨折等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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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禁陷阱的開端

「我不知道為什麼人要暴力到這個程度。這件事情或多或少改變了我的人生，但我自己也有沒考慮到的地方，」姜成接受《報導者》專訪時‌說道。她並未迴避自身的問題，會落入陷阱，主要考量還是為了生活、小孩和日常開銷。

去年起，姜成的婚姻亮起紅燈。7月開始，她與先生輪流照顧3名上小學的孩子，一下攪亂了原有的生活節奏。姜成從事房仲工作，白天發傳單、處理文書作業，等到傍晚大家下班，她又拜訪、開發客戶直到深夜，時程歸劃都以整天作為基本單位；成交狀況好的時候，一個月最多會有8、9萬元的收入。但隨著暑假降臨，為了準點接送就讀小學的一對子女，她得在下午4、5點就從崗位上離開，既定的工作時間砍半，一家4口的花費也讓戶頭存款水位快速快速下降，這讓姜成憂心忡忡。

這樣的網路廣告不偏不倚地打中了姜成。9月的一個午後，她揣著忐忑的心從桃園來到新北市板橋區的一家汽車旅館。對方告知這個工作實際就是出租帳戶，薪水5萬元，如果能「配合拘禁」一段時間，報酬還能再往上談；但為了接送和陪伴小孩，她沒有同意拘禁，只打算拿到5萬元來應急就好。

與姜成同行的還有另一名男子，兩人看著眼前有點瘦弱的工作人員，暫時放心地交出手機與銀行存摺，用來確定銀行轉帳功能是否正常、綁約帳號是否正確，同時進行網路銀行功能開通與更改網銀帳號密碼等一系列步驟。

等到取得人頭帳戶的工作完成，工作人員便提議叫車將兩人送回桃園，順便回公司領取薪水。姜成不疑有他，沒想到40分鐘的車程後，等著她的是突如其來的監禁。

把人當鼠的「米奇不妙屋」

「一進到房內，一個躲在門後的男生就突然勒住我的脖子，把毛巾塞進我的嘴巴，然後將我的雙手反銬在背後，推到人滿為患的房間裡，」姜成回憶當時的狀況。

開始的4、5天裡，姜成說，每個人一天只有一個保特瓶、600c.c.的飲水，毛巾卻持續榨乾他們口中的唾液，只有每天一次的吃飯機會能取下。由於雙手被手銬緊緊束縛在身後，囚禁者只能用被綁住的手試著餵食彼此，連上廁所解褲腰帶都需要其他人的幫忙。但如此生死相依的歷程，卻沒有凝聚成集體的反抗力量。

囚禁期間，類似的暴力無所不在。根據檢察官在去年12月份完成的起訴書內容顯示，在嫌犯們以「材料報帳」為名的通訊群組裡，他們搜集了鋁棒、甩棍、手銬、電擊棒、鎮暴槍和大量的強姦藥丸FM2，這些全是用來輔助拘禁的「材料」，用在名為「米奇不妙屋」的據點裡。

事實上，據點的代號也多少反映了嫌犯們對待被害人的輕蔑態度。「米奇不妙屋」對應的是迪士尼製作的《米奇妙妙屋》，它是一齣學齡前的兒童動畫；而「不妙」的起源其實是一則梗圖、是捕鼠籠的代稱。網路上多起「米奇不妙屋」的影片講述的皆是自製陷阱、大量捕鼠的情形。而在這起案件裡，被囚禁的被害人在犯罪者眼中，就如落入陷阱的老鼠，因為愚蠢而特別值得嘲諷。

底層年輕「控員」逐漸堆積的暴力發洩

從各式武器的準備到時刻毆打被害人的野蠻行徑，過去，這些暴行多半發生在司法效率不彰的國家，如今卻在台灣上演。

新北市刑警大隊是破門攻入該起犯罪在桃園據點現場的第一個單位。參與偵辦的技正廖睿辰具15年以上的刑事案件工作經驗，他本來並不相信這類案件存在，直到全副武裝的霹靂小組衝進門內，回報現場交錯堆疊了30多名被害人，他才意識到運用暴力控制人頭帳戶行動的「強控車」犯罪，已經演變至如此誇張的地步。

註：所謂「車」是指人頭帳戶的計量單位，也指稱帳戶持有者本人；「控車」則指控制人頭戶的行動。過往多為「軟控車」，相對的「強控車」即指以強制手段和暴力控制人頭戶的行動。

在連夜詢問現場嫌犯時，廖睿辰不斷思考犯罪的成因。他指出，在從警生涯中，約莫在2006年就有類似的「控車」案件，當時的做法是犯罪集團會貼身盯梢人頭帳戶持有人，讓持有人親自去銀行或郵局存提款和轉帳。但在科技高速發展下，金融帳戶的操作早就脫離需要臨櫃辦理的範圍，只要取得帳號、密碼、身分證和手機，誰是真正的帳戶持有者並沒有太大差別。廖睿辰解釋，這正是強控車犯罪的暴力本質：

只是在這起囚禁案件中，金字塔型的分工模式，更加速暴力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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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勾勒該組織的組成時，新北刑大從據點控制人員（簡稱「控員」）的手機中找尋資料，靠著聯繫紀錄，逐漸拼湊出這個犯罪集團的樣貌：除了位處底層的16名控員外，另外有10名負責聯繫和處理帳戶的中階幹部，和3名下指令的主要幹部。

靠著29名成員的架構與分工，新北刑大發現該集團控制著兩處據點，包括姜成所在的桃園市中壢區青埔據點和另一處位於新北市淡水區淡海新市鎮的據點。而集團之間除了高階幹部彼此認識外，其餘成員皆不知道彼此的身分，底層的據點控員更是經由向外招募而來。由於平均年齡只有20歲上下，這些幾乎沒有犯罪前科的控員，只負責最簡單的工作：不要讓被害人跑掉。除此之外，該如何管理、可以動用哪些手段，幾乎沒有交待。

拿掉了社會道德、法律和上層的監督後，兩處據點就像是一座純粹人性的試驗場。

一一對照所有被害人的經歷後，廖睿辰發覺據點裡的管制手法只能用「高壓統治」來形容。他解釋，這些年輕的犯嫌採取連坐法，也就是挑選受害群體裡的一人來負責監管其他人，賦予該人類似小組長的角色，鼓勵他們向不聽話的人動手，破壞群體的團結；而一旦有風吹草動或管理不善，小組長也會被揪出來毆打，以此達到恐怖平衡。

但一開始，底層的控員們，原本是以紀律與平和開場的。

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江玟萱是這起暴力囚禁案件的主要負責人，從被害人的證詞中，她得知2022年9月底據點開始運作時，嫌犯們曾一度和被害人講好互相配合，型態上屬於非暴力的「軟控」。然而隨著時間一長，據點裡關押的人愈來愈多，管理難度大增，控員們開始將所有被害者上銬、下藥，祭出更強硬的手段。

管制強度的提升，顯現在一段兩分鐘的監視器畫面裡。畫面中一位求職者在10月底來到據點，剛到房間內坐下，4名男子馬上將他團團圍住，手持甩棍和鋁棒打得他措手不及；一分鐘後，甚至掏出鎮暴槍指著求職者的腦袋，不斷逼問他：「要不要配合？」

為釐清案情，新北刑大查扣控員們的手機，從中撈出了所有據點現場的回報畫面。隨著日子不斷遞嬗，他們發現現場控員們把凌虐控管變成一種玩樂形式的發洩。

想起那段經歷，遭到長期拘禁的姜成仍然心驚膽跳，她尤其記得幾位年輕人的殘酷「樂趣」：

人性試驗場的路西法效應

事實上，根據檢方事後調查，桃園、新北兩處據點的16名控員，年紀都在20歲出頭，裡頭更有3名未成年少年──兩人17歲、另一人則僅有15歲；而這些人即便年輕，手段也沒有比較溫和。

曾一一訊問事發經過的江玟萱還記得他們的面孔。「這些少年看起來就是國中生的樣子，回答問題看起來也乖乖的，但對照從其他被害人的嘴裡描述的（行為），很難把兩者對在一起，更難想像一個15歲的人會如此（殘暴）。」對於這起囚禁案裡的逐漸升級的暴力，她始終感到難以置信。這讓江玟萱很快聯想到1971年的史丹佛監獄實驗。

1971年8月14日，史丹佛大學心理學系教授菲利普．金巴多（Philip Zimbardo）在學校地下室打造了一座模擬監獄，並以每日15美元的報酬，徵求到24名大學生參與他的實驗。這場實驗為期兩週，目的是觀察特定情境下人類心理與行為的轉變。參與者隨機被分為「囚犯」或「獄卒」，典獄長和監獄幹部則由監視實驗進行的金巴多和其學生擔任。

從「逮捕」行動開始，警方到飾演囚犯的參與者家中，走完所有流程：包括搜身、雙臂張開靠在警車上、上銬、到告知權利義務。犯下武裝搶劫和入室盜竊的「囚犯」們隨後被送往警局拘留，再轉往「監獄」裡關押。

「監獄」裡，所有「囚犯」的個人特徵被抹除，只留下數字做為代表。「獄卒」們則統一身穿卡其制服、配戴太陽眼鏡與警棍，形成對立的兩個群體。

實驗的第一天，凌晨兩點半，所有「囚犯」從睡夢中驚醒，被叫出房外排隊站好點名。此外，彼此相安無事。第二天早上，「暴動」卻突如其來地展開，「囚犯」們扯下號碼牌，將床立起靠在鐵條欄杆以示抗議，同時嘲笑管理者、拒絕服從命令。「獄卒」則開始動武，他們拿出滅火器噴灑將人趕出，接著闖入每間牢房，將「囚犯」衣服脫光，搬空床鋪；並將「暴動」發起者單獨監禁起來，同時發起了特權制：愈少參與暴動的人，可以愈快拿回衣服和床鋪，還能被允許洗漱和刷牙。

實驗的第三、四天，「越獄」的傳聞開始傳播。「獄卒」想方設法阻止，包括集體移動囚犯到加強警備措施等。即便證實並無越獄，但「獄卒」再次提高了他們的騷擾程度，例如迫使「囚犯」們徒手清理馬桶，做俯地挺身、開合跳，能想出什麼就做什麼，還把每次點名的時間延長到數個小時，試圖增加對「囚犯」的羞辱。

在幾天的監禁後，實驗團隊觀察到有「囚犯」開始出現情緒障礙、思維混亂、無法控制的哭泣和憤怒，要求退出實驗。而在「獄卒」身上，團隊則發現有大約三分之一的人在侮辱囚犯的方式上充滿敵意、專橫且別出心裁，似乎非常享受他們所掌握的權力，例如在半夜升級對「囚犯」進行愈來愈色情和有辱人格的虐待。

總結這場引發爭議的實驗（註），金巴多認為像監獄這樣的環境在短短一週不到的時間，就將人「非人化」，輕易剝除個體所具備的特質、行為與思考能力。他也將實驗結果歸納成知名的「路西法效應」（The Lucifer Effect）：在權力與情境相輔相成下，人性會跟著集體做出轉變，甚至平凡的人也會走上為惡之路，合理化自己所行使的暴力。

註：2018年美國作家布倫姆（Ben Blum）對實驗提出質疑，他認為該實驗有缺陷，包括參與者不得依其意願離開、參與者行為受研究者引導而導致失真等。隨後，實驗設計者金巴多回應，他給「獄卒」的指引是「維持規則及秩序」，並沒有直接要求以暴力對待，這不會直接造成「獄卒」的暴力行為。至於參與者用演戲促成實驗結果，金巴多則表示實驗後期，部分「獄卒」的行為已經超越正常的職責，例如要求「囚犯」扮演肛交以羞辱他們等。金巴多認為這表示著監獄實驗並非騙局，擔任不同角色的人確實受到影響。

重頭回到台灣這起囚禁案裡，桃園、新北兩處據點的情境讓「路西法效應」再度上演。警方在詢問這些年輕控員時也發現，現場的集體權力傾斜，讓加害者跟著變本加厲。一名負責調查的警員接受《報導者》訪問時說道：

少年觸法轉以詐欺居多：透過網路，幫派以蠅頭小利吸引青少年當工具人

在這起囚禁案件中，警方查出犯罪集團是透過人力仲介，以高額利益將人集體式地吸納進來。新北刑大指出，以幾名擔任控員的少年為例，他們多半屬於都是沒有走上正途的曝險少年（註）。人力仲介提出日薪8千元的薪資，找到地方幫派中的一人，再讓他們以介紹工作的形式一個拉一個組成團，擔任據點的管理人員。廖睿辰分析：

註：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3條規定，是指有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危險器械、有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行為而尚未觸犯刑罰法律，或是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行為的12歲以上、未滿18歲者。

過去，詐騙集團們找上少年，讓他們擔任負責領錢的車手、負責收取帳戶存摺的收簿手；如今，少年們的身影頻繁出現在「強控車」的犯罪裡，甚至成為人口販運的幫手，涉入各式各樣騙人又騙財的詐欺犯罪當中。

根據司法院統計，近10年少年犯罪嫌疑人觸法類別中，從2012年到2019年都是竊盜人數最多；2020年開始出現反轉，變成詐欺居冠，在2021年的9,627人中，也以詐欺1,633人最多。另外，近5年未成年人進入少年矯正學校接受感化教育學生統計中，也以詐欺罪的80人超過傷害罪的57人與毒品犯罪的50人。

除了高薪作為利誘手段，近年來分工更加細緻的詐騙集團也開始運用「恩威並施」的手段來拉攏少年入伙。

曾經手八仙塵暴案、信義區夜店殺警案到廣西南寧投資詐欺案的君瑋律師事務所，近年也承接各種詐欺相關的案件辯護。近3年來，他們除了手頭上詐欺的案件占比從業務量的1成成長到3成外，亦發覺招募型態有所變化。

主持律師陳君瑋指出，近期律師同業們就遇到委任突然被解除的狀況。他解釋，原本的委託人因參與詐欺成為被告，委託人媽媽自行找來律師打官司，卻被詐騙集團威脅要換人辯護；無奈下，委任被撤換，詐騙集團便另外給了一筆錢作為被告的封口安家費。

對此，陳君瑋也進一步說明到，現今的詐騙集團為了維護組織權益，還會與固定的律師事務所合作打官司。建立了法律屏障，以此說服未成年人成為犯罪者後，這些集團還會承諾提供一筆安家費，讓少年們一但被捕落網，還能得到補償。

除此之外，網路廣告和通訊軟體裡氾濫的偏門賺錢訊息，也成為吸引年輕人踏入的誘人陷阱。

林思吟在近半年內承辦了兩起異常暴力的詐欺案件，分別都與「器官摘除」直接相關。兩起案件招攬到的全是年輕族群。

第一起案件裡，三名平均年齡21歲的青年和一名17歲的蘇姓少年為了賺取一人120萬元的獲利，在網路上刊登境外高薪祕書工作、協助領取拳賽獎金、賭金等廣告，誘騙兩名被害人上當後，將人送往泰緬邊境的美索縣摘除器官。該案一名被害人入境後泰國上錯車，因而輾轉被賣到緬甸KK園區從事詐騙；另一人則在抵達泰國後察覺不對而逃跑，幸運獲救。

第二起案件裡，年輕的嫌犯從通訊軟體Telegram中得知把人送出國賣器官可以賺錢後，於是誘騙被害人前往泰國出售腎臟。出境前，被害人被「強控」在台中的汽車旅館裡，甚至被逼著辦理貸款和新的帳戶，隨後帳號密碼、提款卡與存摺都被收走；嫌犯則將取來的人頭帳戶另外以5萬元賣給詐騙集團。但被害人在被轉移到另一處旅館時，被友人救下，從器官買賣的犯罪中脫逃。

回顧這兩起未成年人參與的犯罪，雖然最終被害者都得以僥倖逃過一劫，沒有丟失身上任何器官。但負責承辦的林思吟發現，這些教唆台灣青少年從事人口販運、詐欺、器官買賣的相關案件，起源都是網路裡的廣告訊息。這些訊息來源來自台灣或海外，難以確認，但都能引誘想賺錢的年輕人上鉤。只是上述兩案中，未成年人即便成功把人騙出國，也未拿到約定的報酬。

全台犯罪問題的縮影

對於這類犯罪的發生，林思吟亦感到十分震驚。辦案過程裡，她發現這些少年們為了賺錢，幾乎是全然不顧他人生死，而是盡其所能地將人的價值壓榨乾淨。她曾經因為疑惑而向嫌犯問到：「送全拆（器官）是不是人不會活著回來？被害人都不知道他們要被拆器官？」少年們則一派輕鬆地回應：「好像是這樣，應該沒有人會想要出去被摘器官吧？」

對談裡的漠然，讓有13年司法經歷的林思吟無法理解：

站在執法的第一線，過去是少年隊出身的新北市刑大技正廖睿辰，接觸過無數觸法的少年們。他認為，愈來愈多未成年人被詐騙集團利用，除了高薪引誘外，也是因為如今升學、技職和就業的制度沒有發揮完整的力量，讓諸多家庭功能不彰的少年們輕易地就被體制所排除，像是「被放棄的一群」，他們反而在集體的犯罪中找到認同感。

當第一線的檢警和追著罪犯滿街跑，只是亡羊補牢。廖睿辰強調：

從凌虐控制人頭帳戶的台版柬埔寨案，再到上述兩起騙人出國摘器官的人口販運案，從這些令人咋舌的犯罪裡，我們看到少年們受聘成為據點的控員，或搖身一變成為操縱別人的人蛇。犯罪集團僅用最微薄的代價，就讓年紀輕輕的他們在跨境詐欺犯罪鏈中共同作惡，施展暴力。

然而在缺乏社會經驗和衝動情緒的交雜下，這些少年不但成為詐欺犯，也更加冷血和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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