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的清華歲月／魯先聖

魯先聖

清華大學的百年歷史上，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事件。

1911年2月，清政府在北京城內設立的遊美學務處和籌建中的遊美肄業館遷入西北郊外的清華園辦公，並將校名定為清華學堂。這一年的4月29日，清華學堂正式開學。

最初的十幾年中，清華學堂一直作為一所普通的留美預備學校而設置，學生進入清華園，主要學習英文和一些歐美文化知識，中國的傳統文化則相對薄弱。1924年初，隨著各方鼓噪和社會大潮湧動，清華學堂正式啟動改辦大學的程式。同年10月，根據清華大學籌備委員會草擬的組織綱要，決定在籌建大學部的同時，籌備創建研究院，“以備清華大學或他校之畢業生，對特種問題為高深之研究”。由於財力、人力、研究方向等諸方面限制，籌備人員多次研究，最終決定研究院先設國學門一科，也就是後來被社會廣泛稱謂的國學研究院。

1925年2月，在校長曹雲祥主持下，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籌備處正式掛牌成立。此前，因提倡白話文而聲譽鵲起的胡適，建議曹校長採用宋、元書院的導師制，並吸取外國大學研究生院以學術論文為專題研究法來辦研究院。曹深以為然，首先聘請由清華出身、美國哈佛大學學成歸國的一代名士、年僅32歲的吳宓主持研究院籌備處。在他的主持下，研究院的宗旨確定為：用現代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培養“以著述為畢生事業”的國學人才。當時的清華是個留美預備學校，留美預備學校來辦國學院，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學來建設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國學研究院有四大導師：第一位是開創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國維；第二位是戊戌變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啟超；第三位是從哈佛大學回來的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三位導師性格各異，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導師中最晚到校的陳寅恪，在當時並不出名。

陳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導師，一說是國學研究院主任吳宓所推薦，他因為了解陳寅恪的博學而推崇備至；還有一說是梁啟超提名的，據說梁啟超為了推薦陳寅恪，還曾與清華校長有過一番舌戰。校長說，陳寅恪一無大部頭的著作，二無博士學位，國學研究院的導師，怎麼能連這些都沒有呢？梁啟超說：“沒有學銜，沒有著作，就不能當國學院的教授啊？我梁啟超雖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沒有陳先生三百字有價值。”梁啟超還說：“這樣的人如果不請回來就被外國的大學請去了。”梁啟超給曹校長指出許多準備聘請陳先生的國外大學，如柏林大學、巴黎大學等。曹雲祥當即拍板，聘請陳先生。事後曹雲祥為自己能將陳寅恪請來清華，而沒有讓其他學校挖去慶倖不已。這個時候，遠在德國遊學的陳寅恪接到國學院導師的聘書時，剛剛年滿36歲。

他受聘來清華任教，根據吳宓的日記記述，也經過了很多的波折。

1925年2月16日，吳宓以校長曹雲祥的名義發了一封電報給遠在德國柏林的陳寅恪，請他到清華國學院就任導師。在猶豫了一番之後，陳寅恪同意就聘，但不能馬上到學校來。4月27日，吳宓在日記中這樣寫道：“陳寅恪復信來。(一)須多購書，(二)家務，不即就聘。”吳宓因此感歎道：“介紹陳來，費盡力氣，而猶遲疑，難哉。”之後，吳宓又幾次去電報勸說陳寅恪早日回國到清華就任。6月25日，吳宓在日記中記載道：“晨接陳寅恪函，就本校之聘，但明春到校。”8月14日，吳宓日記寫道：“陳寅恪有函來，購書殊多且難。”陳寅恪提出種種困難，吳宓便和曹雲祥校長說，請曹雲祥幫助解決。其實，陳寅恪一再托詞，主要是錢的問題。陳寅恪不但需要回國的旅費，他買了大量的書也需要錢。曹雲祥最終同意先給陳寅恪預支幾千元薪水，匯到了柏林。陳寅恪這才於12月18日由馬賽起程，第二年7月8日到達清華園就任。

一年後，陳寅恪的身影出現在清華園裏。他很幽默，因為四大導師中的梁啟超是“南海聖人”康有為的弟子，王國維是末代皇帝的讀書顧問，於是陳寅恪就給學生們送了一副對聯：“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

令師生們驚歎的是陳寅恪的博學。他在課堂上講授的學問貫通中西，他在課餘分析各國文字的演變，竟把葡萄酒原產何地，流傳何處的脈絡，給學生講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課時，連清華的教授們也常來聽。有人稱他為“活字典”，也有人稱他是“教授的教授”。

晚年的陳寅恪雙目失明，但當時，馮友蘭先生是大學者，名氣比陳寅恪響亮得多，但馮友蘭在陳寅恪面前也是畢恭畢敬、以學生自居，這連當時的學生們都能感覺到。

當年的華北學術界分成兩派，一派是本國培養的學者，另一派是有留學經歷的。本土派認為，洋派不懂國情，你的學問再高，也是隔靴搔癢，解決不了中國問題。留洋派就覺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狹，不掌握現代化的工具，因而兩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誰都不敢瞧不起陳寅恪，這在學術界堪稱傳奇。

多年之後，對於陳寅恪的學問人品，吳宓曾不無感慨地說道：“1919年1月底2月初，陳寅恪君由歐洲來到美國。先寓康橋Cambridge區之Mt. Auburn街。由俞大維君介見。以後宓恒往訪，聆其談述。則寅恪不但學問淵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幕。例如，於巴黎妓女及秘密賣淫之生活實況，又歐美男女遲婚、不得嫁之痛苦及流弊，述說至為詳切。其歷年在中國文學、鳴學及詩之一道，所啟迪、指教宓者，更多不勝記也。”其欽佩之情溢於言表。

陳寅恪在1929年所作的王國維紀念碑銘中，首先提出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追求的學術精神與價值取向。他當時在國學院指導研究生，並在北京大學兼課，同時對佛教典籍和邊疆史進行研究、著述。在清華大學開設語文和歷史、佛教研究等課程。他講課時、或引用多種語言，佐證歷史；或引詩舉史，從《連昌宮詞》到《琵琶行》、《長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處，又無不準確，伴隨而來的闡發更是精當，令人嘆服！盛名之下，他樸素厚實，謙和而有自信，真誠而不偽飾，人稱學者本色。

陳寅恪的耿介與獨立人格精神，在日常的生活中更是異常鮮明。1927年6月，王國維自沉昆明湖自殺。在遺體告別儀式上，其他人都是行三鞠躬禮，而陳寅恪卻行三跪九叩大，他用這種傳統的國粹最高禮儀表達自己對這位同仁的尊敬與哀悼。

這一段時間經濟非常困難，陳寅恪家裏沒有錢買煤燒火。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聽說之後決定送給他一些錢買煤應急。但是，陳寅恪認為這樣的錢受之有愧，有辱自己的清明，就把自己收藏的一些珍貴藏書賣給胡適，以頂替那筆錢款。事實上，胡適揀了個大便宜，陳寅恪那些珍貴藏書的價值，比起胡適給他買煤的那筆款的價值不知道要高過多少倍。

但是，這就是陳寅恪的品格。

陳寅恪就任之後，成為清華大學唯一的中文系“合聘教授”。但是，他在師生中卻享有“蓋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師”等稱譽。在清華校園裏，不論是學生還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難問題，都向他請教，而且能一定得到他滿意的答復。大家稱他為“活字典”、“活辭書”。

他治學面廣，宗教、歷史、語言、人類學、校勘學等均有獨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因此，陳寅恪的講課時，研究院主任吳宓教授是風雨無阻，堂堂必到的聽課者；其他如朱自清等水準很高、已經名滿天下的教授，也常到教室聽他講學。哲學專家馮友蘭，當時任清華大學秘書長、文學院長，早已經是著名的學界泰斗一級的人物了。可每當陳寅恪上《中國哲學史》課時，馮先生總是恭敬地陪著陳寅恪從教員休息室走出來，靜靜地坐在教室裏聽他講課。

1963年，胡喬木特地到中山大學看望他，關心他的舊稿重印事宜。還說，在清華學院時，可惜沒有機會聽陳寅恪講課，深感遺憾。

陳寅恪講課時總是端坐而講，所論者皆關宏旨，絕無遊詞；態度嚴肅，從不嘩眾取寵；認真負責，極少曠課。有人聽他講課四年，從未見過他請過假。講課雖多平鋪直敘，但聽課者並不感到枯燥。

對學生的愛護無微不至更是陳寅恪的特點。對學生生活乃到畢業後就業問題，也非常關心。他認為問答式的筆試，不是觀察學問的最好方法。做論文，要求新資料、新見解。他從不要求學生用死記方法，而是鼓勵思考，他更反對“填鴨式”的教育方式。

此外，陳寅恪講學還注意自然啟發，著重新的發現。對學生只指導研究，從不點名，從無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學校的規章舉行，沒有不及格的。他常說：問答式的筆試，不是觀察學生學問的最好辦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學生寫短篇論文代替大考。但他又強調，做論文要有新的資料或者新的見解，如果資料和見解都沒有什麼可取，則做論文也沒有什麼益處。

陳寅恪在清華的故事很多。1932年夏，清華大學國文系主任劉文典請陳寅恪擬清華大學入學考試國文試題，陳寅恪出對對子“孫行者”一題，一時引起輿論大嘩，當時已經由政府明令，推行白話文達十年之久。陳寅恪此舉引起社會各界不少批評，大多是說陳是在開倒車。因為對對子是舊式私塾的功課，而新教育沒有這個內容。陳寅恪卻堅持自己的做法，他的題目中有一個對子是“孫行者”，標準答案竟然是“胡適之”，“孫行者”在這裏不光是一個人名，還有“孫子行走著”的意思，而“胡”是文言疑問詞，“適之”是去哪里的意思。

在講授歷史研究的心得時，他常常說：“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據史籍或其他資料以證明史實，認識史實，對該史實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這就是史學與史識的表現。”他的學生曾經回憶道：“陳師在講歷史研究時，常說：凡前人對歷史發展所留傳下來的記載或追述，我們如果要證明它為有，則比較容易，因為只要能夠發現一二種別的記錄，以作旁證，就可以證明它為有了；如果要證明它為無，則委實不易，千萬要小心從事。因為如你只查了一二種有關的文籍而不見其有，那是還不能說定了，因為資料是很難齊全的，現有的文籍雖全查過了，安知尚有地下未發現或將發現的資料仍可證明其非無呢？”陳寅恪對學術研究的嚴謹態度由此可見一斑。難怪傅斯年對他進行這樣的評價：“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