黝暗的隧道中，有光──從《盲目》到《投票記》

葡萄牙作家喬賽．薩拉馬戈（Jose Saramago 1922~2010）是198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摘取桂冠的代表作《盲目》一書，無論想像力或敘事筆法都堪稱構思奇崛，也是再次突破自我的創作高峰。時隔多年，耄耋高齡的薩拉馬戈又寫了一本對政治與人性極盡批判諷刺的《投票記》，接續了前者意猶未盡的故事。

這兩本虛實交錯，類似寓言的小說，皆是架構在人性的黑暗面：因為食色的慾望與權勢的貪婪，衍生了自私墮落與無所不用其極的殘暴掠奪。尤其是《盲目》一書，在虛構了一場形同瘟疫般快速傳染的白（盲）症後，當局立即將這些失明的患者隔離到一個廢棄的精神病院中，並對企圖脫逃者下達格殺令，將他們的處境推落絕望的人間煉獄。有些盲人為求生存而相濡以沫，卻也不免相互猜忌，女人們甚且為了裹腹而獻身流氓惡霸。直到他們在唯一沒有失明的醫生太太帶領下，團結反抗，終於逃出醫院；更在全民皆盲、混亂失序的城市中，覓得一線生機，直到復明。

然而，歷經莫名的失明又復明後，這些平凡的小人物們並未「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到了《投票記》中，他們又因對政治不滿的默契，在選舉時投下絕大多數的空白票而遭執政者猜忌，嚴苛監控，將整座城市隔離成封閉無援的孤島，甚且不惜在車站投置爆裂物，企圖製造恐慌。而這些從眼盲心盲中清醒過來的市民，卻展現了高度的理性與自制，全然冷靜以對。小說中以大量爾虞我詐、包裝堂皇的對話，赤裸裸揭露了政客之間的勾心鬥角與虛矯無情；在對民眾的凝聚力束手無策之後，竟以卑劣的手段羅織構陷良知未泯的大隊長與醫生太太，造成令人瞠目驚駭的結局。

閱讀過這兩本書的讀者大都不難發現它們在意旨上的延續與筆法的相似。從集體炫目的眼盲到大量的空白票，作者一再強調「白」的意象，既諷刺了群眾茫然的盲從無知，也做為對貪腐政治豁然醒悟之後的無言抗議。白是全面的反噬，也是決絕的抽離──在被剝奪了視覺與尊嚴後，「人」究竟還剩下甚麼？這道無解的議題，具體呈現在兩本書中的每個人物都沒有名字，而是以職業或特徵做為代稱：第一個盲人、計程車司機、醫生太太、戴墨鏡的女孩；市長、總理、內政部長、大隊長。在紊亂脫序的社會中，在面臨求生的本能時，「生而為人」必須直球對決的，唯有人性與人品的試煉，也讓我們重新思考姓名職稱在生命中的指涉與定位。

然而，書中最令讀者燒腦的，應是大串沒有引號區隔的、連珠炮式的對話。這是薩拉馬戈式的獨特風格，在他晚期的作品中更見其熟極而流。乍讀之初，很容易陷落語言混淆的迷陣；但凝神閱讀幾段後，就能從個別角色鮮明的語氣與上下文的鍊結自行分辨解讀，甚且欣然感受去除分段分行與名稱的標示後，這些緊湊密集的語言，更能營造出零距離的臨場感。

此外，作者「不甘寂寞」的插話，也是薩拉馬戈擅用的手法。有趣的是，這種說書兼帶評書，時而戲謔、時而諷喻，絮叨不休的「串場」，看似隨興，實則帶點後設小說的意味，也經常在場景陷入極端危急或繃張過緊時，有意無意地打斷入戲太深的讀者：提醒這是虛構的小說世界，適時拉開了「我們與惡的距離」，暫且從令人駭然懼怖的情緒中脫身。

除了書寫功力的屢見創新，薩拉馬戈筆下這些既荒謬又殘酷的故事，也揭示了他挑戰那些極權與戴著民主面具而行獨裁之實者的一貫立場。閱讀兩書，很容易聯想起喬治．歐威爾的《動物農莊》與《一九八四》，可薩拉馬戈書寫的政治時空，並非童話或預言的虛擬，而是他親身閱歷的實境。從他續寫《投票記》看來，漫長的時光並未改善遭受迫害者的處境──「謊言的年代」裡，潘朵拉的盒子被掀開了，貪婪、嫉妒、欺瞞、疾病、痛苦……張牙舞爪，競相從魔界破空竄出。舉世滔滔，唯一的希望是人性中曖曖內含的光，那也是薩拉馬戈筆下恆常的同理心，彷如黝暗漫長的隧道中隱隱透出的光。它們伏流在熱心助人的醫生太太血液裡，蟄存在質疑命運劇本、幡然覺悟的大隊長心中；也潛藏在那個甚且沒有任何職稱與特徵的「妳去哪兒我就去哪兒的女人」驚天一爆的犧牲中。

而讀者，始終是心明眼亮的。

＊註：《盲目》1995年出版，或譯《失明症漫記》，英譯Blindness。

《投票記》2004年出版，或譯《復明症漫記》，英譯Seeing。

《謊言的年代》薩拉馬戈雜文集，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