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論壇／包淳亮】回憶六四事件 三十週年往事歷歷

作者為政治大學東亞所博士

5月18日，台北舉辦了由華人民主書院與香港支聯會合辦的「六四事件三十週年研討會」。吳國光在會上提到了「軍事政變」，引起一些爭辯。

我無法判斷吳國光論點的真偽，不過幾年前，一位後來流亡到紐約的學運領導人告訴我，當時某省的學運領導人已試著與地方的軍方領導人聯繫，希望該省率先宣布「中立」，不介入北京的政治鬥爭。我聽了他的說法後將信就疑，但這類彷彿清末「東南互保」翻版的可能狀況，也或迫使北京的執政者採取更為激烈的回應，包括流血鎮壓。由此我對事件的複雜度增加了一些感悟，不敢輕言裁判，採取過於輕率的立場。

另一位學運領導人曾告訴我，前面所述的這位昔日的學運領袖，後來在美國的表現令人難以恭維。不過與威權政府對抗的人，往往具有「超越」社會規範的人格特質，無論是革命時期的中共、八九學運的領袖，或者台灣過去的反對勢力、與太陽花的某些人物，都曾受到質疑。我們不能以性行為或金錢的私德問題，去抹煞「革命家」對社會的影響，而必須就事論事。

一位昔日的解放軍軍官，在前述座談會的會場，分享了他當時的經驗，語帶哽咽。台灣一整代人對六四事件都有深刻印象，也是後來台灣多數民眾對大陸政治體制抱持疏離、排拒態度的重要原因。我還記得六四那一天的大清早，我還騎著單車去陽明山，下山後回到合江街的宿舍，就聽一晚沒睡的同學們慨嘆「開槍鎮壓了」，很多人都難過得說不出話來。在這以後，「統派」幾乎一直得承擔這個道德包袱，迄今難以甩開。

六四鎮壓的道德包袱不僅是統派的，也是整個共黨運動的。在1990年與91年，東歐國家、然後蘇聯的共黨政權陸續崩潰；其中原因之一，也是天安門事件的「前車之鑑」。不過俄國人後來對蘇聯的分裂多表後悔，只是覆水難收，破鏡難圓了。

在90年代，中共自認「黑雲壓城城欲摧」，其政權似乎一直有被顛覆的風險。但到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是中國大陸、而不是日本表現出對東南亞國家的同舟共濟的態度，而美國卻扮演了趁火打劫的角色，使中共政權在亞洲的聲望有所提升。至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因鎮壓學運而受損的名聲，則是在1998年的大洪水中，以其辛勤的救災而緩解。那一次水災的死亡人數高達3千，共軍在救災中的損失也不小，許多軍人因長期泡在水中而終身殘疾。兩次事件，都給予中共政權翻轉合法性走低趨勢的機會。

美國在這一段時間不斷施壓，期望進一步削弱中共的合法性。其作法，包括反對北京申辦奧運，提升台灣政治地位與由此引發的軍演危機中對台灣的支持，銀河號事件、南斯拉夫大使館襲擊事件等。當時美國國會每年審查是否給予中國大陸「最惠國待遇」，有幾次還是靠美國總統護航，大陸才勉強過關。2001年4月1日兩國發生軍機擦撞事件，關係有進一步惡化的風險；不過911事件後，中共終於獲得美國首肯，得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兩國關係邁入一段平坦穩定的時期。

此後幾年，中國大陸的對外貿易以高達三、四成的超高速連續增長，工業規模也連續多年以接近二成的速度爆發增長；到了2007年，「大國崛起」已經成為大陸菁英層的下一步考慮方向。在此前後，大陸菁英層事實上已開始探討後來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並開始未雨綢繆的準備在將來國力接近美國時，遭遇美國「貿易戰」、「科技戰」與其他打擊的可能性。他們對美國「霸權本質」的擔憂，到了這兩、三年，終於不再顯得僅僅是杞人憂天。

這方面有一個應景的例子，就是最近華為總裁任正非在公開採訪中提到的一段話：「其實我們……都是為了一個理想——站到世界最高點……要『爭雄世界』、『世界第一』……為了這個理想，我們與美國遲早有衝突。……我告訴他們，遲早我們要與美國相遇的，那我們就要准備和美國在『山頂』上交鋒，做好一切准備。」這種「恃吾有以待之」的綢繆擘畫，絕不僅止於任正非一人而已，而是中共菁英層的普遍態度。

在台北的六四座談會上，許多人也提到中共封鎖六四的消息、打壓民主。我自己也有一些涉及六四的文章被封鎖的經驗。大陸對六四訊息的封鎖是確鑿無疑、甚至是有點不分青紅皂白的。不過這也不意味著大陸菁英沒有反思，只不過是與前述「蘇東波」的共黨政權崩潰後果一起反思的。大陸文藝界也拍出了「藍宇」、「頤和園」等佳片，對八九民運有不少著墨。

另外，這幾年大陸已經超越了對西方民主的恐懼，轉而採取「進攻是最好的防禦」的方針，試著輸出其「成功經驗」了。對於許多開發中國家來說，能夠發展到中國大陸的當前階段，確實算是很大的成功；不過從比較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大陸的挑戰其實還在後面。中共的體制，還是要等到「人均所得」明顯超越西方國家，才能真正證明其體制對於現代社會的有效性。馬克思對於共產主義「消除剝削」、「避免異化」等理想，則是對中共政權更高也更好的評判標準，與期待的目標。

回頭說，六四事件確實是一大悲劇。許多人對此難以釋懷，並由此抱持堅定的反「中共」立場。但是執政者的「道德」有不同的標準，經常只能「兩害相權取其輕」，而非尋求「帕雷托最優」的理想狀況。過去三十年，蘇聯東歐崩潰的共黨政權的替代品，是成熟的自由民主政權，還是黑幫橫行、腐敗猖獗的前現代政權？是工業化與現代化會帶來了自由與民主，還是後兩者帶來前兩者？我們如果對這些問題有所理解，就得面對一個「理智」與「良知」之間關係的棘手的困境。

傅高義（Ezra Vogel）在撰寫《鄧小平傳》後，多次為了六四而嘆道：「agony」（痛）。傅高義痛，鄧小平也該痛。或許，不用承擔這些道德的包袱，不用做出該痛的決策，也就不用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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