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論壇/楊鈞池】日本實施「消費稅」的前瞻與隱憂

楊鈞池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教授
圖片來源:Getty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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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教授

日本政府將從10月1日提高「消費稅」為10%。也就是說,當國人在日本購物消費時,若定價為1000日圓的商品,國人將需要支付1100日圓;若對照現行8%「消費稅」,原本只要支出1080日圓,10月1日起將會多出20日圓。

消費稅提高2%,其實並不是很大幅度的調整,可是對於日本大多數的消費者,例如,依靠固定的年金作為唯一收入的退休族,其實是很大的負擔。因為這些退休族必須購買足夠的日常生活品,每一個商品都增加2%的價格,加總起來絕對是一個很大的支出。又例如,對於那些照顧學齡前孩童的家長們,消費稅增加2%的幅度,也會造成相當大的困擾,除了日常生活必需品之外,學齡前教育費用等相關支出也會隨著經濟循環的擴散效應,最後一定會加重家長們的負擔。

簡單地說,消費稅增加2%,對於短期的外國觀光客而言,只是一個短期的負擔;但是對日本國民而言,其實會產生「消費緊縮」的效應,如果收入無法增加或者沒有其他來源,消費者真得只能精打細算,能省則省。影響所及,日本整體的經濟景氣也會受到波及。

對於日本政府,特別是自民黨而言,面對消費稅及其衍生的後續效應,真是一段「血淚斑斑」的歷史。

日本最早提出「消費稅」構想,是在1979年1月,當時的大平正芳首相提出「一般消費稅」,主要目的是為了重建財政。原本已經陷入「角福戰爭」(田中角榮領導的田中派以及福田赳夫領導的福田派,兩派之間出現激烈的權力鬥爭)的自民黨,更因為「一般消費稅」的提出與討論而爭論不休。同年10月的眾議院大選中,大平首相親自宣布放棄「一般消費稅」的計畫,但是選舉結果,自民黨還是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敗,甚至在選後還緊急拉攏10位無黨籍議員加入自民黨(日本稱為「追加公認」),自民黨才得以微弱優勢來保住過半數。

大平首相與田中派的競爭對手─福田派繼續追殺大平首相,要求大平首相為敗選而辭職,大平首相與田中派加以拒絕,兩派鬥爭的結果,竟然出現自民黨首次推舉兩位不同的「首相候選人」,雖然大平首相與田中派策反部分議員而勉強保住政權;可是其他的在野黨見縫插針,在1980年5月突然發動首相不信任案,在自民黨部分議員的支持下,大平首相不信任案竟然也通過了,大平首相無奈之餘也只能宣布解散眾議院進行改選,在改選中大平首相突然病逝。

1987年2月,當時的中曾根康弘首相向國會提交「營業稅」法案,提出「賣上稅」的構想,其實也就是「消費稅」,但是因為全民反對而於同年5月成為「廢案」。

1988年12月,當時的竹下登內閣終於說服國會,通過「消費稅法」,消費稅正式成立。1989年4月,消費稅法正式實施,消費稅採取外加方式,稅率3%。消費稅法也規定,消費稅必須用於年金、醫療與長照等社會保障制度,以及針對少子化對策所需要的經費(2012年消費稅法的修正結果)。但是,消費稅引起的爭議真得很大,日本國民與輿論的強烈反彈,再加上當時又爆發瑞特魯特事件(有多位大咖國會議員收取高額的未上市公司股票,涉及逃漏稅以及隱匿政治獻金的申報),竹下登首相在同年6月宣布辭職。同年7月,日本參議院定期改選,選舉結果,受到消費稅與瑞克魯特事件雙重刺激的日本選民當然採取政治報復的方式,自民黨失去參議院的過半數席次。社會黨黨魁土井多賀子從1986年帶領社會黨,結合其他在野黨來對抗自民黨推動的「消費稅」,在1989年7月終於製造出「土井旋風」,讓自民黨灰頭土臉。不過,「消費稅」還是在日本正式落實了,根據資料推估,日本國民也因為3%消費稅而額外增加約3.3兆日圓的負擔。

1994年2月3日,當時的細川護熙首相提出廢除消費稅,新設稅率7%的「國民福祉稅」方案。但是該方案引起執政的多黨聯盟出現嚴重的路線衝突與對立,日本國民也是強烈反對,翌日,細川首相宣布收回「國民福祉稅」的構想;可是,執政的多黨聯盟已經陷入難以化解的分裂情勢,到了同年4月,細川首相宣布辭職。

1994年11月,當時的村山富市內閣通過消費稅稅率由3%上調至4%,並且增加1%地方消費稅的稅制改革相關法案。1997年4月,橋本龍太郎內閣正式將消費稅率上調至5%(其中1%是地方消費稅),日本國民為此增加約9兆日圓的負擔。1998年7月,日本參議院定期改選的結果,橋本龍太郎領導的自民黨大敗,只得到改選席次中的44席,這是歷次參議院定期改選的最差成績,橋本龍太郎為此辭職下台。當時的與論分析,由於消費稅提高5%,造成日本國民的額外負擔;再加上在同一期間,日本政府為了處理多起金融機構的破產事件,注入龐大的政府資金來解決問題,導致日本國民認為政府透過增稅方式,其實是讓日本國民來承擔金融機構破產的實質責任,因此,僅管橋本龍太郎首相在其他改革議題上有重大的貢獻,日本國民依舊對橋本內閣與自民黨提出「不信任」而導致自民黨在大選中失利。

2008年9月,民主黨在眾議院選舉過程中提出「4年內不上調消費稅」的選舉(執政)公約,在大選中獲得勝利,實現了政權輪替。可是到了2010年6月,民主黨的菅直人首相卻在參議院定期改選之前提出「消費稅10%」的構想,毫無疑問的,民主黨在接下來的參議院定期改選中慘敗,失去過半數席次。

2012年6月,民主黨的野田佳彥首相與自民黨、公明黨等政黨達成共識,三黨達成協議,消費稅稅率於2014年提升到8%,2015年提升到10%。不過,2012年12月眾議院改選結果,民主黨大敗,安倍晉三帶領自民黨重新取得執政,安倍晉三第二度出任首相。

2014年4月,安倍首相依照之前的三黨協議,消費稅稅率正式提升到8%。可是,消費稅提升之後的影響,2014年第2季與第3季的經濟表現的確明顯下滑,安倍首相為了延遲下一階段的計畫,同年11月宣布,原訂於2015年10月的消費稅增稅,推遲一年半實施;安倍首相甚至在2014年12月宣布解散眾議院,「尋求民意對安倍政權的判斷」。安倍首相指出,增加消費稅本來是為了改善政府財政以及確保社會福祉,但是2014年4月增稅後的消費惡化,政府財政也未得到改善,安倍政府決定將預定的增稅日程予以延期,延期到2017年4月。可是,2016年6月,安倍首相又宣布,消費稅稅率的上調時間,再度推遲2年半,改至2019年10月實施。現在,2019年10月即將來臨,安倍首相決定不再拖延。

然而,安倍首相以及安倍內閣的重要領導人士早已決定,為了減緩實施消費稅的衝擊,2015年12月已經有「輕減稅率」制度設計的討論,當時的希望是所有的食品(酒類、餐飲類除外)保持8%的稅率不變。經過自民黨、公明黨以及財務省國稅廳的協商折衝,「輕減稅率」也將在2019年10月正式實施。

「輕減稅率」制度是一種「減稅制度」,但是在國稅廳的設計下,卻成為一個相當繁雜的制度設計,涉及「消費行為的定義」以及衍生的「課稅標準與不同程序」例如,在便利商店購買商品,有「外帶」與「內用」的稅率差異,外帶維持8%的消費稅稅率,內用則按照10%新稅率。如果再加上日本政府現在又積極推動「無現金消費模式」,鼓勵民眾使用信用卡以及各種行動支付模式,因此,安倍政府又要求廠商提供類似「刷卡金回饋或點數回饋」方案,也可以降低消費者的負擔。只是在這麼多的新規定之下,商家的收銀機是否可以負擔?是否不會出現差錯?又成為另一個討論的話題。

日本政府,尤其是日本的財務省(相當於我國財政部),為何積極推動「消費稅」?日本的政治人物,面對「增稅等於政治自殺」的無奈,為何還是接受財務省的建議,透過「消費稅」來作為社會福祉政策的財政來源?

日本學者指出,消費稅被稱為支撐高齡化社會的資金來源,主要有兩層意涵,一是消費稅收是全部用於社會保障費用的特別稅收,加徵消費稅可以達到「完善社會保障的目的」。其次,如果僅靠消費稅來作為社會保障費用的財源,其實是不夠的,還必須透過政府發行赤字國債來補充資金。如果可以提升消費稅稅率來填補赤字,將有助於「社會保障制度」的穩定化。

然而,從國民的角度來觀察,消費稅稅率的提升,卻將增稅後的部分經費用於財政重建,而不是「全部」用於社會保障費用,國民無法享受到實際的政策利益,當然會對「加徵消費稅」一事產生了不信任感。

安倍內閣也了解日本國民對「消費稅」的不信任情緒,這次,安倍首相刻意對外提出「全世代型社會保障」的政策檢討方向,並且將消費稅的使用方式配合「全世代型社會保障」的改革而重新加以調整。因此,從2019年10月起,日本推動「幼兒教育與保育的無償化」,2020年4月起「高等教育的無償化」,簡單地說就是「18歲之前由政府養」。此外,年金、醫療與長期照護的制度改革,也隨之進行檢討與討論,這些作法當然是希望降低日本國民的「不信任感」。不過,圍繞著全民的政策「受益」與「負擔」之間的爭議,還是持續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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