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愛座改名難改命

立意良善的博愛座因陸續爆發讓座衝突，讓博愛美名化為汙名。儘管衛福部研擬修法改名為「優先席」，以放寬適用條件方式解決爭議，但卻徹底忽略最根源的問題：台灣人文素養的退步。捨此不談，改名難以改命，博愛座的全武行注定不會落幕。

台灣大眾運輸設博愛座起源於1976年，並於2013年入法。只是，上路迄今已近50年，何以過去不是問題，到近年卻屢生爭議？或許，以一個簡單的生活體驗，就能反思問題根源在哪。

被全球普遍視為先進國家的法國，其地鐵站為防止嚴寒冷風灌進溫暖站區，往往會在出口處設置厚重的玻璃門，法國人在推門後往往會下意識地將門暫時頂著，以利後方的「陌生人」更容易通過。法國法律並沒有規定人民要這麼做，乘客間也不存在任何關照彼此的義務與責任，所以這種為他人著想而停留片刻的小動作，背後要堆疊多少人文素養才能形成這道風景。

反觀台灣，不只博愛座火光四射，連捷運手扶梯左側是否應淨空也不時引爆口角；即便上到馬路，人車互不禮讓構成的交通地獄，更已聞名全球。這種缺乏「時時替別人著想」的文化問題，真能靠立法把破洞補完？

法律是道德的最低限度。當社會舉凡雞毛蒜皮都得以法相繩，凸顯的不是法治精神有多崇高，而是道德感有多卑劣。當我們連一張椅子都得立法規定誰才能坐，我們該討論的問題，真的僅只於椅子本身嗎？

文學家梁曉聲這樣形容文化：「文化是根植於內心的修養，無需提醒的自覺，以約束為前提的自由，為別人著想的善良。」所以，博愛座之亂如何解？如果我們始終不願承認本身在文化素養上的倒退及不足，卻將希望寄託在「博愛座」的改名，這種修法，無疑是文化退步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