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送員的游牧人生:青旅床鋪上,300公分高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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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疫之年,青旅成為許多非典型工作者的長住選擇,他們的家在幾百公分高的鐵架裡。(攝影/鄭宇辰)
大疫之年,青旅成為許多非典型工作者的長住選擇,他們的家在幾百公分高的鐵架裡。(攝影/鄭宇辰)

文字/孔德廉;攝影/鄭宇辰

核稿/劉致昕;責任編輯/洪琴宣、張詩芸

疫情下,餐點外送服務成為許多人的日常。需求攀升加上疫情影響就業,勞動部數據顯示,近兩年台灣外送員人數從4.5萬人升至10.2萬;全台非典型就業人數在2008年是65萬人,2020年則攀升到79.9萬人。

我們跟著這些街頭上常見的外送員回家,卻看見高房價、高租金之下,非典型就業的他們,每天下班後返回的是網咖、是青旅。文中的主角是一位25歲、兼職外送近一年的青年阿翔(化名),背負百萬學貸的他,放棄了自己的夢想從東部北上討生活。為什麼疫情下改住長租的青旅,會是他的選擇?曾是運動選手的他本來踏著的是什麼樣的成家之路,遇上了哪些波折、社會變遷,如今住進青旅裡鐵架上層的床?

一張單人床和一盞小夜燈,是阿翔的家。

晚上10點,結束從早到晚的餐廳雜務工作,阿翔會騎著單車橫越整個台北,一路回到市中心的住所稍作休息。10分鐘後,又再度出現在街頭,身穿亮眼的粉色防風外套,兼職做單車外送。

在熱鬧的城市裡奔波,從早到晚的體力工作總是讓他渾身濕透且疲倦不堪,回家的過程也像是一段冒險。因為家在300公分高的鐵架上,抵達家門前,阿翔得穿過重重門禁,躡手躡腳、小心翼翼地在黑暗中攀上鐵架的最高層,才能好好休息。

戰戰兢兢,是因為不想引發不滿。畢竟他還有另外11位鄰居,分別被塞進4座鐵架裡,共享整個房間。

這樣的家,其實是青年旅館的一隅。COVID-19襲捲全球前,擠滿來自各國的旅人和背包客,他們享受旅程,在此交換故事與見聞,將此地視作便宜且方便的暫時棲所。如今長期疫情籠罩下,青旅正成為年輕族群們一種「家」的選項──他們仰賴非典型工作()的收入,選擇在旅館內長期待下來。

註:定義為非全時、非長期受聘僱於單一雇主或一家機構的工作者,包含部分工時、臨時工、人力派遣等。

「沒錢付2個月押金」:長居青旅,掙個彈性

「汗味、體味和人味,混合在密閉、陰暗且充滿複雜氣味的房間裡,有點像是《魷魚遊戲》裡玩家的寢室,只是縮小了點。」

阿翔是這麼形容這個家的。過去一年多來,他以每月6,000至8000元的價格租下一席床位,除了工作,就是一頭窩進這個小天地裡。阿翔是這麼形容這個家的。過去一年多來,他以每月6,000至8000元的價格租下一席床位,除了工作,就是一頭窩進這個小天地裡。

相同的房間,在這間旅館裡總共有將近10間,提供約100個床位給租客,毛巾、牙刷另外計費,但提供免費的咖啡與衛浴。每日收費在300元上下,長租價格則有更多優惠(註)。過去因鄰近車站的便利位置與廉價收費,吸引不少背包客入住;現在則有10多人月租長住,一待就是一年以上。

註:青旅裡,會依照床位高低計價。最上層的床位因為移動不變價格最便宜,下層床為則收費最高,有時會到8、9千元。

與素未謀面的人一同擠在房間裡,長期共享彼此的呼吸和氣味,在疫情期間聽起來很難說是個明智的選擇,但阿翔有另一番見解。他說,青旅便宜、交通便利,能說走就走;而且市區外送的單價(註)高於其他地方,更能賦予生活更多「彈性」。

註:由於不同地區對外送需求不同,也會導致外送單價加碼金額產生浮動。以台北市來說,餐期單量最高的台北東區和西區外送一單的加碼金額就會來到25元;相較之下,如淡水區一單只有加碼10元。

需要彈性,是因為出社會以來,龐大的經濟壓力幾乎壓得他難以喘息。步入社會以前,阿翔曾是一名運動選手,靠著時有時無的贊助來供應訓練、復健及器材費用。儘管辛苦,但成績向來不錯,只是咬牙苦撐將近10年的收獲,除了名聲外就是負債。就學期間,他得支應部分訓練費用,學費也靠貸款支付,因此累積近百萬元的學貸;經濟壓力讓他不得不放棄運動員的身分,孑然一身從東部來到台北。

人生進程重新在熱鬧的首都展開,但沒有名校光環、靦腆的阿翔獲得的工作機會不太多。於是他在婚宴會館端盤子,一邊念研究所,想要取得更好的機會。但半工半讀的日子隨著疫情衝擊軋然而止,先前累積的債務加上台北高昂的生活費,很快讓他捉襟見肘。

失去唯一的經濟來源,吃、住都成問題,前年他暫且休學,將時間全部投入到工作裡。找到一份餐廳雜務的工作後,一個月有將近3萬元的收入,扣除學貸、生活費和雜支,一個月能存下1,000多元。

「我看過一些房子,頂加的那種,但狀況很差,屋頂漏水、牆壁壁癌,有些牆角還會透風,然後收7,500元,雅房。條件稍微好一點的地方,租金也幾乎是8,000元起跳,但地點偏遠,不利單車外送,機車我也買不起。加上租房起碼需要(準備)3個月的錢,租金加上2個月押金,我付不起,」談到住宿,阿翔講得直白。

工作和債務將生活卡得死死的,他總是在尋覓彈性與可能。幾經考量後,選擇搬進市區青旅的一席床鋪裡,一待就是一年多,因為不用考量水、電花費,有免費衛浴,還不用押金,說走就走。

過往背包客交流聲此起彼落的青旅大廳,如今只有電視播送的聲音,住客們避免麻煩鮮少交談。(攝影/鄭宇辰)
過往背包客交流聲此起彼落的青旅大廳,如今只有電視播送的聲音,住客們避免麻煩鮮少交談。(攝影/鄭宇辰)

外送曾是好生意,一度夢想能有「真正的家」

「時間自由、報酬自由」──外送工作的標語也很快地擊中阿翔的心理,他盼望外送兼職能加速還清債務、額外賺到一點消費的餘裕、甚至有一個「真正的家」:一個沒有人共享的私人空間,有溫暖燈光和電視隨時等著迎接。

於是他在餐廳下班後開始外送,跑的是宵夜時段、平均單價最高的台北市中心,這裡距離他下榻的青旅僅有幾百公尺距離,可以高效率地運用時間。晚上他會有2個多小時靠著單車送餐,專攻短距離的外送。運氣好時,一天可以接到4、5單,一個月下來能賺到5,000元以上,對收入不無小補。累積數萬元的存款後,阿翔甚至開始考慮從300公分的鐵架上搬走,找一個真正的家。

但這個狀況沒有持續太久,去年(2021)國內兩大平台紛紛改變薪資計算方式。上半年來,阿翔發現系統派給他的單變少了,有時會空等一整個晚上,再不然是單跟單之間的間隔拉得很長,導致薪資縮水成2、3,000元不等。不時還會收到客訴,平台指控他跟客人發生摩擦、送餐不準時等,儘管這些事情不曾發生過,還是讓他差點被停權,結果就是愈跑愈少,愈跑愈無力。

時間自由與減薪競爭,外送員的天與地

同樣情形不只發生在阿翔一人身上,而是廣泛體現於全台外送員生態。

根據台灣勞工陣線指出,2021年3月,幾乎寡占市場的兩大外送平台foodpanda及Uber Eats紛紛調降外送員的薪資。其中foodpanda將每單最低價格由原先的57元調降至44元,累單獎勵也從半個月改成每3日結算,而Uber Eats則是採取離、尖峰時段差別費率,大幅降低離峰時段報酬。

「過去幾年,每小時我們還能賺到2、300元以上,改制之後,一小時連168元的基本工資都還不到,」作為5年經歷的資深全職外送員,同時身兼全國外送產業工會理事的蘇柏豪說。同樣深受影響的他,已經試圖轉型倚靠另一份工作來維生。

關於降薪,蘇柏豪認為這正是反映外送員人數逐年增長所帶來的副作用。根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統計,2019年全台外送員人數達4.5萬人,隔年攀升至8.7萬人,2021年年底更是來到10.2萬人。外送員數量快速增長,無論正職或兼職,皆形成激烈的市場競爭。 阿翔也在這股急流中求生存,但他不確定薪資究竟是如何計算的,只知道平台為了鼓勵外送員多接單,會提供一單多10至20元不等的加給,前提是「接單率」達9成以上。這代表他幾乎沒有拒絕的機會,無論遠近、是否熟悉路況、體力夠不夠負荷,兼職的2個小時內,他就得拼量、拼速度,在熙來攘往的車潮中衝刺,甚至不惜一再違反交通規則,才能累積足夠單量。

這是許多外送員的生活寫照。蘇柏豪直言,平台調整政策、大力降低成本後,工會收到很多抱怨,因為平均薪資調降幅度達3成以上,收入底線不斷下探,許多人甚至連基本工資都沒辦法達到,結果就是造成惡性循環:外送員跑得更急、工時更長、更容易因為疲勞而發生事故(註),最後因為沒有足夠的保險機制而負債,進一步壓縮到外送員的生存。

註:就事故發生比例而言,具交通部數據顯示,外送平台機車事故占所有機車事故件比率在 2020年是4.08%,去年則一舉升高到 4.85%,其中光是外送員交通違規件數就超過 5萬件。為了遏止這種現象,交通部調出所有外送員的違規紀錄交予平台,要求平台納管。此舉除了引發隱私的疑慮外,外送員工會也認為公部門此舉是在規避責任,影響外送員權益。

過往主打的「時間自由、報酬自由」,在薪資不斷下調的同時已不復在,外送工作所帶來的彈性正一步步縮減。為了應付改變,外送員們得付出更多時間、承擔更多風險,連帶失去面對各種問題的彈性與能力。蘇柏豪形容,這是陷入一種世界一片灰暗的惡性循環裡,生存慾望會被迫降得很低。

「我就像困在地底的開司,也許靠豪賭才能擺脫命運」

幾件衣服、一個背包幾乎就是住客們的所有行李,塞在床位旁的小櫃子裡。(攝影/鄭宇辰)
幾件衣服、一個背包幾乎就是住客們的所有行李,塞在床位旁的小櫃子裡。(攝影/鄭宇辰)

既是社會新鮮人、又極度仰賴外送兼職的收入來支撐生活的阿翔很能體會這種窘迫。他有太多擔憂,只能屏除自身的一切慾望。因為他得精準控制每筆收支,每個月萬元的學貸、數千元的住宿費、手機費和餐費會吃光他的薪資,外送兼職得來的錢,是僅有的「彈性」。

眼看著彈性正不斷縮小,在等候系統派單的空檔,阿翔和所有外送員一樣焦躁不安。儘管不確定輕量化的車體能不能額外承受保溫箱和食物的重量、車子會不會被偷,甚至發生車禍該怎麼擠出額外一筆錢來賠償,各種風險擺在眼前,他還是上路了。

「因為我只有這個機會,為了生活只能忍,現在就盡量不要有慾望,」阿翔苦笑著說。

習慣把餐廳剩餘的員工餐全數打包,或搶購賞味期限折扣的超商食物。唯一娛樂,是到西門町的電影館租過季片子消磨整個下午,或在床上重複翻看破舊的漫畫。那個成家的夢想愈來愈遠了,阿翔說自己稍微吃點好吃的就會內疚、不敢出門走走、不敢消費,甚至不敢談一場戀愛。「沒錢哪有資格,」他感嘆到。

住在青旅的時間超過一年,個性也從樂觀變作封閉。不和同住的鄰居打招呼,閒聊總不超過三句,並警告所有人不要輕易觸碰他的單車,因為那是阿翔唯一的財產和生財工具,他感覺自己隨時要為流浪做好準備。

這樣的處境讓他想起自己最喜歡的一部作品《賭博默示錄》。故事主角是一名名為開司的青年,成年以來一直過著廉價的賭博人生,放棄穩定工作、家庭和住所等遙不可及的目標。直到遇上債務、被當成奴隸丟到地底開礦,他才以性命相搏,來一場清償債務、一夜致富和躍升社會階層頂端的生死賭局。

「因為貧富差距變得很大,我覺得自己、住在青旅裡的所有人,甚至現代社會,大家好像都和漫畫劇情一樣困在地底,需要一場賭局來改變自己的命運,擺脫貧窮的威脅,找回尊嚴和正義,」阿翔說著他的觀察,「可能每個人都是開司,失去人生掌控權,但現實是輸多贏少。」

租金指數創新高,都市游牧已成共通現實

大廳是青旅裡吃飯休息的區域,然而疫情以來,互動的狀態並不熱絡。(攝影/鄭宇辰)
大廳是青旅裡吃飯休息的區域,然而疫情以來,互動的狀態並不熱絡。(攝影/鄭宇辰)

回到現實,台灣房價、房租與住宅維修費的確連年上漲,近期又再度創下新高。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去年12月租金指數達到史上最高的105.01,且租金指數(註)已經連續12年上漲,買不起房也租不起屋的狀況,正在加劇

註:租金指數是由各縣市主計處調查各地租金後,提供給行政院主計總處加權計算所得。租金指數調查時須固定房屋類型、樓層、 坪數、內部重要設備(如家電),以及考量是否包括押金、管理費、水電費及停車費等因素,須在「固定房屋品質規格」條件下,持續觀察實際租金的變化。

基期是105年,代表100;之後的租金指數增幅,便可反映房租漲幅。

耗費所有氣力和慾望來拼搏翻身的機會,阿翔和大部分長住客一樣,以為自己僅是暫時棲身在便宜的青旅裡。但當房租價格飆漲、非典型工作成為常態,對外送員們來說,本來以為的「過渡」正不斷被延長。

無論兼職或正職,在我們實際走訪台北市多間青旅的過程裡,隨處都可見到外送箱和印上平台標誌的安全帽擺在走道、床邊或行李櫃上。一間鄰近車站、有數十個床位的青旅櫃檯人員告訴我們,疫情以來,從事外送工作的人與日俱增,幾乎每間房間都有外送員長租或短住,且他們輾轉在不同青旅或網咖之間移轉。

具有2年經驗的正職外送員吳宗哲在過去一段時間裡,過的也是同樣的生活。他有幸住在便宜的雅房裡,但沒有保險、沒有足夠的安全裝備,每天騎車外送10多個小時,回家倒頭就睡,生活就是送餐和睡覺。他說,外送員的生活就像是「逐水草而居」,所謂水草,就是平台給予的獎賞、高酬勞,那往往在如台北東區這樣的鬧區裡,這也是不少外送員會乾脆找個地方待下來,散居在都市鬧區的青旅、網咖、套房雅房等地的原因。

「我以為外送很自由,自己當自己的老闆。但其實沒有,系統掌握我賺多少錢,而且我從來不知道每一筆收入是怎麼計價的,」吳宗哲說。眼看外送工作的靈活消失,今年他已經有點意興闌珊了,只跑餐期(註)的熱門時間,一天頂多工作4、5個小時;其他時間,他去找了另一份工作,想要漸漸遠離這個圈子。

註:每家平台餐期不同,指的約莫是在11:00至13:00、17:00至20:00等吃飯時間。

觀察到外送員這種非典型工作所帶來的彈性逐漸下降,吳宗哲認為這產生許多影響。物質層面上,當工作和收入不穩定,生活就難定下來;精神層面的影響更大,因為經濟狀況會影響心理狀態,當一個人心裡有些窒礙時,也容易放棄對生活的期許,害怕被固定住,想逃沒地方逃。

講好聽點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人生,講難聽點就是「在都市裡流浪」。吳宗哲說,若發生意外沒有收入,連房租都繳不出來,只好退一步住在青旅,至少說走就走。

不斷延長的過渡期,成家的夢愈來愈遠⋯⋯

新年的前夕,阿翔結束工作回到旅館時,時間已超過12點,住在他隔壁的外送員還沒下班,要一直到分針再繞過一圈,他才會抱著一袋宵夜回來。同是青旅的兩位長住客,都待了一年以上,工時不斷拉長下,生活難有交集,兩人唯一的共通點是──距離理想的家的狀態,愈來愈遠。

爬上300公分高的床位裡時,鐵架上掛了些內褲和T-shirt,這是讓阿翔放心的生活痕跡,本以為只是過渡的床位,現在已經成為久待的棲所,他深刻地感受到自己或許正在流浪。

「那就是一張床,我從來不覺得這裡是家,只是過渡期不斷延長而已。」

鮮少待在公共空間,信奉的教條是盡量不與人交往、斷絕關係避免麻煩。一回到床上時,他會盡快把黑色布簾拉上,因為那是家裡唯一的「牆壁」,能隔絕外界、還他隱私,但這依舊擋不住鐵架的搖晃、鄰人的鼾聲。

不只是阿翔,據勞動部統計,2008年全台非典型就業人數為65萬人,這數字到了大疫之年2020之後,來到79.9萬。房價、房租飆高加上非典型就業數字逐漸爬升,兩大社會趨勢的交集下,類似的城市游牧故事一再上演,他們待在300公分高的鐵格床裡,努力不失去對家的想像。鮮少待在公共空間,信奉的教條是盡量不與人交往、斷絕關係避免麻煩。一回到床上時,他會盡快把黑色布簾拉上,因為那是家裡唯一的「牆壁」,能隔絕外界、還他隱私,但這依舊擋不住鐵架的搖晃、鄰人的鼾聲。

不只是阿翔,據勞動部統計,2008年全台非典型就業人數為65萬人,這數字到了大疫之年2020之後,來到79.9萬。房價、房租飆高加上非典型就業數字逐漸爬升,兩大社會趨勢的交集下,類似的城市游牧故事一再上演,他們待在300公分高的鐵格床裡,努力不失去對家的想像。

青旅裡的單人床位,乘載著家的夢想與幻滅。(攝影/鄭宇辰)
青旅裡的單人床位,乘載著家的夢想與幻滅。(攝影/鄭宇辰)

【家的改變】市中心青年旅館,成為大量非典型工作者長期住所

根據勞動部統計,全台非典型就業人數在2008年是65萬人,2020年則攀升到79.9萬人。其中,隨著疫情湧現大量餐點外送服務需求,工時與收入皆不固定的外送員人數也在兩年內從4.5萬人升至10.2萬人。

隨著傳統工作型態的崩解,居住的狀態也出現變動,影響背景不外乎是飆漲的房價與租金。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代表市場變動的租金指數在去年達到歷史新高105.01,這個數字已經10年未出現跌幅,顯示房租漲勢不斷。

非典型工作人口上升、買房租房愈來愈難,兩種社會趨勢交匯下,便宜且免押金的青年旅館正成為外送員的長期居所,同時也容納各種非典型工作的年輕人,讓一席床位成為他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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