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債務「三高」讓日本經濟難高飛

由於今年日本「春鬥」促成企業全面大加薪,日本央行(日銀)一如預期,在19日決策會後,決定逐步退出大規模超量化寬鬆政策,並將基準利率從負0.1%調漲至正0.1%,此為2007年2月以來的首度升息,同時也取消殖利率曲線控制(YCC)措施。接下來,各界更關心的是,日本能否就此擺脫「失落30年」的不景氣夢魘,避免GDP排名續跌,迎接嶄新的發展階段,進而恢復昔日榮光。

根據日本內閣「總務省統計局」上月公布的統計,日本2023年名目GDP經通膨調整後雖成長1.9%,但若以美元試算,規模僅有4.2兆美元,被德國的4.5兆美元超車,世界排名落居第四。這也是日本GDP繼2010年被中國超越而淪為全球第三之後的再度下滑,且下滑之勢似未止歇。國際貨幣基金(IMF)2023年10月所公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就指出,隨著印度經濟崛起,加上大量年輕人口優勢助攻,2026年其GDP便可能超越日本、2027年將超越德國。

儘管許多學者專家將日本GDP全球排名下滑歸咎於近兩年日圓兌美元匯率大貶近20%,但根本原因,是景氣長期持續低迷所致。日本經濟從1990年股票市場、1991年房地市場雙重泡沫破滅後,迄今30餘年間,歷任內閣並非沒有想方設法推動各項振興措施以促進景氣復甦,怎奈政府、民間及家計等三個部門長期背負沉重的債務包袱,導致景氣陷入低迷深淵。

先說政府債務,據IMF資料統計,其債務餘額迄今累積超過10兆美元,2022年占GDP的261.29%,與美國政府的121.31%、德國政府的66.64%相比,顯示日本政府債務負擔之沉重。正因為債務沉重,日銀被迫脫鉤國際金融走勢,不但長期實施負利率,甚至壓低公債殖利率。如今日銀利率政策轉向,未來勢必加重政府償債成本壓力,甚至限制政府透過增加公共支出拉抬經濟成長的力道。

再就企業債務而言,據「總務省統計局」報告,過去兩年企業設備投資持續正成長,擺脫新冠疫情期間連續兩年負成長,但IMF公布的資料統計,2022年日本非屬金融(Nonfinancial corporate)部門負債率已達到GDP的117.97%,與美國的78.6%、德國的72.84%相較,顯示日本企業負債率明顯偏高。此意味著,日本企業在沉重利息壓力之下,其在投資規劃選擇上,可能偏向保守謹慎而擠壓彈性,在極易影響企業創新力的同時,也將波及經濟成長動能。

至於家計部門債務,雖然今年迎來30年未有的企業大加薪,但由於景氣並未完全復甦,加上物價反彈,恐令加薪效應大打折扣。以2023年為實例,經通膨調整後實質薪資下滑2.5%。從「總務省統計局」2023年家庭收支的調查報告可知,兩人以上家庭每戶月均消費支出29萬3,997日圓(折合新台幣62,886元),年減2.6%。歸納日本家庭消費低迷,其原因莫過負債壓力。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資料統計,2022年日本家庭負債占可支配收入的122.1%,創下十年來新高,在無形中影響消費與景氣復甦步調。

日本經濟於1990年代泡沫破滅後長期陷入通縮,讓此一期間的生產力受到影響,不但反映之前的過度投資,也顯示1980年代末期以來勞動力市場的僵化。安倍晉三2012年底回任首相後提出「三箭經濟政策」,經過十多年實踐,到現任首相岸田文雄的「透過設備更新、加薪及人才投資實現經濟良性循環政策」,都是在致力提高勞動力市場效率、控制勞動力成本,同時鼓勵企業加薪及性別薪資差異,並透過日圓貶值提升出口競爭力、吸引外人投資並暢旺股市,形成輸入性通膨,以期終結通縮促進經濟成長。

無庸置疑,這些積極的政策,確實改善了勞動市場的失衡,但長期而言,各界更關心財政的改善情況。從最近通過的2024年財政年度預算加以觀察,總支出達到112兆日圓(相當新台幣23.9878兆元);其中,債務還本付息則是高達27兆日圓(相當新台幣5.78兆元),占總支出的24.1%,創下歷史新高。債還太多,恐產生財政排擠效應,不還債,又會導致負債越陷越深。未來日本如果無法跳脫上述債務「三高」的惡性循環,則經濟即使復甦,仍難以展翅高飛,遑論重返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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