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美中三方皆應避免誤判

美國參眾兩院日前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並已送交白宮，正等待川普總統決定是否大筆一揮，簽署成為法律。就在這個敏感時刻，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走訪中國大陸，並和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見了面。習近平讚賞季辛吉對中美關係發展做出的貢獻，強調雙方應就戰略性問題加強溝通，避免誤解誤判，增進相互瞭解。

季辛吉是當年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推手，退休後多次往來太平洋兩岸，被中共視為一名「老朋友、好朋友」。然而季辛吉此次停留大陸期間公開表示，中美之間持續的貿易爭端，可能會引發一場真正的戰爭。他認為，貿易協商只是中美就香港局勢等衝突，進行更實質談判的「替代品」。季辛吉警告，衝突可能會失控，加上「今天的武器打擊力更強」，所以情勢比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危機更為嚴重。

季辛吉是外交談判的老手，他的警告不應被視為杞人憂天。以香港問題為例，前美國在台協會（AIT）理事主席、現任華府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資深研究員卜睿哲（Richard Bush）在談到《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時表示，法案實際效益比香港示威者所想像的來得小，但比北京想像中來得大，故可能有導致誤解與過度反應的危險。他指出，法案的通過可能會讓一些示威者誤認，美國會支持香港到底；與此同時，若北京過度解讀法案效益及內容，並因此決定不與美國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這就會是不好的結果。

另一方面，過度解讀《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對中共行動的制約能力，也會造成誤判。不可否認，如果川普簽署這項法案，將使香港的自治情況，受到更加嚴密的檢視。因為美國國會1992年通過的《美國－香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其中為香港在貿易、運輸等領域提供特別待遇，使香港與中國大陸有所區別；而美國總統若認定香港的自治程度不足，可頒布行政命令，暫停香港特別待遇地位。因此，《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可視為《美國－香港政策法》的加強版，讓香港的地位可能遽然降至中國大陸的一個普通港口，使香港不再是中國大陸對外的重要窗口，不能幫助中共引進所需的資金和技術。以2018年來說，中共71%外資來自香港的國際資金；而近期香港交易所的一份報告指出，2018年陸企在香港集資高達350億美元，創十一年新高。香港的地位是否不可取代？這是觀察北京行動不能忽視的問題。

僅管「反送中」運動帶給北京相當大的麻煩，輕重回應皆難拿捏，但目前看來，中共仍然希望維持香港的「特殊金融地位」。然而，習近平卻又公開聲稱，香港動亂已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因此一般認為，中共不會以犧牲主權為代價，換取在香港的經濟利益。回顧過往，中共建政以來參與的歷次對外戰爭，都和主權有關，為維護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中共不惜以小搏大，甚至只是要給對方一點教訓，就會輕啟戰端。

此外，中美可能因「修昔底德陷阱」而產生重大誤判。習近平說「今日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中國大陸就有學者認為，中國和平崛起造成中美力量的消長，是其中最大的變數。前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於今年5月21日，在《聯合早報》撰文表示，世界各國和美國本身皆有關於「美國衰落」的討論；但他認為，目前美國仍然擁有全球最大的市場、最先進的技術、最強大的創新能力，以及無可替代的美元霸權。此外，美國的勞動生產力在所有大經濟體中仍然是最高的，自由市場和強大的民間力量使美國修復危機的能力仍然強大。單就經濟而言，鄭永年認為沒有任何跡象指向美國的長期衰落。軍事更不用說，其他國家的軍事預算可說只是美國預算的很小一部分，沒有國家能夠與美國抗衡。鄭永年強調，不管喜歡美國與否，人們都必須對美國做客觀的評價，否則會造成錯誤的決策，導致災難性的結果。

我同意鄭永年的看法，民族主義產生的過度自信，會形成高估自己，低估敵人的誤判。所以習近平11月22日在北京會見「創新經濟論壇」（Bloomberg New Economy Forum）外方代表時強調，中國沒有準備去取代誰，只不過是讓中國恢復應有的尊嚴和地位，過去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屈辱絕不會重演。言下之意是，中共不會追求霸權地位，但美國也不能把中美戰略競爭上綱到文明衝突，即不能低估潛藏在中國人心中的歷史傷痛。

我們擔心「臺灣問題」也有可能成為中美形勢判斷的誤區。臺灣和香港的地位不同，但在北京眼中，都是屬於中國的「內政問題」。美國瞭解這點，不會挑戰中共的核心利益，故不會為「臺獨」而戰。但北京不能忽視美國可能會為它自己的利益而戰。美國和臺灣享有共同的價值、制度，以及經濟和安全利益。尤其川普上台後倡言印太體系，把臺灣視為美國區域安全戰略下的一環。我認為，中美都不能對臺灣問題產生誤判；而臺灣身處「兩大」之間，更須謹慎評估自己的角色，不能因本身誤判而成為中美誤判下的代罪羔羊。

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後，美蘇建立熱線以避免誤判。冷戰結束後，中美也不斷展開「預防性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和「預防性防務」（preventive defense），目的都是為了避免因誤判而可能爆發的衝突。兩岸雙方缺少這種足以防範於未然的措施，使得擦槍走火的可能性大增。因此，兩岸應「以和為貴」，並「以談判代替對抗」。

【作者 趙春山／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遠景基金會首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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