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戒嚴 走進極權

念大學時因有報禁，黨外雜誌應運而生，我們從《自立晚報》得知哪本被查禁了就趕緊跑去買。當時儘管查禁的單位有好幾個，似乎有不能殺雞取卵的默契，不管印刷廠或書報攤，不會全都沒收，否則，雜誌社倒了就不會再有業績，畢竟要找有大學畢業證書的人掛名當發行人很難。那是貓抓老鼠的時代，苦中作樂。

回國後，流行地下電台，顧名思義沒有申請牌照，適逢民主轉型、政府自顧不暇，所以井水不犯河水。偶而碰上抄台，我還負責寫過英文新聞稿給國際媒體。我本來義務固定在周一下班時間有節目，有回史明老先生遞了一張小紙條勉勵。後來，我因批評民進黨犯沖，各種莫須有的罪名紛紛而出，終究被硬生生斷麥。

民視開始籌備時，我也跟著四處演講募資，印象最深的是走北宜公路九彎十八拐、坐廂型車末排。民視開播，我是叩應節目常客，等到陳水扁上台，被主持人調侃未入閣才批評政府，此後不議人事。有回民進黨杯葛T台，我因無黨臨危受命扮演炮灰角色，除了國語不標準，倒是那個月賺了通告費15萬，從來沒有那麼有錢過。

三立開始有政論節目，主持人很窩心，「教授，你要卡捷（常）來」，約好兩天後再去，他尷尬地說，「你一下節目，上面就來關切。」有學生在民視當製作，有時眾人覺得我適合當來賓，最後的結論往往是「不知道施老師會說什麼，還是不要好了」。我轉到後山，台北的運將問為何電視少見，只能苦笑，心想，又非報名參加！

去年底，收到電子信邀約國際節目評論總統大選結果，我受寵若驚，回電希望了解節目性質再確認，沒想到回函是已另聘高明。既非當日的節目時間急迫，也非比賽達人選秀，邀請來賓應有順位，豈可揮之即去？公家電台新聞部主管趕緊來電撇清那不是他們的節目，而是借攝影棚。原來，為難了搞不清楚毒蛇猛獸的小朋友。

威權統治與極權國家的差別在於，前者限制百姓不能知是非、嚇阻正義之聲，譬如義大利的墨索里尼、西班牙的佛朗哥，而後者則塑造人民的認知、鼓動非理性的言行，譬如德國希特勒、蘇聯史達林，差別在於媒體的消極管制還是積極動員。由平面媒體、收音機、電視到網路，走出戒嚴，取而代之的綠營變本加厲。

這幾年比較有機會到非綠的電台聊天，儘管未必同意其他來賓的觀點，卻至少可以傾聽不同立場的高見，我相當珍惜，畢竟這是跨越藩籬、凝聚生命共同體。不過，綠營的人會興師問罪，為什麼要去那邊？我百思不解，都是自己的同胞，又非血海深仇，為何不能跨越鴻溝、非得你死我活？至若送上頂大紅帽，更是匪夷所思。

不談治絲益棼的國家統獨定位，如果政治民主是我們彼此起碼的共識，那麼，光定期的選舉是不夠的，要是盲目相信多數至上、不肯相互說服，頂多只是行禮如儀的投票主義，庸俗一點是現代版的封建扈從，而最壞的情況則是民選皇帝、朕即天下罷了。政客興風作浪、學者昧著良心、媒體甘為鷹犬，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