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宅裡的蝸居晚年，地下獨老何時能「上岸」

文／張子午

在一間間茶店仔（編按：閩南語，指茶館、茶室。）、小吃攤、賊仔市（編按：閩南語，指舊貨市場或專門交易贓物的市場。）、青草舖、宮廟之間，萬華的龍山寺周邊隱藏著無數遠低於「最低居住水準」（註1）的簡陋隔間，連一、兩坪都不到，是不少獨自流離在這座城市的老人，走向人生終點前的棲居之所。

^{註1：內政部營建署於2008年委託中華民國住宅學會參考國內外的研究和經驗，據居所空間與居住人數訂出可容忍的最小面積——「最低居住水準」，並於2012年底生效，獨居者平均每人最小居住樓地板面積需達13.07平方公尺（3.96坪）。}

破敗的公寓隱身在喧嚷的艋舺夜市內，過去曾是小姐們接客的地方，後來由在騎樓賣便當的老闆接手，三層樓每層隔成7到8間小至1坪不到、大至3坪的房間，共用一間滿是霉斑水垢，蟑螂四竄的浴廁。較大的一間要4,500元，其他大多每月租金3,000元，有的是只容一人屈身躺臥的架高地板、甚至半敞在後陽台，以幾塊板子疊起來的「床位」。

和萬華一樣被列為高度居住風險的老人蝸居處，光在台北巿就還有19處，分布在12個行政區中的8個，其中以萬華、大同區人數最多。

然而，這樣的小隔間卻因去（2017）年以來陸續發生火災意外後遭到查封，在需求仍居高不下的情況下，越來越「供不應求」。

高齡化社會，獨老租屋困難案量上升

「從開案數來看，近幾年老人需要租屋協助的比例明顯增加，大約佔了全數房客的四分之一，」崔媽媽基金會居住扶助部主任馮麗芳表示，長期協助弱勢民眾租屋權益的崔媽媽基金會統計，近3年來上門求助的老人佔總體租客比例從2016年的21.6%、2017年的25%，到今年截至9月為26.5%。

「隨著房客日漸年長，房東往往以各種理由不續租，這些老人很難找到下一個住處。當越來越多人買不起房子，等到老人的租屋需求高到一個程度，會不會有一天突然一大群人沒地方住？這是我很焦慮的原因，」馮麗芳說。

據台北市社會局今年8月分資料，全市獨居長者人數為4,990人，創下5年來新高（註：2017年4,744人、 2016年4,709人、2015年4,819人、2014年4,914人）；其中符合低收、中低收資格者超過1,800人，也是5年來最高，他們大多數都沒有自有房產而需租屋居住。

台北市社會局從2016年開始，由各區老人福利中心的社工訪查區內老人居住情形，按照居住風險、環境髒亂程度、弱勢群居等評估標準，將「兩人以上」需高度關懷之老人群居處列冊追蹤。截至2018年6月的統計，全台北市有19個政府「認證」的老人蝸居處，66名弱勢老人住在其中。

1坪大的蝸居「床位」都難保，做夢也想不到晚年淪落至此

從萬華火車站往南，中正區南機場老舊整宅（註2）旁即有一處被北巿府列管的蝸居老人處。《報導者》實際走訪發現， 這裡共有9名平均年齡7、80歲的租客，全都住在地下室裡。

^{註2：正式名稱為「整建住宅」，台北市在1960至1970年代為安置公共工程拆遷戶，陸續興建共一萬多戶、室內8～12坪的住宅，如水源路、南機場、斯文里、基隆路整宅等。隨著居住人口增加，空間不敷需求，違規使用情形普遍，社區公共設施缺乏管理維護，整體環境窳陋，如今住戶多有意陸續進行都市更新。}

走入分隔地上和地下世界的幽暗樓梯間，一股濕氣與散不去的異味襲來，一間間1～2坪的小房間門或開或掩，昏暗的日光燈下，擺放著電視機、冰箱、電鍋等日常生活用品的公共區域，幾名老人坐在板凳上，等待里長辦公室送餐過來——平日週一到週五，會有志工一天送兩餐便當給這些行動不便的長輩。

「外面很難找房子，只有這邊，衛生差一點但是還可以。我們是走到最後，才能體會老人真正的需要什麼。最主要就是住的地方，第二是安定吃的地方，像這個里長對老人的照顧最全面，有餐可吃、有圖書館可看報、年節還有紅包拿，我真的很感動！」租戶詹阿伯說。

79歲的詹阿伯做過銀行行員，還到日本經營貿易，年輕時曾過上一段好日子，做夢也想不到晚年會淪落至此。他和張阿嬤一樣都因為有子女，一個月最多只能領到7,450元的中低收老人生活津貼，但因種種不足外人道的家庭變故，子女並未實際負擔扶養義務，獨身一人在外租屋，去年底經過民間單位與里長的介紹才住進來。

去年中，這裡曾發生火災，「火災後水管燒壞，要樓上住戶出錢，打去1999向市府申訴也沒用，是不是在包庇房東？火災後這半年來又死三個人，報紙還常被偷，房東不處理，警察沒辦法，我們的生活被這個地下室弄得一塌糊塗！」同棟公寓的鄰長李小姐說，其他樓上住戶對地下室帶來的安全威脅與對生活秩序的侵擾已經忍無可忍。

台北市忠勤里里長方荷生，多年來在南機場整宅社區建構一套完整的社區支持系統，去年火災過後，他便想辦法把這群生活在地下室的老人「拉上來」，至今已幫兩位長輩找到租屋處，合住在南機場的小公寓裡。只是，其他所有租客又都默默回到地下室，因為大多是行動不便的老人，無法爬到樓上的房間，也租不起一般的低樓層。

大火後公安清查，反生排擠效應

除了未被關注的南機場老人蝸居火災，去年新北巿發生了震驚社會的中和出租套房9死2傷大火事件，也迫使內政部針對歷年來持續發生的違建火災意外，頒布「加強既存違章建築處理指導綱領」，要求各地方政府定期清查並擬訂執行計畫。截至內政部營建署今年7月的資料，目前全台通報尚未拆除的違建共有66萬252件，其中新北市有19萬4千件、台北市也有近8萬1千件，雙北加起來就有27萬5千件。

蝸居在這些違建出租套房裡的主要族群，是在租屋巿場中受到最嚴重歧視的獨居老人。保障安全為前提的公安清查和違建拆除行動，卻讓這些獨老反而連最卑微的棲身處都將失去。

台北市在今年6月，對於萬華區的非法出租隔間執行了一波拆除行動，首先集中在安全疑慮最高的地下室。「就我所知，萬華至少有兩間地下室租屋處被政府清空，之前住的那些人被迫搬遷，沒能力的就我們協助，路上小紙條、租屋網、問其他租房長輩⋯⋯什麼方法都試過，真的很難找，」萬華龍山老人服務中心（龍山老服）組長李旻穎說，他服務的獨居長者超過一半以上都是賃屋而居。

一名每月只有7千多元補助的80多歲失能阿嬤被強制驅離後，尋覓新居的任務落在李旻穎和居服員身上，試過各種管道與資源，卻都有各自的門檻與阻礙：國宅要排隊幾千號，等到名額人也走了；機構會挑人，尤其家人不出面，怕牽扯法院官司多不願收；公宅名額稀少且位在其他行政區⋯⋯處處碰壁下，好不容易申請到年中剛上路的「包租代管」，卻仍功虧一簣。

「原本都跟業者談妥，後來說要附配偶資料，可是阿嬤早年脫離家庭，家人不想理她，原本不知有這樣規定，試著找到小孩聯絡資料，他們反應激烈，說已經不管她的生死，好幾年前帶她去法院打撫養訴訟，場面很難看，當下調解，給一個月生活費後就再也沒提供；長輩也沒想要提強制執行，年紀大了，對她來說還要跑法律程序面對配偶跟小孩是身心煎熬，」李旻穎無奈表示，經過輾轉介紹，目前只能繼續遊走在法律邊緣，棲身在國宅住戶違法轉租出來的小房間。

除了火災意外之後的公安清查，日漸增多的外籍性工作者以及都更改建，都對需要租屋的老人造成排擠效應。「我們附近有棟鑽石大樓，現在有更多東南亞美眉來賺錢，把那邊的套房租走，她們比老人家更有能力付錢，房東優先選擇年輕、較有經濟能力的房客。少了地下室，又有新的外來者，長輩在這裡要租屋變得更困難，」李旻穎說。

改善公共設施，立即漲了房租

即便碰到房東願意出租，隨時可能因為各種狀況失去遮風避雨的地方。

「之前就遇到有長輩開刀回來，房東擔心無人照料死在房裡，『請』他去睡公園，過年期間，在我們緊急聯絡安置之前，已經在躺椅上就著棉被和五百萬大傘待了7天，」龍山老福主任林蘭因表示。

「站在長輩的立場，覺得危險而且要擔心是不是會流落街頭，為什麼這種現象一直存在？先不談歧視，若站在房東的立場，如果房子是自己的，要不要選房客？會顧慮能否維護整潔、搬走會不會留下一大堆壞掉的東西、怕三番兩次接到出狀況的電話⋯⋯更重要的是，每位房東都不願意有人在自己房裡死掉。」林蘭因道出表面的租屋歧視外，房東與房客間難解的矛盾。

「10個房客中最起碼會有2～3成拖欠房租， 那還是小事，破壞修起來才是大問題，有時候很想不要租了，但是我想想，也許就是運氣不好碰到了，但後來又一直碰到，」房東鍾先生說，他和崔媽媽基金會長期配合，將家裡多出來的四層樓街屋出租給老年或弱勢租客，最近才剛跑完法院，處理完和房客的糾紛。

「我78歲，他75歲， 我看他人很客氣，可是第一次簽約以後就從來不付錢，水電費可以用到一個月6千多塊，很可怕，用到後來冷氣燒掉，加壓馬達也燒掉。結果鄰居說進出的人很複雜，他一個人出面租房子，但帶來6、7個朋友，有竊盜、吸毒前科，過沒幾天就被警察帶走，到現在被關了，東西沒辦法搬，我就申請法院強制執行，上個月16號才把事情解決掉。」

冷氣用到燒掉、浴室水管被釘子破壞、屋內各種雜物與垃圾堆積、精神不穩的房客拿瓦斯桶恐嚇⋯⋯20幾年來他遇過各式各樣房客帶來的紛擾。

「萬華這邊弱勢多，問題很多，不會珍惜，比較會有這種情形。但有時候將心比心，我年輕的時候也是過來人，租房子過得很辛苦。幾十年的房子放在那邊，去維修弄好出租，起碼這房子不會垮下來，有人住會比較好，少賺一點沒關係。」由於屋齡老舊免繳房屋稅，但仍要繳地價稅、綜合所得稅及二代健保費，加上三不五時沒收到房租、訴訟費、搬運費、維修費，遠超過原本應有的租金收益，鍾先生認識的其他房東友人，對租給老年與弱勢族群都避之唯恐不及。但他除了自己曾是「過來人」的同理心外，也因為20多年前「無殼蝸牛運動」時就結識崔媽媽基金會，受他們長期協助弱勢者處理租屋問題的努力所感動，因而不計虧損地提供房源，成為少數的「愛心房東」之一。

「坦白說，現在狀況有點矛盾。這些弱勢長輩要租到房子已經很不容易，一但建管單位對於『蝸居處』進行安檢、要求改善，社會局擔心會不會影響房東出租的意願，使得長輩無法住下去？萬一發生，我們這邊很注意要去處理後續的安置事宜，」台北市社會局老人福利科專員楊雅茹說。

為了避免這些老人流離失所，在人身安全與居住穩定的兩難中，目前公部門傾向與民間房東取得平衡，在房東有意願的情況下，結合民間資源整理環境，建管單位也要求有繼續招租的房東改善內部硬體設施。

「還好當時火災發生在中午，要是在半夜，後果不堪設想。失火後社會局局長來看說，『里長，我們來替他們刷油漆、裝扶手、加裝火災警報器好不好？』結果市府幫忙修繕完，房租就上漲，從原本的4,300元到5,000元。難道房東是市長的親戚嗎？」 方荷生也質疑市府明看到問題，卻只是「維持現狀」，枉顧長輩最基本的居住安全，甚至房東還藉修繕之名哄抬租金從中牟利。

他們離不開的理由

但久居在地下室裡的裡的長者，並非每時每刻都生活在媒體再現的「蝸居老人」悲慘畫面裡，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共居」文化。

「老人淺眠，常常半夜起來坐在這邊，一個人坐第二個就坐，接著三、四個人就講起話來了，有時候一高興，大家不睡覺，半夜3、4點坐在這邊談天，鬧到天亮！我們不是養老院躺在床上不能動，這麼多老人反而更好。老人要講話，沒有講話生命不會延長，天天講8小時會很長壽，」住在南機場地下室的詹阿伯說道。

或是成為他們依戀不願離開的家。

「我們都是一個人，大家都住十幾年了，房東人不錯，可以寄戶口，水電費包在內，也沒拿押金，小小一間住起來還可以啦！」牆板突然動了一下，露出一條縫隙，爽朗的聲音，和暗黑滯悶的空間形成強烈對比，「雖然我胖胖的，但是抽風機、電風扇這樣吹，不會怕熱，我身體很健康，不用去養老機構，住這裡可以聊天，很方便，鄉下住不慣，這裡較熱鬧，」居住在萬華隔間套房，78歲的阿英探出頭來說。

「未婚無子女的低收長輩最高補助可領近2萬，房租只花個3、4千，其他錢放在身上可靈活運用，你跟他說：『走，我們去機構！』他們一定說：『不！』這筆錢轉到安置費用後，就只有零用金，有的機構不能抽菸、吃檳榔、聚賭，加上區域特質，像萬華周邊的清茶館、公園，都跟老人家固有的生活模式息息相關，他們想在這個地方安老。」楊雅茹觀察到在常人難以想像的惡劣環境中，這些「自由」慣了的長輩，仍不願離開蝸居的理由。

去年火災後，翁小姐曾把80歲的母親張阿嬤送到陽明山的老人養護機構，短暫住進去後卻極度不適應，脾氣暴躁，精神萎靡。張阿嬤前一段婚姻的子女，將其畢生積蓄拐騙殆盡，身為晚輩中唯一承擔責任的主要照顧者，翁小姐也嘗試接母親回家共住，但和丈夫的相處摩擦不斷，近日丈夫又罹癌，分身乏術下，才又讓張阿嬤回到度過大半輩子——年輕時洗碗、包水餃、養兒育女的熟悉環境。

「這一帶算台北市最弱勢的社區，我以前也是在這個地方長大，出去外面打拼時，人家都是很歧視我們這邊的小孩子，有這些親身經歷，發奮一直想要離開；只是老人家習慣這裡，年紀越大，改變對她可能越痛苦，之前接回去住的時候也帶她去看失智症，擔心半夜起開瓦斯、拿菜刀砍人，我每天都要提心吊膽睡客廳，」翁小姐說。

回到地下室的張阿嬤竟漸漸恢復起精神，整個人都胖了起來，還能騎腳踏車。但近日一位80歲的室友，因為年紀大出現一些身心狀況而有騷擾張阿嬤的情形，翁小姐為此感到氣憤不平，多次前來喝斥甚至報警都無效，礙於現實住下來，她內心深感不安：「如果有能力當然想搬走，就是真的不行才繼續在這裡，很擔心有一天會出意外。」

政府和社會在前端該做的事：多開空屋大門

林蘭因在萬華從事老人社福工作多年，看到弱勢老人重複發生的租屋困境，對照周遭許多荒廢的榮民宿舍、空蕩的校舍，有需要的老人卻是一屋難求，「這些長輩遇到最大的困難在居住環境，我們像小蝦米再怎麼在後端努力補洞，人家不租就不租，或要妥協待在不安全的環境，但蓋房子就不是我們的事了，前端為何不能多開一些門？比如將閒置空屋改造，出租給有需要的長輩？」

「這些沒有家人照顧的老人，有的其實並不是租不起，也還達不到要去機構的失能標準，其實應該釋放一些公有資源出來，以合理的價格、適當的管理，至少能租得到一個更穩定、安全的環境，只是現在我們連看都沒看到這些人是怎麼過日子的，」林蘭因說。

「今天政府有多少能力去銜接這些蝸居的人？這是我們必須要去評估的，其實黑市有黑市另外一種價值，它也是一個市場，讓一些政策、市場上真的管不到的部分，仍然有均衡的地方，」內政部政務次長花敬群表示。

「反過來說，要讓這些浮上檯面，你要有能力。到底台灣有多少這樣的地方？我們還沒有很清楚的盤點出來。現在推動的住宅政策，還沒有照顧到這一塊，是政府還要再努力的地方，絕對是實話。」在學界與民間針對居住與房地產議題倡議多年，花敬群於2016年蔡英文當選總統後被延攬入閣，是目前全國住宅政策的主要操盤手，他坦言現階段的資源與方向，對於改善弱勢老人的租屋問題仍有很多不足。

「我們希望把更多元的社會住宅創造出來，例如蓋一些面積小一點、3～4坪的房間，客廳、廚房、衛浴公用，地點可能要在萬華、大同區，比較有底層人謀生的機會；但往下想涉及到一個問題，政府到底該不該蓋這樣子品質的社會住宅取代蝸居？另外一種作法，是直接用包租代管的方式，與那些房東合作，重新處理、規劃，不是不行。」花敬群拋出政府未來可能介入的方向。

事實上，「包租代管」計畫已經從2017年開始試辦。政府藉由補助業者、給予減稅優惠（註3）等誘因，鼓勵房東將房屋釋出給專業公司招租，再以折扣的價格轉租給符合資格的民眾，並代為管理。租賃雙方不用直接接觸，既省卻了前者處理瑣事需耗費的心力，也讓後者避免因主觀成見而遭遇租屋歧視。

^{註3：月租金不超過6千元部分免徵綜合所得稅，租金6千元至2萬元，其必要損耗及費用則有53%扣除額；房屋稅、地價稅比照自用稅率，不過仍需視各地方自治條例不同而定，如新北市僅減徵30%。}

形成此一政策的時間點，與現任政府上台後承諾的8年20萬戶「社會住宅興辦計畫」息息相關。由於新建社會住宅財政壓力大、程序複雜且耗時，為補足不足的量能，其中的12萬戶由政府興建，8萬戶則以包租代管的方式引導出市場上既存的空餘屋。

政府亦期望藉此使長年「地下化」的租屋市場慢慢浮上檯面，在房東與房客間搭建一個較為制度化的平台，讓年長者有更多機會找到可負擔的住處，也補足過往因房東擔心被查稅而禁止房客申請，租金補貼「看得到吃不到」的窘況。然而政策試辦至今，理想與現實仍有一段不小的距離。

「包租代管」理想與現實的落差

檢視包租代管從去年上路至今的績效，設定的全國目標數一萬，截至今年8月底的統計只達成1,351件，執行率為13.5%，反映出即使政府大力投入資源推廣宣導，誘因仍不大，民間房東保持觀望態度。關鍵在於地下市場已行之有年，曝光後不管再多的「優惠」，仍要上繳法定金額，遠不如脫離政府的掌控之外。

除了為萬華地下室迫遷租客奔走的李旻穎，其他民間團體也在協助弱勢長者申請包租代管的過程中，發現房客缺乏更多保障的問題。

「站在要讓更多房東參與的立場，政府目前盡量釋放優惠給房東，不敢訂太嚴格的罰則，怕訂下去後，房東意願減低，讓市場變小，」芒草心慈善協會秘書長李盈姿說。

芒草心長期協助街友重回社會，現正協助解決一位年長的街友伯伯，透過包租代管方案找到住處後發生的一連串問題。由於屋主欲賣屋，媒合伯伯租屋的業者同時也帶人看屋，在事前未充分告知的情況下，三番兩次進到屋裡，干擾到房客日常作息，發生嚴重爭執後，伯伯竟自行換鎖，將屋主與仲介擋在門外，破壞了彼此信任關係，房東提早認賠解約，使得好不容易安頓不到半年的房客，只得無奈再另尋住處。

在今年剛上路的租賃專法「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中，對於包租代管違約的處置，除了罰錢並無其他更高的強制力，若屋主在出租期間要收回房子，或房子賣出後下一任屋主不願續租，僅需提前一個月告知並賠償一個月租金，對屋主而言只是些許金錢損失，房客要承受的卻是失去住所的茫然。

現行方案委由民間單位執行，使得業者的角色十分關鍵，在業內自律與審核機制尚未完全建立的情況下，仲介一旦沒有維繫好兩方權利及義務的界線，理想中的中介角色，反倒成為破局的主因。

「政府希望更多愛心房東進到這個市場，給房東很多『利多』，稅務優惠之外，還有5萬元修繕補助，之後每年1萬元，可是權利跟義務是對等的，拿了這些好處，是不是應該相應地對房客有更多居住穩定的保障？屋主還是有出售權利的同時，是不是至少在合約期間內，必須承諾房客能住滿？」李盈姿表示。

市場與政策局限中，打造照顧住宅的迫切需求

種種實際執行後的經驗都顯示，無論是地下化或政策介入，市場都有其局限，社會住宅又僅是杯水車薪（僅佔住宅總量約1%，其中30%的比例又要分配給各類型弱勢族群，更為稀釋能夠申請到的機會），正如林蘭因在第一線深刻觀察到空間資源的不對等，若這一群最需改善居住安全與權益的族群，要跳脫任由市場宰制與資源難以企及的宿命，一種專為尚未失能老人打造的「照顧住宅」（註4），是未來台灣在經歷老年化社會的過程中，越來越迫切的需求。

^{註4：目前僅有伊甸基金會在台南「大林雙福園區」專門針對弱勢老人及身障者居住需求有配套的設計，建構起弱勢居住安全網，這裡也是目前唯一由民間興辦的社會住宅。}

更多囚租人生專題
年輕人租不起──被夾殺的跨世代囚租族
危宅裡的蝸居晚年，地下獨老何時「上岸」
租屋黑巿──繳租不給報稅、公安意外自己認賠
台北市最後的貧民窟
新混居時代的共融挑戰

今日熱門影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