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最後的貧民窟──安康社區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報導者

座落台北巿文山區的「興隆公宅」,是政府回應民間居住正義的社會住宅樣板,但少為人知的是,這個只租不賣的公共住宅(公宅),半世紀前曾是政府專門提供貧民居住的「安康社區」──多年來為周遭居民卻步的貧民窟。在住宅政策的轉捩點,《報導者》走進這片全台最大的低收入戶集中區,揭開掩蓋在汙名與標籤底下的歷史軌跡與住民面貌,記錄下城市發展的過程中,即將被遺忘的一頁。

1968年,越南西貢

大年初二子夜一過,外頭傳來劈里啪啦的聲響,劉鳳鈴感到疑惑,誰家的鞭炮放得這麼早?直到天亮,看見馬路上佈滿屍體與砲彈痕跡,她明白越共來了,與美軍及南越士兵激烈地交火,火箭砲掉落他們位在第六郡的自由新村(註),隔鄰巷子阿嬤血肉模糊的頭飛到家門前。

註:二戰後台灣政府曾在西貢華人區堤岸(Cholon)資助興建數個難民聚落,收容反共的南撤華僑,名為「自由村」、「決勝村」、「富壽村」等,並設有「自由學校」提供免費中文教育。

「那一年戰得最厲害,我大概22歲,記得很清楚。」身懷第二胎的劉鳳鈴背著老大,手牽么弟,在槍林彈雨中奔跑,流彈打入左臂,在內側留下一道橢圓形的小疤,除此之外她還少一截指節,那是年輕時在越南工廠做工不慎被機器碾斷的。

「還好沒有穿進身體,不然就一屍兩命,那時候沒有麻醉,醫師割了6刀拿出來,給我看子彈。」么弟沒有這麼幸運,中彈身亡,「弟弟到現在都找不到,一卡車全是屍體,丟到哪裡都不知道。我經過兩次大難(國共內戰、越戰)不死,有福回到台灣。」

距今整整50年的「新春攻勢」,鮮明的畫面歷歷如昨,如同其他的戰爭記憶,橫貫在這間14坪的屋子裡:隨父母離開國共內戰中被燒毀的家園,從雲南南下到越南,途經寮國叢林汲取大象足跡裡的泥巴水止渴;南北越統一後,大規模處決「反動份子」,家產全數充公,按月配給米糧布料的克難生活,省吃省用過年才能買一小片豬肉拿來祭拜。

現在劉鳳鈴偶爾仍會自己手磨胡椒加鹽拌飯吃,那是在越南大半生貧窮歲月習慣的味道。

除了記憶,貧窮還是現在式。

歷史的偶然中,難民與貧民空間交會

「我們每兩年會做一次『低收總清查』,社工遍訪回來才發現,安康社區有六分之一家庭是越南華僑,過去沒有注意到有這麼高比例的居民組成族群,」台北市社會局安康平宅辦公室社工督導陳怡君說,「大部分僅小學學歷,就業條件限制較多,男性主要從事臨時工,女性則是餐飲服務等勞動工作,收入來源不穩定,難以脫貧。但由於多是親戚一個拉一個過來,他們的凝聚力強,重視家庭生活,與因婚嫁關係來台、家庭支持系統薄弱的新住民很不一樣。」

小小空間從內到外收拾得乾淨整潔,客廳供奉10年前跟著劉鳳鈴從越南飄洋過海而來的觀音、財神爺和土地公,兩個房間最多曾經住了5人,「一個死了,一個跑了,」她淡然地笑著說。先生幾年前病逝,在電子工廠工作的媳婦外遇離家,剩她及兒孫,剛申請上東華大學的孫子是她現在最大的安慰,「這麼多社工、愛心團體照顧我們低收,你看這房子雖然很小,但是很溫暖啊!我都叫孫子努力讀書,有一天回報社會。」

因為歷史的偶然,戰後台灣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大規模的接收難民,與空前絕後的貧民住宅計畫,在台北市文山區的地理空間產生交會。

1975年,南北越統一為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持續數十年的戰爭泥沼正式終結,然而大批恐懼共產政權的南越人想辦法搭上最後一班飛機出逃,或以黃金換取船位,淪為漂流海上的船民,台灣雖非聯合國成員,仍接納上千名來自「赤化」地區的越棉寮難民。同一年,為解決台北市貧民居住問題,政府將木柵馬明潭的大片公墓遷移,興建1,020戶「安康社區」,是全國規模最大的「平價住宅」,當時來台的許多越南難僑被安置於此。即便難民潮已成歷史,數十年來陸續有如劉鳳鈴一般的越南華人,透過家族或人脈關係申請來台,在木柵留下40多年的生活痕跡。

 

從戰爭下的越南,來到台北落腳安康社區的劉鳳鈴。(攝影/曾原信)
從戰爭下的越南,來到台北落腳安康社區的劉鳳鈴。(攝影/曾原信)

這個劉鳳鈴台北的家,是她有生以來最安穩的避風港;長久以來,卻是當地另一些人眼中充滿社會問題的淵藪。

「以前真的覺得這裡好亂,家暴、性侵、賭博、吸毒、酗酒、精神疾病,許多複合性問題交織在一起,」 台灣愛鄰社區服務協會社工吳侑熹說,由於平宅辦公室編制內社工只有7人,平日處理上百戶居民的生活瑣事已應接不暇,因此社會局將最棘手的高風險家庭關懷工作委託愛鄰協會,他們去(2017)年才結束委託,仍在社區旁的教會有據點,曾是陪伴居民最久的民間團體。

「10年前剛來時,旁邊的木柵公園入夜一片漆黑,很多性侵、性交易、吸毒都在公園死角,被警告一個人千萬不能進去,時常會有通緝犯、遊民或青少年潛入社區的空屋。近年公部門單位投入很多改善,從司法安置、環境硬體到公園改建,整體氛圍有滿大改變,甚至使木柵公園變成台北市最熱門的賞螢景點,」吳侑熹提到10年間安康社區的改變。

安康青少年的成長儀式

公園改建之後,小潔(化名)就很少回來了,儘管3年前才和「下社」朋友聚集木柵公園,與「上社」火拼──這是兩個安康社區青少年的主要幫派,以興隆路為界,剛好劃分出各自的勢力範圍。在熟悉的制高點上,她看到下面三叉路被全面包圍,六張犁的人也被叫來助陣,有人連開三槍,一顆流彈打破旁邊住戶窗戶。

以前玩在一起的朋友多搬離社區,從小長大的家也被清空,連同一整排巷子裡的老舊平宅,都即將在今年拆除,成為興隆公共住宅第二期的基地。那些在籃球場打球、烤肉、騎腳踏車,過年拿鞭炮亂炸住戶,隨時相約後面公園、空屋、樓梯間拉K或吸安⋯⋯那佔據她18歲人生大半的時光,都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隨時想要就有,走在路上或在家就可以聞得到。以前沒很貴,政府執行『青春專案』以前,K半克才500,現在一克2,000,比安還貴。一起玩的哥哥有時候剛好有,就發一大包給你,」小潔談起毒品在安康社區普遍的程度,幾乎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警察基本上都認識,會有人看,收拾掉就沒事,不要警察到的時候還在用。」她最高紀錄曾經整整一個星期靠著安非他命,不睡覺、也不吃飯,只執著一件事:玩手機遊戲Candy Crush。

小潔的用藥史,幾乎是安康社區眾多青少年的縮影:一種成長儀式,隨手可得的慰藉。玩藥,是生活中少數開心沒煩惱的片刻,忘記所有嚴酷現實。

從阿嬤開始,三代住平宅,年紀最小的她時常成為大人心情不好時的出氣筒,「舅舅會直接把我脖子吊起來狂揍,要你死的那種;我媽就是椅子拿起來砸,我不會說我有爸爸,因為我們每次見面就是打架,有一次過年他酒後失控,把我壓在地上抓著脖子幾乎沒有辦法呼吸。」

除了被從家裡打出來,被鄰居朋友看見,小潔在外從不顯露自己的另一面,甚至在小學裡就建立起令人聞風喪膽的名號,因為從有記憶開始,她就知道要保護因精神問題時常被欺負的哥哥,「那時剛好學跆拳道,有幾個小朋友被我打,『你這樣玩我哥,我就這樣玩你』,漸漸被說是『大姐頭』,我不覺得是,我只是想保護一個人。」

以前接觸的社工,大多開門見山直接問家裡的狀況,她對這種「介入」方式非常反感,向來拒於門外。直到3年多前,偶然陪朋友走進鄰近由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成立的活動小站,吸毒吸到「鏘」的她坐在一旁抖腳,「怎麼了,餓了嗎?要吃飯嗎?」簡單幾句話,卻是從來沒有聽過的關心。在不帶說教的陪伴以及「過來人」的經驗分享中,小潔與輔導人員建立起深厚的信任關係,漸漸把毒癮戒了。

「我們曾邀請文山區住戶,想打破一般人對安康社區的概念,但其他家長會覺得這裡都是中輟或藥癮的不乖小孩,擔心受影響,比較難吸引其他人,」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社工督導王櫻芳說,該單位長期幫助藥癮更生人,他們發現在監所接觸的「同學」很多都來自這裡,因此決定於2014年將總辦公室設立在安康社區旁。 更多內容請看報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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