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典蓉專欄：勞動部「與惡的距離」

吳典蓉

在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分署吳姓公務員4日在辦公室輕生後，勞動部二週後才完成調查，這份外界看來是推諉卸責的報告，卻被勞動部長何佩珊形容為「嘔心瀝血」之作，事實上，此一報告反而顯露出勞動部和賴政府與人民的距離到底有多遠，難怪引發眾怒，24小時後何佩珊請辭、閣揆卓榮泰和總統賴清德接連道歉，然而，草率的道歉顯然解決不了民進黨政府內的「平庸之惡」（何佩珊語）。

什麼樣的政府！死諫才能改變錯誤政策

其實，即使是不了解公務體系的人，也能從避重就輕的報告看出勞動部的問題有多大，第一、何佩珊及勞動部政務次長許傳盛都提及，吳員長期負責幾無效能的「智能就業服務系統」，多次跟同仁表達工作挫敗、無力感，針對此事也有內部員工爆料，因為原北分署署長謝宜容好大喜功，為了迎合行政院的「AI行動創新內閣」、向上級邀功，吳員只好奉命而行。何佩珊在19日記者會中已宣布停止此一專案，但這是犧牲一條人命之後才能有的政策轉折，一個錯誤的政策要弄到人死方休，勞動部、甚至整個公務體系的問題有多大就可想而知。

第二、何佩珊及許傳盛一直到吳員死亡後才「發現」，吳姓公務員長期早到晚退，甚至在死亡前十多天，多為清晨五時到班、晚間八時下班，這已屬超時工作，更駭人聽聞的是，吳姓員工會在下午四時作一個假簽退的工作，然後繼續加班，這是自我剝削還是上級要求，勞動部高層主管對於這樣的違法犯規之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要如何守護民營企業中的勞工權益。

菊系人馬查自己人 調查報告都是「同情的理解」

第三、民進黨立委林淑芬質詢時指出，此次調查小組召集人許傳盛跟謝宜蓉是舊識，兩人在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時代就認識了，許傳盛還曾公開告訴大家「我認識謝宜蓉很久了，她只是個性急」，甚至還傳出許傳盛曾對調查委員說「要還優秀人才清白」；針對林淑芬說法，何佩珊雖表示未聽過「還謝宜蓉清白」說法，但不否認謝宜容和許傳盛是30年前同事；事實上林淑芬和何佩珊都未說清楚的是，許傳盛和謝宜容不但是老同事，兩人可說是系出同源，當年的北市社會局長是陳菊，許傳盛受陳菊一路提攜，也許官位不大，但一路有位置，終於在賴政府成為勞動部政務次長，而謝宜容更曾是前勞動部長許銘春辦公室專委、之後更空降北分署署長，許銘春有小花媽之稱，在高雄市長任內也深受陳菊重用，亦即，此次從被調查的到負責調查的，都是菊系人馬，也就是標準的自己人查自己人，不要說刻意包庇，但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這是制度及人性的必然，也因此勞動部調查報告會對疑似霸淩者出現「目的良善」這樣同情的理解，一點都不讓人意外。

何佩珊昨日形容謝宜容的角色時，輕描淡寫的形容謝也許有她的惡，但調查報告要找出的是科層官僚體制是否有這樣系統性的惡，就如漢娜鄂蘭形容的「平庸之惡」；坦白說，拿「平庸之惡」和系統性的惡來解釋這次輕生事件，難怪調查報告會被指為是官官相護之作。

漢娜鄂蘭當年親自到耶路撒冷採訪納粹頭子艾希曼大審時，發展出「平庸之惡」的概念，但這個名詞不是用來為艾希曼脫罪的，她贊成法官的態度，「在法庭內，受審的不是制度，不是主義，而是一個人」，法官在意的是艾希曼主導送多少猶太人進毒氣室，是他要為此受審判、付出代價，而不是當年有多少反猶風潮，換句話說，即使是在極權統治高壓下的個人都不容許將責任轉移到所謂的系統，更何況是在號稱民主法治的台灣。

抗議、叛離都無效 死亡是最絕望的抗議

與其糾結在科層官僚的平庸之惡，其實，勞動部或賴政府該正視的是吳姓公務員為何會求其生而不可得，調查報告形容他孤立無援，又是誰造成他孤立無援，這個不用推給系統，發聲管道本來就是任何組織該建立的，正如另一位理論大師赫緒曼經典之作《叛離、抗議與忠誠》一書形容的，組織中的個人至少有叛離與抗議兩種途徑，在吳員做出最終極的「叛離」(EXIT)即輕生之前，他曾經嘗試過抗議(VOICE）途徑嗎？

顯然是有的，北分署員工曾於今年二月向勞動部政務次長王安邦陳情，但當時的勞動部長許銘春及現在的勞動部長何佩珊卻都表示不知情，員工出聲了，但傳不到有權人士耳裡，或是有權人士即使知情，也故意忽視，這個真的不能推給少系統或結構，抗議（VOICE)為何無效，因為掌權的正是官官相護的同一群人。

即使是叛離也還有更輕微的等級，北發署申請調職人數高於異常正是典型的「叛離」症候群，綠委劉建國曝光員工信件，指出原本輕生的吳員也申請調職，但是為了相挺同事而留下，最終竟以生命喪失的方式離開。

死亡是最終極的叛離，也是最深層的抗議，一位公務員之死意外的將赫緒曼兩種途徑結合，這對政府是嚴重的警訊，當了解政府體制的公務員只能靠尋死來改變（或是也無法改變）時，或是即使「叛離」到他處也仍然是官官相護的環境時，這就真的是民進黨政府的結構性、系統性的問題了，這可不是一句「平庸之惡」就可以打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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