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奏曲》推進台灣有Q又韌的民主鞏固道路

總統賴清德的17項因應策略來面對中國的威脅，但除此之外更需要一整套完整的守護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的制度安排。（圖片來源／總統府）

台灣是新興民主國家，我們在1974-75年時國民所得超過1000美元，這是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等研究民主化學者約略視為民主化轉型的啟動年代，距今剛好半個世紀，50年了。

模範的新興民主國家

台灣有幸，當世界性的民主化浪潮，分布於東歐、中南美洲、亞洲、非洲等前共產、獨裁、專制、威權政體國家都各自走上不一的民主化路徑後，台灣顯然是民主成果最為豐碩的一個國家；我們從1996年被人權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列名為民主國家，2000年政黨輪替、實現政權和平移轉之後，更進一步被評列為完全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國家，如今也走到了第25個年頭。

當年，在杭廷頓眼下，他念茲在茲提醒著要避免新興民主國家走上了回頭路，所以他視民主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是最重要的課題；另外，像是璜．林茲（Juan L. Linz）及阿弗雷德．史德本（Alfred Stepan）等知名學人，亦都將關注的焦點放在民主轉型的充分要件，並分從行為上的（behavioral）、態度上的（attitudinal）及憲政上的（constitutional）的等面向，界定鞏固的民主應具的內涵，他們認為，「鞏固的民主是指由一些複雜的制度、規則、以及模式化的誘因和非誘因形成的體系所構成的一個民主政治體制，而民主是該統治領域內唯一的遊戲規則（the only game in town）。」

民主鞏固出現第五種新威脅樣態

當年（1995），杭廷頓通過他對全世界新興民主國家的觀察與歸納下，曾提出第三波民主國家面臨有四大威脅。

第一個威脅來自民主化過程的參與者，而非自來鄙視民主的將領及革命分子之類的非參與者。

第二個威脅是往往具有明顯的反民主意識型態的政黨或政治運動贏得了選舉。

第三、更嚴重的威脅來自於行政部門的專擅，這涉及民選的行政首長將權力集中在他一人身上，並且規避立法部門的監督制衡而以行政命令進行統治；

最後的一個威脅則是許多新興民主國家的政府毫不遲疑地剝奪人民的政治權和自由權。

幸運地，杭廷頓的擔憂都未曾發生在台灣的民主化實踐道路上。但是，未歸納到的新威脅類型卻在今年發生了！

不忠誠反對黨勾結境外敵對勢力

試想：台灣民主化50年，立法院也曾在陳水扁執政時期歷經過朝小野大的國會生態，甚至當時民進黨的席次更少，都未曾發生過像今年這種中央政府總預算遭到在野政黨聯盟的惡性刪砍，不僅止行政院，涵及考試院、監察院的預算都被惡劣地刪砍到各院、各部會無法正常運作的田地。

到底是什麼樣的情境與驅力讓藍白聯手敢於如此恣意妄為？

合理的猜測，境外敵對勢力給了在野聯盟底氣，讓他們敢於不惜任令政府停擺難以運作，叫停現有的國防建設成果（如潛艦建造），也敢於毀壞既有之民主現制運作，這是最合理的推論。從國民黨立法院總召三番兩次率團前往中國、香港會見中共各統戰口人員的行徑中可見一斑。

這恐怕也是中國至早從20餘年前對台灣推動「入島、入戶、入心」的統戰工作，至今走到一代一線（青年一代，基層一線）的融合發展的大統戰格局的成果大驗收；它散見在大小自媒體為中共站台叫囂武統言論、散見中南部各宮廟紅統勢力四竄，也在教育、青年、影視文化、廣電媒體等各種紅統表態中。

台灣民主鞏固進入非常時期

這樣的現象說明著台灣民主化發展進程進入了非常時期。它就像當年林茲及史德本在鞏固的民主的操作型定義上曾指明，「在行為上，當沒有出現重要的民族、政治、社會、經濟群體，或是制度內成員，運用各種資源，試圖建立非民主體制，或是達到分裂國家的目的時，則民主體制在這個統治範圍內就可鞏固」。

相反於民主鞏固的，如今台灣在現狀上出現了不忠誠的反對黨，勾串境外敵對勢力，企圖顛覆現有民主政府運作，實質等同圖謀分裂台灣這個國家。依此引申林茲的定義來看，台灣的民主鞏固現狀已然倒退了一大步，而尋思如何捍衛鞏固台灣民主制度已是明顯且迫切的危機和課題。

在上周四（13日），賴清德總統召開國安會議，會後宣布當前台灣面對的五大國安及統戰威脅以及17項的因應策略，並進行說明。賴總統的決策，表達了他對上述由中共引導操控危害台灣民主發展的種種行徑已有掌握，並做出積極回應，而他開宗明義地陳明，「台灣社會最大共識，就是捍衛民主、維護主權，以及守護我們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堅決反對台灣被中國所併吞」。

鞏固民主需要又黏又Q的韌性

其實，在筆者眼底，賴總統的話可以更直截明白些，重點強調台灣社會最大的共識基石就是「守護我們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而政府現在的回應與行動，就是為了守護我們已經享有的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我們不容許它被侵害侵蝕，乃至毀壞。

至於如何守護台灣的現有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呢？其實五大國安威脅與17項策略只是損害控管的回應行動而已，它更需要有除此之外的一整套完整的守護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的制度安排。

什麼樣的制度安排呢？它可同義於前述林茲定義「鞏固的民主是指由一些複雜的制度、規則、以及模式化的誘因和非誘因形成的體系所構成的一個民主政治體制」一樣；通過一系統複雜的制度、規則、模式等體系，環環相扣，以期使今後台灣鞏固的民主具備足夠的韌性的制度安排，應像是有Q度的麻糬一樣，才足以維護我們的民主體系阻抗各類勢力侵擾，不受破壞。

整備制度安排強化韌性台灣

舉例而言，像是立法院，民主化後的台灣自全面改選中央民代已逾30年，立法院內早已有行之年的內部規章制度，然而，現狀上這些規章制度卻不足以防止只有二、三議席之差，一人之興風作浪即能帶來全院紊亂惡砍中央政府總預算的情況發生，而僅以實質過半就能操控立法准駁之權而不未有程序正義之明確規限。顯然的，強化良善立法行為之韌性的制度安排尚有不足，這應是亡羊補牢的重要工作。

我們也需積極加強建構台灣社會安全韌性的制度安排。除了檢討操演落實《災害防救法》之務實可行以對應自然災害之外，更需有進行諸如對應戰爭之類的非常時期的整備工作，而全面檢討整備民防系統更是當務之急，不僅止於黑熊學院之推廣而已。

同時，社會安全不僅止於上述，醫療、都市維生系統之安全與韌性亦是重大課題。

守護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是最大公約數

「韌性」的概念在台灣的行政部門與公共政策研討中已使用多年。「韌性」一詞源起生態學的用語，係指系統遭遇外⼒擾動後仍可維持其主要架構與功能的能⼒，能承受愈大規模擾動的系統其韌性就愈強，愈不容易被外力癱瘓︑崩解，乃至變成另一個全然不同的系統。台灣的公部門在強化都市對應極端氣候的制度安排上，很早就運用「韌性城市」的提法，也使得「韌性」的概念普遍存在於工程、政、學各界。它可應用以對應諸如大自然的（如極端氣候變遷），國際經濟環境（全球化崩解下供應鍵弱化）、地緣政治爭端（區域戰爭的發生）等種種課題。

如今，對應於台灣遭受民主鞏固的發展進程威脅，全面強化以提升台灣的立法部門、社會安全體系、乃至國防部門的勁性程度等制度安排已是刻不容緩的重大課題，值得主政者注力之。

更重要的，「守護我們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這是超越統獨國族認同議題，絕大多數國人都會支持的民意最大公約數。以此為標的，賴政府其實可以重整其重大國政施政理路，集中資源施用在當務之急之上，整備制度安排，以迎對可預見之挑戰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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