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日線歷史】臺灣能否突破政治僵局?愛爾蘭這麼做

作者:劉政暉/Nuevaidee.新點子

位於歐亞大陸邊陲的小島──愛爾蘭(Ireland),與隔著愛爾蘭海的鄰國──大不列顛王國(英國)遙遙相望。兩國在近代歷史中,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愛恨情仇。即便時至今日,英國仍以 12 倍的人口與超過 7 倍的國民生產毛額(GNP),俯視著這蕞爾小國。

這樣的情景,是否令人感到似曾相識?

隔著臺灣海峽的中國,同樣以近 60 倍的人口、約 23 倍的國民生產毛額,對臺灣施加壓力。在不同政治體制與對立意識形態的交織下,雙方的摩擦與競合不斷,為這段關係增添了更多的不確定性。

從愛爾蘭經驗看臺灣:全球競爭中的生存智慧

愛爾蘭即便在英格蘭(England)長達 750 年的殖民統治(1171 至 1921 年)下,仍並未被歷史洪流淹沒,堅韌生存並重生。如今,這個小國的文化影響力席捲全球,成為了一個軟實力崛起的典範。

旅居世界的 7,000 萬愛爾蘭裔,憑藉對故土的懷念、自身歷史的驕傲,以及不斷創新與連結的拚搏精神,成功抓住英國脫歐後的順風車。在跨國科技、製藥與金融公司紛紛加碼投資下,愛爾蘭的 GDP 在短短 30 年間成長了 4 倍,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

對於臺灣的未來,國人仍處於學者葉浩所形容的巨大「政治時差」中。身處 AI 時代晶片戰中受益的臺灣,若能借鑑愛爾蘭的經驗,或許不失為一個作為我們共同思考臺灣下一步的重要方向。

解讀愛爾蘭:從殖民陰影到自治的憂傷歷史

談到愛爾蘭的歷史,大多數人會想到「愛爾蘭大饑荒」(Great Famine)。這場 18 世紀中葉的「天災」,表面上因「致病疫霉」導致單一作物的馬鈴薯栽種遭殃。

但歷史學家爬梳資料後發現,在 1847 至 1852 年間──正值「大饑荒」的數年間──愛爾蘭仍向殖民母國出口大量奶油、牲畜等農產品,說明饑荒的根本原因在於人民「買不起」自己生產的食物。

這場「人禍」造成超過 100 萬人餓死、另有 100 萬人被迫移民,讓愛爾蘭人口驟減四分之一,並經歷長達一世紀的人口負成長。

此外,世人耳熟能詳的鐵達尼號,便於 1912 年在北愛爾蘭的貝爾法斯特(Belfast)建造。這艘船啟程後停靠多處載客,最終從愛爾蘭的科夫(Cobh)駛向大西洋。在意外發生之際,許多底層客艙的乘客正是懷抱美國夢的愛爾蘭裔移民,他們成為這場悲劇的無聲註腳。

隨後,這座悲苦島嶼的歷史更加動盪。從 1919 年至 1921 年的愛爾蘭獨立戰爭(Irish War of Independence),到 1922 年至 1923 年的愛爾蘭內戰(Irish Civil War)。最終,除了東北方約 17% 的主權範圍仍屬於英國,其餘地區成為一個自治政治體。然而,這並未徹底平息矛盾。

1949 年,愛爾蘭共和國正式建國,但直至 1998 年,北愛爾蘭各黨派、英國政府與愛爾蘭各政黨共同簽署《貝爾法斯特協議》(Belfast Agreement),血腥衝突才得以告一段落。然而,即便是今日,愛爾蘭內部因意識形態差異仍存在政黨間的分歧。

啤酒、音樂與電影塑造的全球魅力

儘管如此,面對外部壓力與機遇,愛爾蘭總能以團結的姿態應對,並以開放的態度走向國際。

以愛爾蘭傳統音樂為例,其生動而愉快的旋律與愛爾蘭歷史中的悲劇形成強烈對比。然而,這些充滿活力的音樂,搭配風靡全球的愛爾蘭啤酒──健力士(Guinness),共同構成了愛爾蘭文化的象徵。

位於都柏林的健力士啤酒廠。圖/劉政暉 提供
位於都柏林的健力士啤酒廠。圖/劉政暉 提供

依託移民的影響力和政府積極的行銷推廣,「愛爾蘭酒吧」幾乎遍布歐美城市,甚至在不少亞洲與非洲國家紮根,成為當代休閒文化的代名詞,也進一步鞏固了愛爾蘭文化的金字招牌。

風靡全球的愛爾蘭酒吧文化。圖/劉政暉 提供
風靡全球的愛爾蘭酒吧文化。圖/劉政暉 提供

電影更是愛爾蘭文化的另一重要載體。從奧斯卡最佳男主角席尼・墨菲(Cillian Murphy)主演的《吹動大麥的風》(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深刻再現愛爾蘭動盪的悲慘歷史,到柯林・法洛(Colin Farrell)出演的黑色幽默電影《伊尼舍林的女妖》(The Banshees of Inisherin),愛爾蘭演員憑藉出色表現贏得國際讚譽。這些作品不僅帶領觀眾重溫百年來的歷史傷痕,也讓人重新審視這些衝突對當代愛爾蘭政局的深遠影響。

十分有個性的席尼.墨菲,在一次與哈利王子(Prince Harry)見面的會面中,甚至刻意將手插入口袋,並側視哈利王子,以此象徵對英國的抗議。

美國總統的愛爾蘭血脈,及其深遠影響

另一方面,你能猜到嗎?從甘迺迪(John F. Kennedy)、雷根(Ronald Reagan)、柯林頓(Bill Clinton)、歐巴馬(Barack Obama)到即將卸任的拜登(Joe Biden),多位美國總統都擁有愛爾蘭血統。

其中,受人愛戴的歐巴馬在 2011 年的歐洲之旅中訪問了愛爾蘭,並在首都都柏林(Dublin)發表了一場令人難忘的演說。當天萬人空巷,歐巴馬以他強大的演說能力,強調並感謝自己的「曾曾曾外祖父」來自愛爾蘭。他更讚揚愛爾蘭人對全球的貢獻,指出整個世界都因愛爾蘭而變得更美好。這段演說如同及時雨,為當時正從金融風暴中逐漸復甦的愛爾蘭注入一劑強心針。

3 年後,歐巴馬「曾曾曾外祖父」的故鄉郡,特地在高速公路旁設立了「巴拉克・歐巴馬廣場」(Barack Obama Plaza)的複合式休息站。如今,從都柏林出發、參加一日遊行程前往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莫赫懸崖(Cliffs of Moher)的旅客,幾乎都會在這裡停留。這個休息站不僅販售歐巴馬相關的紀念品,還有他與其妻蜜雪兒(Michelle Obama)的銅像供遊客拍照留念,成為一道別具特色的觀光景點。

莫赫懸崖。圖/劉政暉 提供
莫赫懸崖。圖/劉政暉 提供

與全世界最大經濟體建立深厚連結的好處,不僅限於外交層面,也為愛爾蘭帶來源源不絕的觀光客。有了交流,便能促進連結與互動。這也正是為何與愛爾蘭相關的好萊塢電影能屢屢登場的原因,再次印證了這個僅有 500 萬人口的國家,擁有無遠弗屆的文化影響力。

愛爾蘭語的消逝,國族認同的重生

在這種全球化連結中,愛爾蘭同樣面臨著如何保存語言的挑戰。儘管愛爾蘭將「愛爾蘭語」訂為第一官方語言,英語為第二,但英語的普及程度卻遠遠超越愛爾蘭語。

例如,《都柏林人》(Dubliners)、《尤利西斯》(Ulysses)與《快樂王子與其他故事》(The Happy Prince and Other Tales)這些膾炙人口的英文小說,其作者——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的愛爾蘭作家詹姆士・喬伊斯(James Joyce)與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創作時所使用的語言便是英語,殖民時期遺留的影響可見一斑。

不過,這一情況隨著愛爾蘭文化復興和教育政策的推進,正在逐步改善。根據調查,目前已有近四成的愛爾蘭民眾能夠使用愛爾蘭語。

雖然英語的地位相對突出,但它同時也帶來不可忽視的優勢。英國脫歐後,跨國企業積極尋求與歐盟保持連結,而作為歐洲地區僅有的兩個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國家之一,愛爾蘭因其語言優勢和地理位置成為企業總部遷移的首選之一。

此外,與紐約僅 6-7 小時的航程,讓愛爾蘭更具吸引力。連愛爾蘭國寶級演員席尼・墨菲也在 2015 年攜全家搬回都柏林,象徵愛爾蘭吸引力的回歸潮已經展開。

在處理與英國歷史恩怨的同時,愛爾蘭政府也積極拓展與其他前英國殖民地的連結。例如,愛爾蘭移民博物館(EPIC The Irish Emigration Museum)中,便曾舉辦以印度與愛爾蘭交融歷史為主題的特展。

愛爾蘭移民博物館曾策劃連結印度與愛爾蘭歷史的特展。圖/劉政暉 提供
愛爾蘭移民博物館曾策劃連結印度與愛爾蘭歷史的特展。圖/劉政暉 提供

而博物館外,利菲河(River Liffey)河畔矗立的雕像則由加拿大政府出資設立,用以感謝愛爾蘭移民對加拿大的貢獻,同時緬懷大饑荒的歷史。

圖/劉政暉 提供
圖/劉政暉 提供

即使移出愛爾蘭仍是許多國民的選擇,但那些選擇留下的人,正面對現實,努力探索一條專屬於愛爾蘭的發展之路。移民博物館的一句標語:「移民雖已改變,但連結的渴望依舊存在(Migrants have changed, but the desire for connection remains.)」,恰如其分地展現了愛爾蘭如何化劣勢為優勢,並以大器與智慧在全球站穩腳步。

全球變局下,臺灣如何找尋未來的出路?

相較於愛爾蘭,臺灣島上的原住民世居千年,400 多年前移民陸續抵達,共同築造了這片土地的多元樣貌。然而,在 21 世紀大國競爭日益白熱化的局勢下,臺灣也被迫加快腳步,致力於打造屬於自己的國族認同,而其中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依然艱鉅。

參照委身於大不列顛一隅的愛爾蘭,他們接受了「移動」這一不可逆的歷史本質,張開雙臂面向大西洋,將遷徙與變遷的既成事實,轉化為強韌的民族基因。憑藉對自己國家的熱愛與對家鄉的驕傲,遍布全球的 7,000 萬愛爾蘭人團結一心,成為國家的珍貴資產與驕傲。

當川普即將就任美國總統時,臺灣所處的「地緣政治壓力鍋」無疑將被添上一把薪柴。在這樣的局勢下,無論是急於移居國外的,還是選擇(或被迫)留守本土的每一位臺灣人,都請將「臺灣」牢牢放在心上,等待並創造那個連結與團結的契機。

願我們能以愛爾蘭為鏡,參透臺灣的本質,凝聚共識,以堅定的步伐深耕在地,同時拓展至國際。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借鑑愛爾蘭的「生存智慧」:臺灣能否突破政治僵局,成為全球關鍵角色?》,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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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劉政暉,曾赴德國、印度、澳洲留學,擁有兩個商學碩士,足跡達世界 60 餘國,目前人正在英國的格拉斯哥大學修讀教育博士。過去他曾闖蕩企業、政府被當成外星人,終於在南太平洋漂浪後決定投身教育,並於島嶼的西南與東南隅耕耘近 10 年,持續跨域成人教育、大學教育與中學教育,以衝撞傳統的觀念,激起新生代無界限的想像。曾出版《學校最該教什麼》、《魔幻中南美》、《追隨澤木耕太郎的足跡:屬於我的歐亞特急》、《山與祂的子民》等四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