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爾巴尼亞長大》(Coming of Age at the End of History)讀後感(一)
【引言】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間,一位來自阿爾巴尼亞的學者,現任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學教授的萊亞•烏皮(Lea Ypi),宅在柏林的一家寓所,以個人回憶錄的形式寫下了題爲《在阿爾巴尼亞長大》,並於2021年11月在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第24屆圖書展上成爲榮登榜首的暢銷書。最近從網絡上得知了這本書的資訊,透過對該書的簡單介紹,馬上在網上購買了這本書,並一氣呵成地將它讀完,並記錄下些許感想。
緣起
我之所以對《在阿爾巴尼亞長大》(Coming of Age at the End of History)這部書發生興趣,這是因爲,阿爾巴尼亞這個國家對我們這些生活在20世紀下半葉現已年過花甲的這代人來說有著某種特殊情感。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後期,中國進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特殊時期,高舉「反帝、反修」大旗的中國當時與世界幾乎完全隔絕,被擋在大門之外的既有「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西方世界,也曾有過「蜜月期」,但被視爲「墮落變質」的修正主義東方世界。對與世隔絕的中國普通民衆來説,當時唯一熟知的外部世界就是被視爲唯一友好國家的阿爾巴尼亞。那首「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歌曲在中國家喻戶曉。我記得自1967年開始直至1977年的十年閒,中國每年都會引進一兩部阿爾巴尼亞電影供中國百姓觀賞,這是當時中國的普通民衆能夠看到位數不多的國外電影。
作者在中文版序中寫道:她參加國際會議時,當對別人自我介紹是來自阿爾巴尼亞時,對方往往一臉懵逼,查看地圖才得知這是一個位於巴爾幹地區,大多數國民信仰伊斯蘭教的小國。但作者第一次來到中國,對人做出同樣的自我介紹時,從那些上了年紀的中國文化知識人中得到了與以往截然相反的回響。很多人都激動地説,他們都熟悉那些曾經在中國放映過的阿爾巴尼亞老電影,有些人喜歡當時的阿爾巴尼亞歌曲,有些人那時到訪過阿爾巴尼亞,有些人甚至説上幾句簡單的阿爾巴尼亞語。一個曾在70年代去過中國農村的美國學者告訴作者,他曾被當地村民問道過是不是阿爾巴尼亞人?作者多次到訪中國,在作者眼裏,中國的上海、深圳等一綫大城市與倫敦、紐約、新加坡等國際大都會幾乎無異,但中國人對阿爾巴尼亞的熟知程度卻絕無僅有,這讓作者頗感意外和驚喜。
通讀完這部書後,感到書中所描寫的阿爾巴尼亞社會變革前後所發生的一切,除了實現了中國沒有的政黨選舉和新聞輿論自由,沒有像中國那樣披上了一層光鮮亮麗的經濟發展外衣之外,其他的一切就是活生生的「迷你中國版」。這促使我寫下了這篇讀後感。
相似的經歷
《在阿爾巴尼亞長大》(Coming of Age at the End of History)作者萊亞•烏皮(Lea Ypi)出生於1979年9月,而那一年我正在大學二年級就讀。那時中國雖説不上是徹底改朝換代,但已經告別了閉關鎖國的毛澤東時代,進入了改革開放的鄧小平時代。在中國發生巨變的同時,阿爾巴尼亞的領導人繼續實行其自以爲是的封閉社會主義體制,這使得曾經作爲「親密戰友」的阿爾巴尼亞將中國也視爲蛻變成了的修正主義國家,兩國關係由此而疏遠。藉著中國對世界的開放,中國民衆的目光投向了以美國、日本、西歐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這個曾被視爲歐洲大陸「社會主義明燈」的巴爾幹小國就此淡出了中國大衆的視野。
作者出生之後直至東歐民主化的1990年的11年期間,作者的人生經歷,與我小時從幼兒園、小學直至高中的經歷可以說完全相同。不同的是,在20歲跨入大學之前的年月,我懵懵懂懂地接受了當時學校和官方媒體對我們年輕一代實施的洗腦灌輸,直至進入大學之後才腦洞大開,開始否定了在此之前所接受的有關社會歷史方面的官方教育。作者倒是遠比我幸運,作者雖然也接受了當時中小學校以及社會各方面的洗腦灌輸,但在東歐民主化的浪潮衝擊下,阿爾巴尼亞也由一黨獨裁的共產主義社會轉變為自由選舉的多黨制社會。這個巨大的衝擊,使作者在此之前所形成的世界觀在未成年時就發生了轉變。
民主化之前的阿爾巴尼亞,特別是恩維爾•霍查在世時期,阿爾巴尼亞被關在密不透風的鐵幕後面。雖然阿爾巴尼亞官方電影極力美化人民的生活,但中國實行了相對開放的政策之後,增長了見識的我們也瞭解到阿爾巴尼亞人們的真實生活並非如官方所宣傳的那樣光鮮亮麗,但是阿爾巴尼亞普通民衆到底處於什麽樣的「水深火熱」狀況,我們卻不得而知。而萊亞•烏皮通過自己童年、少女時代的親身經歷,把這幅被掩藏在鐵幕之後的歷史真實畫面展現在我們面前。1990年12月阿爾巴尼亞對外敞開了國門,祖母帶著作者第一次跨出國門來到希臘。通過她的日記,我們得以瞭解了當時的阿爾巴尼亞與外部世界的巨大落差。她寫道:來到希臘之後,她的手心第一次感受到空調風、第一次品嘗到香蕉、第一次看到紅綠燈、第一次穿上牛仔褲、第一次不必排隊就能進商店、第一次目睹車輛排長龍而不是人排隊、第一次坐上抽水馬桶而不是「蹲坑」、第一次看到人遛狗而不是流浪狗尾隨著人、第一次拿到口香糖而不是糖紙、第一次看到大廈內外商鋪雲集、商店櫥窗塞滿玩具、第一次看到墳塋上的十字架、第一次凝視曡滿廣告而非反帝國主義標語的墻壁……
書中寫到了,因爲商品物質的匱乏,人們不得不經常排隊購物,爲了佔位,人們在臨時離開排隊隊伍時,經常擺放上石頭、罐子、購物袋等東西以替代站隊這種如今看上去極爲荒唐的現象。商品的匱乏以至於政府官方不得不向民衆發放購物券以限制人們的消費。無獨有偶,上個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中國國營市場商品單調匱乏,雖然沒有用石頭、罐子等這些東西「代勞」排隊的現象,但是一旦遇到緊俏商品人們排長隊也是司空見慣。此外,「糧票」、「油票」、「肉票」、「布票」、「購貨本」等形形色色的票證也是我們這一代人所親身經歷過的。
說不出口的真相
作者萊亞•烏皮(Lea Ypi)家庭背景是貴族出身,曾祖父是被後來的阿爾巴尼亞共產黨政府稱之爲「賣國賊」的阿爾巴尼亞前政府總理沙費爾•烏皮。作者的外祖父是一個穆斯林阿訇,因爲家產被共產黨政府沒收,爲了表達抗議,他高喊著“真主偉大”的口號從高樓一躍跳下。因爲這個關係,作者的父母也被共產黨當局視爲「異類」而受到排擠。但作者對小學所接受的那套共產主義教育深信不疑且照單全收,並常常抱怨父母沒有在家中擺設領導人恩維爾•霍查的照片。爲了掩蓋真相,作者的父母以及祖母不得不對作者隱瞞了這一切。作者的父親、母親以及祖母在彼此之間談話中,爲了不使孩子瞭解其談話意思,有時不得不使用大人中達成默契的「暗語」進行溝通。譬如:一些人被關進不同的監獄時,父親經常說:某人上了S大學、某人上了B大學、某人上了M大學。而被關押的罪名也是以不同的「所學專業」來暗示,「國際關係專業」意味著叛國罪、「文學專業」代表著煽動宣傳罪、「學生留校任教」代表著犯人成爲暗探、「大學畢業」代表著刑滿釋放、「開除學籍」意味著死刑、「主動輟學」意味著自殺身亡等等。直到1990年12月阿爾巴尼亞正式宣佈放棄一黨制,轉而實行多黨制自由選舉之後,作者的父母和祖母才承認阿爾巴尼亞就是一個「露天大監獄」,對以前所使用的那些「暗語」也予以「解密」。在作者看來,父母以前對她一直都在撒謊。
談到父母對子女隱瞞自己的真實觀點時,我不禁聯想了我父母也曾經在很長時間對我們弟兄三人守口如瓶的情形,我們家庭是中國境內的蒙古人,可我們這一代人生長在北京,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在社會都沒有講本民族語言的環境,如果讓我們這些後代繼續能掌握本民族自己的語言,唯一辦法只能是父母從小就在家要強化對我們進行民族語言的教育。但是父母之間彼此講蒙語,卻對我們講漢語,因此,產生了像我們這樣雖然生活在講自己民族語言的家庭,卻不會說自己民族語言的令人匪夷所思的現象。而父母這麽做的目的,是通過「語言圍墻」將他們談話內容與我們這些天真的孩子們隔絕開來,否則他們之間的談話,會導致我們對學校和社會所説的那套「紅色宣傳」產生懷疑和動搖,並進一步有可能危及父母自身安全。到後來我也能理解當時父母的做法,隨著我們進入成年之後,父母不再對我們隱瞞他們內心的真實想法,但這以犧牲我們後一代掌握本民族語言爲代價實在是遺憾。
延伸閱讀
《在阿爾巴尼亞長大》(Coming of Age at the End of History)讀後感(二)
《在阿爾巴尼亞長大》(Coming of Age at the End of History)讀後感(三)
作者》李居廣 中國旅日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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