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聯大2758號決議不涉台」是空話？林孝庭揭美曾數度變卦：台灣只是政治籌碼
「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不涉及台灣」，在今天成為美、中與兩岸政治博弈的新戰場。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研究員與檔案館東亞部主任林孝庭接受《風傳媒》專訪時回應，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命題，當時處理的是中國代表權，而非台灣問題；2758號決議案如今成為爭議，就像「台灣地位未定論」一樣，變成美國政府根據自身利益變動時，而出來運用的籌碼。
在林孝庭看來，「聯大2758號決議不涉及台灣」是一個似是而非的命題。回到1971年秋天的歷史場景，當時這一份決議案所要處理的，是「由誰來代表中國」，而不是台灣地位或者台灣百姓是否在聯合國被充分代表，在該項決議案被提出來討論的當下，海峽兩岸的國共政權對於「一中」原則以及「台灣屬於中國一部分」的立場皆無爭議，既然兩岸都堅稱自己代表全中國，也都認知到台灣是中國一部分，則聯合國各會員國代表在投票表決究竟應由台北或是北京來代表中國時，當然不會去處理台灣問題。
炒作「2758號決議」與「台灣地位未定論」，端視美國利益變動的姿態
「你無法拿現在的政治時空情境，去指控半個世紀以前的聯合國這項決議案，沒有處理或者觸及台灣。」1990年代李登輝推動重返聯合國運動時，他訴諸的是「會籍普遍化」原則應適用於台灣，而不是重提2758號決議案。林孝庭進一步強調，涉及國際法相關議題，永遠不能只單純從法律角度來觀察，更多的是政治與外交角力。與2758號決議案相似的「台灣地位未定論」亦是如此，林孝庭說，1949年兩岸分治前後，每隔一段時間「未定論」議題就會被拿出來炒作，原因很簡單，當美國政府認定該議題符合美國利益之時，就會拿出來運用，對美國無益時，就擱著不碰。
林孝庭舉例說明，國共內戰晚期國民黨風雨飄搖之時，美國就一直在談「台灣地位未定論」，看是由聯合國舉行公投，或是把台島交給東京盟軍總司令部託管。等到韓戰爆發，美國需要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來牽制中共時，就不提或者盡量少提。20年過後的1970年代初期，當美國改變全球戰略，準備要跟北京和解之時，華府又把「台灣地位未定論」拿出來做為一種姿態或者談判籌碼。
「一中政策」抗衡「一中原則」，華府依自身利益創造轉圜空間
「不管是聯合國決議案或是台灣地位未定論，從來都不僅只是單純的法律問題，背後肯定還有其他政治考量。」林孝庭說，今天當美國對於兩岸又有新的戰略思維與看法之時，把舊的議題重新再拿出來思考是否有操作空間，便很容易理解。
再以近來北京的「一中原則」與華府的「一中政策」相抗衡為例，林孝庭指出，各國政府在制定或執行外交政策之時，最糟糕的狀態是讓自己置於一個很難轉圜的空間之中，而是希望能創造出最大的回旋或者操作空間，這是各國政府外交決策者的信念，不管是在解釋或者執行政策上，都希望盡可能保留更多彈性。
林孝庭表示，對華府政客而言，亦復如此。1972年美、中發表《上海公報》，雙方開始朝關係正常化邁進之時，「一中」對美方來說當然不是個問題，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擔任尼克森（Richard Nixon）總統的國安顧問之時，甚至還希望兩岸早日坐上談判桌，以便早日解決台灣問題，這樣美、中建交障礙即可排除。今天當台灣再度成為美政府眼中對付中共非常有用的資產（asset）時，其有關台灣地位的論述可能又會產生新的變化。「國際政治是現實的，永遠都是從自身最大的利益來考量，從而設法操作出更大的回旋空間。」
蔣經國提拔「台獨教父」李登輝？生存下去才是小蔣主政的首要之務
當中國大陸與美國啟動建交談判，及至正式建交之後，蔣經國領導下的中華民國反而走向「台灣化」的道路，從而提拔日後被視為「台獨教父」的李登輝。關於蔣經國在兩岸關係與國族認同上扮演的角色，林孝庭回應，必須要從「生存」的角度來看待蔣經國所作所為。
林孝庭進一步分析，對於蔣經國來說，他主政後已知道美國人準備棄他而去，準備犧牲中華民國的利益來完成與北京建交。在此情形下，蔣經國主政首要之務便是讓國府在這塊島上能夠「繼續生存下來」，他推動政治在地化，啟用更多台籍菁英進入政府體制，讓國際社會理解台澎金馬地區的海島中華民國，有別於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同時說服各國不要逼他與對岸談判，而是讓海峽兩岸兩種不同的治理模式與社會制度彼此相互競爭。林孝庭說，「也許蔣經國心裡百般不願意，更不希望中華民國逐步走向台灣化，但是考量到要先能夠生存下來，則政治本土化便成了他無可避免的選擇。」
在林孝庭眼中，任何國家的領導人都不是萬能的神，都只能在自身能力範圍之內，做出他認定對當時國家處境最有利的決策，蔣經國無法預見20、30年後的台灣會變得如何，也不可能看見自己當年提拔的副總統李登輝，10年後會變成什麼樣子。這個世上沒有人擁有上帝的視野，可以對大局全盤觀照，毫無死角，還可以料事如神。
林孝庭強調，國家領導人只能就當下能力所及，針對時事做出他自認為最佳的政策選擇，為了維繫國民黨治理台灣的正當性與合理性，蔣經國只有延攬更多本省籍人士進入體制之內，強化這個政權的代表性。著有《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一書的林孝庭認為，如果台北還能夠繼續在國際社會代表全中國，那麼蔣經國一定欣然接受，然接踵而來的內外打擊，讓晚年的蔣經國很難全面顧及到他根本無法掌握的中國大陸。
中華民國走向與「中國」分庭抗禮？小蔣生前難預見格局將面目全非
此處衍生出另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那就是蔣經國生前是否曾意識到，中華民國走到後來，有可能變成一個與「中國」分庭抗禮的概念嗎？林孝庭回應，蔣經國晚年對此議題非常掙扎，他一方面要順應民主化潮流與壓力，逐步開放政權，另一方面又希望保住1949年以前的舊法統，因而遲遲不願廢除動員戡亂體制，然而這兩者之間本質上是相互衝突的，終究無法長久維持下去，因此李登輝主政之後不久就把動員戡亂體制給廢除了。「1990年代台灣的政治格局快速演變，與兩蔣時代相比可說是面目全非，這是小蔣生前所難以預見的。」
至於蔣經國讓中華民國「在地化」的做法，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林孝庭以歷史學者的角度強調，這端視是從本土視野來看待這個議題，還是以懷抱大中國情懷的態度來思考。從李登輝角度而言，他堅信他遵循蔣經國生前本土化的路線在推動政治革新；然而與李對立的外省籍政治人物，從蔣經國死前仍懷抱光復大陸的角度觀察，則會認定李登輝背叛了一手提拔他的蔣經國。
世界上不會有任何一種進步價值的論點，可以免於接受歷史與實踐的檢驗，歷史上也從來沒有一種主張主流的聲音，可以簡單披上道德外衣即可非法化另一類價值，對其處以解構性批判或者挑戰。
林孝庭援引德國哲學家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的說法說明，西方歷史學界普遍認定客觀的歷史研究成果，要能夠講求「共情」（empathy），要能重新回到歷史情境裡，理解並詮釋當時這些人物何以會做出如此決定，而不是簡單地以今日所認定的所謂主流價值來投射過去，或者挾帶自身好惡喜惡與先入為主，對過往歷史事件人物進行道德性批判。如以今日台灣主流價值標準來看待40年前的種種，將發現沒有一件事情是做得對的，那麼這樣的歷史研究還有意義嗎？
更多風傳媒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