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閃亦如電的鄉愁

圖/鄧博仁
圖/鄧博仁

《七月爍爁》是本相當獨特的小說。謂之「獨特」,至少有三層原因。乍看之下,作者似乎延續鄉土文學模式,藉遊子返鄉(斗鎮,彰化北斗)奔喪,敘寫人事倥傯及時光渙散。然而這又是本後現代浮世繪。斗鎮往事和台北當下似不相干,但跨越時空,遊走其間的廢人荒人竟可能來自同一族類──「老靈魂」。在此之上,林俊頴經營一則文學寓言。他信筆鋪陳隨想見聞,從俚俗風土到宗教冥想,從登陸月球到動物花葬,展現驚人「無用」的知識。花花世界的內裡何其荒涼,救贖唯有書寫。

這三層特色相互重疊穿插,彷彿漫散隨性,卻自有章法,為當代台灣/文學提供少見的情感、思想力度。我們「想像台灣」的胃口早已經制式化:性別,鄉土,青春,國族,環境,原民,傷痕,政治寓言……各就其位,排列組合。上焉者力求突破,下焉者無非就是體制裡的排排坐,吃果果。《七月爍爁》不易歸類,未必能引起讀者的立即共鳴。但這樣的作品終將證明,當代台灣文學的實力別有所在。

林俊頴是資深作家,早年參與三三小集──最後的民國青年文藝社團,也未曾接受花系列運動洗禮,在世代和立場上難謂正確。但這些年來他勤勤懇懇寫作,絕不隨俗。他的小說每有過於內斂之虞,卻無礙他從文字上實驗情感和思想的真誠性,有時耽溺(如《玫瑰阿修羅》),有時憂鬱(如《我不可告人的鄉愁》),有時尖刻(如《猛暑》)。《七月爍爁》代表他創作上的最新嘗試。

我們如何理解《七月爍爁》?不妨先看正文前四則引言。林俊頴開宗明義,點出「爍爁,閃電之台語、閩南語。」描寫台灣,從「咬文嚼字」始。當代「漫遊」與「妖怪」風席捲寶島,「爍爁」如閃電般擊中其敘事風格的盲點。林俊頴遙想當年,致力復刻──或演繹──民間河洛語境,或典雅,或俚俗。他顯然認為文學作為台灣文明的呈現,它的深度與厚度,不僅在於題材,而更在於承載題材的形式與文字。一場對話,一句諺語,一種口音都是風土人情的印記,以及從地方觀看世界的方法。

林俊頴將台灣的意義向過去敞開。他引用唐代李白〈梁甫吟〉,「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以及東漢王逸〈九思.憫上〉,「雲矇矇兮電鯈爍,孤雌驚兮鳴呴呴。思怫鬱兮肝切剝,忿悁悒兮孰訴告。」李白懷才不遇,遐想神話肇始時分的驚雷炸裂。王逸憂讒畏譏,發憤以抒情。前者張揚,後者沉痛。這是作者的自況?還是更投射了台灣歷史共同體的憂鬱?

書寫台灣而聯想李白、王逸?識時務者要不以為然了,或者也根本看不懂。然而在漢字完全羅馬拼音化,你我都成為「羅馬人」前,如何掌握古典今典,仍然是試探島上文化知識或曰國文教育的尺度。因而產生隔與不隔的閱讀門檻,不正提醒我們「台灣」所歷經的文明與教養的變遷?

林俊頴的第四則引言來自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我們都是食人族》(Nous sommes tous des cannibals)的〈母舅復返〉:「遠方照耀近處,近處也能照亮遠方。」李維史陀論食人族,典出十六世紀法國思想家蒙田(Montaigne)名篇〈論食人部落〉的觀察,「所有人都將不符合自己習慣的事稱為野蠻。」李維史陀認為文明與野蠻社會間的差距並不如想像之大,發生在「近處」的時事未嘗不能讓我們了解「遠方」的世代,反之亦然。我們其實去古未遠。準此,《七月爍爁》絕非止於懷舊,而有意提出時空錯綜交織的無限可能。

遠與近、雅與俗、過去與當下也許各有時空與知識脈絡,然而當「七月爍爁」襲來,靈光乍現,千絲萬縷的線索有如數位網絡般散播開來。「於無聲處聽驚雷」,我們從而理解一切視為當然的朗朗乾坤原來總是「倏爍晦冥起風雨」。啟蒙與革命、民主與進步?我們其實都是食人族。

《七月爍爁》文長十七萬字,分為十二章,故事主線極為簡單。敘事者的七舅公二O年代末留學日本後定居,一九六九年返回故鄉斗鎮奔母喪。停留期間,他拜訪兄弟故人,以及地方傳教士馬道遠神父,之後離鄉返日。小說的另一線索則是敘事者當下的都會生活掃描,基本圍繞一群雅痞的哀樂中年展開。兩條主線沒有太多交集,敘事者無所不在的聲音成為最大鏈接點。參照上述「七月爍爁」與李維史陀的典故,讀者自然明白兩者間參差對照的意義。

斗鎮是林俊頴想像的源頭。三十五年前,林俊頴第一本小說集《大暑》(一九九O)就曾描寫一個中南部庶民人家北上打拚的故事。夏日炎炎,經濟剛起飛的台北有如洪荒之地,這家人生活不易,但回看故鄉,已無退路。如此回望的姿態成為林俊頴創作的基調。二十年後,《我不可告人的鄉愁》(二O一一) 和盤托出他的心事:「斗鎮的部分對我是過去完成式,那裡潛藏著我的血親、家鄉、生命初階的至親與美好(鬼影?)。」這部小說也是兩條主線交叉,現代的「我」任職建設公司企畫文案,看盡城市的豪奢與虛偽。另一方面,敘事者尋覓以往生活痕跡,從而敷演「毛斷」(Modern)阿姑與其家族的、甚至整個斗鎮的滄桑傳奇。與此同時,網路文化崛起,賽博格(Cyborg) 凌駕血肉世界,成為後現代的主宰。

林俊頴自謂「一開始就警戒著不要陷入一味地對古老『黃金時代』的耽溺」。但小說處理斗鎮、都會兩條線索,涇渭分明。林塑造毛斷阿姑與陳嘉哉「浮浪曠」革命加戀愛,還有毛斷阿姑與西洋傳教士之弟馬太的浪漫邂逅,以之對應浮沉網路的萌少女還有股票族的金錢遊戲等,無不點出鄉愁雖然「不可告人」,筆下卻是無比明晰。

《我不可告人的鄉愁》出版後,林俊頴與作家賴香吟對談提到,「我寫我願意寫的,我寫我能夠寫的,完成之日,我自由了,所以我會有感而發,這個寫完之後不再寫我祖母與家鄉了,不論在小說裡或真實,他們都一一死去了,完成了,我不再驚擾他們的亡靈。」或許因此,二O一七年的《猛暑》 將鄉愁擴散,置於未來。二O三五年的台灣已經為中美託管。 東西強國進駐後,「我島」歷史徹底掏空,但島民見怪不怪,在「休眠」狀態裡討生活。剛從膠囊幽谷醒來的主人公陷入一種半夢半醒的輪迴裡。一方面「我島」是進步的,生化人進駐日常起居,虛擬就是現實;另一方面「我島」又是退化的,島民猥瑣狹隘,猶如「附生的低等動物」、「女彘」。「人之異於禽獸幾希」,歡迎回到人相食的野蠻世界。

然而在某種意義上,《七月爍爁》又召喚亡靈,接著把家族故事說了下去。這讓我們思考林俊頴的意圖。《我不可告人的鄉愁》執著於城與鄉,離散與懷舊的平行二分結構,《猛暑》實驗後遺民到後人類的詭異翻轉 ,《七月爍爁》則探勘一種多維度的、流動的時空拓撲結構。斗鎮數十年的人事變遷有如霧中風景,而當代都會關係不一樣也是聚散流轉,此消彼長。橫看成嶺側成峰,過去與現在,親與疏、遠與近成為相對的參數,引導敘事者重新繪製他的記憶坐標圖。

《七月爍爁》始於七舅公返鄉奔喪。事實上,迤邐全書的還有許多至親、友人逝去與失蹤的情節,甚至寵物之死。「故事」無他,敘述亡故之事。相對《我不可告人的鄉愁》視先祖「都一一死去了,完成了」,林俊頴在此凸顯死亡不必是敘事的盡頭,終了,也可以是另一種行旅──與敘事──的開端。相對《猛暑》預知「我島」人人成為行屍走肉的野蠻紀事,《七月爍爁》反其道而行,探討向死而生的超越性。小說迴盪「神」思,思考救贖之道,不是偶然。

黃資婷論林俊頴以往小說,以「懷舊的能與不能」為題,指出他的鄉愁情結為創作的原動力。「懷舊」指向過去,也預知未來。而林以「我愛故我在」的抒情書寫作為彌合時間裂縫的方法。在新作裡,林俊頴似乎更進一步,直面「死亡的能與不能」。他娓娓道來各種生命大限的現場,並叩問自處的方法:也許,也許在那之前或之後,另有超越的可能?什麼是神蹟?什麼是救贖?

這樣的叩問迎向《七月爍爁》高潮。小說最後數章圍繞七舅公與馬道遠神父的書信來往對話,甚至包括了七舅公根據契訶夫(Anton Chekov) 名劇《樊爾雅舅舅》(Uncle Vanya)(一八九七) 所改寫的台灣斗鎮版。這毋寧是大膽的實驗。《樊爾雅舅舅》寫盡舊俄老派士紳如何陷入家鄉莊園變遷,進退兩難的失落。以此,七舅公追懷曾經風光一時的四兄,也不無物傷其類的憂鬱。頹敗的帝國、式微的小鎮,沒落的帝俄士紳、英年早逝的地方菁英,遠走日本的遊子……天地、物我、存滅的距離彷彿只在咫尺之間。

馬神父與七舅公的通信談斗鎮的風土變遷,周遭原住民的生計轉換,還有因應世變之道,平平淡淡,卻又令人心有戚戚焉。七舅公寫道:

夜深,黑暗濃墨力透紙背,可以感知山林深處原始神祕的召喚,是蟲獸的聲響,是心與意識的古老記憶,是風作為一種力量的自由展現,至明顯的是來自林木深處呼嘔呼嘔的低沉喉音彷彿有魔力,吾信步戶外,竟然夜涼如沸,大街毫無人息,吾有如一隻蟲子在大地爬行,如此孤獨,生死的區別何在?

萬物寂滅的陰影無所不在。台灣的人子何以自處?馬神父卻另有看法:

古早古早的大洪水過後,渡過地球大劫難的方舟停在我們海島的某一處高山頂,時間留下方舟朽爛的遺跡,唯有堅信者可以發現。然而現在那裡,飛鳥野獸不能到達。

林俊頴的小說一向透露對宗教性──未必是宗教──的嚮往。他混用基督教和佛教教義,彌賽亞,黃金之國,烏托邦,天使時間的典故,企圖以廣義的「信仰」回應人間世的無明。究其極,他的信仰就是文字,他的創世紀就是書寫。但無論是殉色,殉字,還是殉愛,總不脫願景式的宣言意味。是在《七月爍爁》的最後一部分裡,他似乎火氣盡退,直面「死亡的能與不能」。他和筆下人物雖然還是沒有任何肯定答案,但卻有此前少見的沉靜:

我們頭上都是同一天穹星辰,來到山上,吾見到了無比深奧輝煌的景象,心中凜然且肅然,「慨當以慷,憂思難忘」,若吾四兄偕行,一定以古老言語說,天何言哉,星何言哉。

「老靈魂」自始就徘徊在林俊頴的書寫裡,這一次他選擇真相大白的寫法:「此夜在那更接近星空之處,有片刻時間,吾軀體若脫繭如羽化,靜默中自由無限,吾深感庇佑滿盈,也得著了救贖。」相較《我不可告人的鄉愁》的憂鬱,《猛暑》的爆烈,《七月爍爁》終章提出身心安頓的可能。

近年台灣文學書寫被一六二四化、妖怪化、百合化、古巴化、傀儡花化、三太子化……琳瑯滿目。這些書寫善則善矣,往往太有所為而為,難免有將「台灣」對位化──也對價化──的風險?當「鄉愁」成為過於淺白的標籤甚至意識形態時,我們需要「不可告人」的書寫,或是挖掘幽暗意識的藝術。「幽暗」不是黑暗,而是對未嘗親歷的過去、無從盡詳的知識技術、暗潮洶湧的情感欲望的敬畏和想像,是對沉思、深思之必要的堅持。

用林俊頴自己的話來說,那是一種「臥底者」的書寫:「被規範常軌之外的所吸引,那些破碎的、凡俗的光與熱,我更想看出其中的每一差異,明白他們的損傷與屈辱。」小說尾聲,完成喪禮、即將再次啟程的七舅公有這樣的自述:

夜半無緣由醒來,輾轉難再入眠,靜坐大廳與老父畫像相對,自鳴鐘恆常靈動,長夜漫漫,祖先陰靈恆在……當今誠非太平時日,然繁華街市如常,戰事遙遠,吾等心思複雜,又覺今日何日兮,又覺世界之大正待吾等闖蕩。

今夕何夕?中台灣小鎮長夜漫漫,自鳴鐘滴答響著,先祖的畫像默默俯視子孫。小說的主人公化身敘事者靜坐大廳,「自在暗中,看一切暗」。一切皆不可知,但一切又似乎無比清明。遠方與近處,戰事與太平,損傷與屈辱……就在某一刻,念想閃過,猶如七月閃電,剎那照亮黑暗,也照出曾經的──也是此刻的──台灣的憧憬與憂愁。

(本文係《七月爍爁》推薦序,麥田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