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富賢:美中第二輪關稅戰的本質與前景展望
編按:這是易富賢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VOA。
美國總統特朗普剛當選就給中國遞來橄欖枝,破天荒地邀請中國領導人參加他的就職典禮,還有意在就職後100天內訪問中國。但他重返白宮後的第二天就表示,最快從2月1日起向中國製貨品徵收10%關稅。但他三天後又在接受福斯新聞的訪問中表示,「寧願不必」對中國加關稅。美中關係撲朔迷離。美國對華關稅大棒何時落下?最終會達成什麼樣的貿易協定?
美中貿易戰的本質
老子說:“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也就是說,和泥製陶,正因為有空腔,才有了陶器的作用。伐木蓋房,但使用的並非牆壁而是空房的房間。陶壁和牆壁是“有”,而陶腔和房間是“無”,所以,“有”的功能要透過“無”來實現。
同樣,生產是“有”,消費是“無”;生產是手段,消費是目的。經濟大國要實現永續發展,必須依靠生產和消費並舉,進口和出口兩旺,引進和輸出均衡,收入和支出雙高。
中國經濟最大的問題是消費不足,既是因為消費者數量不足,也是因為人均消費能力不足。為孩子花錢是父母的生物學本能,因此兒童是超級消費者。從全球來看,女性的消費能力遠高於男性,例如美國的婦女控製或影響85%的消費支出。然而,中國數十年的選擇性墮胎導致年輕女性消費者短缺和單身危機。 2020年人口普查顯示,初婚年齡的性別比(男28-32歲,女26-30歲)高達125,農村地區為134。許多有男孩的家庭根本不敢花錢,而是存錢支付高額聘金、買婚房。
而由於獨生子女政策家庭規模減少,也降低了家庭的剛需,使得居民可支配所得佔GDP的比例從1983年的62%降至現在的44%,從而使得中國人均消費能力不足。
此外,獨生子女政策也影響消費心理。對養老問題的擔憂、薄弱的社會保障體係以及不斷加劇的收入不平等,共同造就了中國世界最高的儲蓄率,加劇了消費疲軟。例如,2023年超過一半的退休金領取者(主要是農村老年人)每月平均只能領取223元人民幣(32美元)。 2.98億農民工的平均收入不到城鎮工人的一半,但儲蓄率卻是城鎮工人的兩倍,高達70%。
居民消費,國際社會一般佔GDP的60%,但中國祇佔38%,而美國卻佔68%。最終消費支出,國際社會一般佔GDP的75-80%,而中國只佔55%,美國卻佔82%。將經濟比喻為房子,國際上的“房間”國的“房間”只佔55%,導致消費不足和失業壓力;「牆壁」卻佔45%,是國際社會的兩倍,導致產能過剩。
也就是說,中國的“房間”太小,需要拓寬;而美國的“牆壁”太薄,需要加厚。這就是美中貿易戰的本質。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最近調侃,美國需要“埃隆·馬斯克”以振興製造業,而中國需要“泰勒·斯威夫特(歌手)”以提高消費。
中國的舊船票登不上特朗普的新船
中國內需不足,使得經濟和就業高度依賴順差。以2023年為例,製造業順差1.86兆美元,是人均可支配所得的3.3億倍、移工平均年薪的2.3億倍、規模以上企業就業人員平均年薪的1.3億倍。也就是說,製造業順差為中國提供了兩億左右就業。
而全球的順差是由美國提供的,因為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中國是世界第一大順差國,而美國是第一大逆差國,互為鏡像。中國的順差增加,導緻美國逆差增加和製造業衰退。隨著中國GDP佔全球比重從2001年4%上升到2023年17%,製造業順差佔全球GDP比重從0.1%上升到1.8%,國際社會(尤其美國)越來越難以承受了。
儘管2018年美中貿易戰以來,中國將出口多樣化,減少了對美國的直接順差,但間接仍是來自美國,因為其他國家增加了對美國的順差。因此,特朗普的第一輪貿易戰並未振興美國的製造業: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比例沒有增加,製造業逆差佔美國GDP的比例並未減少。
特朗普在第二任期的就職演說中,誓言要振興美國製造業,意味著美國必須減少逆差,將商品出口/進口的比例從目前的64%提高到80%左右,意味著美國給全球提供的順差將減少。那麼中國應對第一輪貿易戰的舊船票(轉口貿易)就登不上特朗普的新船了。
美中第二輪貿易戰會如何進行?
第一輪關稅戰是“損中不利美”。特朗普的第二輪關稅政策的目的是“利美”,中國的應對的策略是“不損中”,二者是有交集的。
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決定了美國仍然會給世界順差,雖然量減少。如果美中能夠真誠合作的話,可以讓中國獲得美國提供的順差中的最大的份額,實現“利美不損中”,至少是“利美少損中”。
從美中雙贏的角度來看,最好是中國將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例從目前的44%提高到國際正常的60-70%,靠內需消化過剩產能,並增加從美國進口。此舉也有助於緩解中國的人口危機,並降低青年失業率。
中國目前如此低的居民收入佔比,主流家庭連一個孩子都養不起,單獨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政策全部破產。居民收入佔比過低,導致消費不足,服務業發展不起來。而中國龐大的大學畢業生主要是從事服務業,而不是工農業。其他國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中國目前的60%水準時,服務業提供70-80%的就業,而中國的服務業只能提供48%的就業,導致大學生就業難、青年高失業率,進而導致結婚率和生育率下降。
但中國很難大幅提高居民可支配所得佔比。一方面分配制度的改革總是最艱難的,會遭到利益團體的阻止。另一方面,老化導致的經濟下行和政府對社保、醫保等投入的增加,使得家庭收入佔比很難提高,例如日本的家庭收入佔比從1994年的62%降至2023年的52% 。
作為補救,中國應該減少從其他國家(尤其對中國存在順差的中東、巴西、俄羅斯等國)的進口,而騰出市場份額給美國,這會降低中國利用貿易施展地緣政治影響力的能力,但卻有助於穩定美中關係,孰輕孰重,很容易掂量。
美國如果從頭開始振興製造業,成本高、效率低。而中國有著完善的產業鏈。如果美國利用中國的產業鏈,可以大幅降低振興製造業的成本,例如特斯拉就是美中產業鏈合作的典範。而越南、印度等國的製造業遠比中國落後,不可能給美國幫助。美國應該會鼓勵中國企業來美國建廠。
中國是現有的、由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人口老齡化和經濟下行決定了中國不可能重建新的國際秩序。如果現有秩序崩潰,中國在新秩序下的地位反而會更加不利。特朗普在上任前就放話:“中國和美國可以一起解決世界上所有的問題。”呼籲中國進行地緣政治合作,這種合作和戰略互信也有助於穩住中國商品在美國的市場份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