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愛書尋找下一個生命落腳處
2025乙巳蛇年。神保町玉英堂，專門經營文學古書的舊書舖子。店不算大，一樓書架壁立，戰前戰後日本作家初版本、善本林立，樓梯間掛滿作家畫作，書法條幅，以及主人所蒐藏的各種貓頭鷹雕像，木的、銅的，姿態不一，引領人進入另一處被書友尊稱為「博物館」等級的文學蒐藏殿堂。
二樓更小，玻璃櫃多，裡面放滿作家手稿，保持完好，收藏完善。更多的是限定本、毛邊本、簽贈本……以芥川龍之介為例：名著《羅生門》初版本已稱難得，更有限定88部，芥川外甥葛卷義敏題贈「無賴派」作家坂口安吾的毛邊特製本。這樣還不夠，轉眼牆櫃裡竟有一紙芥川18歲就讀第一高校時的作文原稿，裱褙整理得完好無缺。
除了拜服還能說什麼呢？因為「博物館」民族性，所以「日本人能，台灣人不能」？不禁想起了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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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時刻，季季大姐叫我去她家看看她的「書」。說是書，不過簡稱，她說還包括手稿、信札、書、畫、藝品，大大小小，哩哩扣扣，很多很多。「這次一定得處理了，我大病一場，再不清會給小孩添麻煩……」她急切地說。因為去年古書拍賣結緣，這件事，我們談了快一年了吧。大姐總有罣礙，不捨！沒想到一下子豁然開朗。「魚頭啊～接著我要去女兒家住，你們得快一點來啊～」大姐總叫我「魚頭」，親切如家人。
一行三人，如約到了北投。大姐先拿出他整理好的手稿、信札、字畫等，「這些是去年以後慢慢整理出來的，都列表了，你先看看。」我一看，「哇～怎有這個！？太珍貴了。」我看著清單，不禁驚呼起來。轉念一想，季季大姐高中畢業放棄大學聯考，北上立志以文學創作立身，隨即成為「皇冠基本作家」，爾來也60年了。孜孜寫作之外，她還是著名編輯，《聯合報．聯合副刊》、《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都待過，彼時也正是兩大報巔峰之時，她也因此交遊滿天下，與作家、學者書信往還不斷，隨便一封，到了「無手寫年代」的今天，都成了珍貴文物了。
「這個我一定要看看。幸好有收藏起來！」我指的是錢鍾書夫人，同為文學家、學者楊絳的一份手稿跟兩封信：
1990年秋天，國學大師錢穆病逝台北。他與錢鍾書同出無錫錢氏家族，著名的「國學三傑」（錢基博、錢鍾書父子，錢穆）。因這層關係，楊絳得知錢穆過往後，追憶昔時與這位族叔結伴搭火車，穿過古戰場，艱難北行種種。寫成文章，投稿台北《中國時報》，文筆真摯誠懇，節制不蔓，實為悼念追逝文章之上乘。
文章經編輯季季修訂後，以《車過古戰場》發表，轟動海內外。楊絳見報後，大為稱讚，特別修書向季季致意，認為題目改得「既適當，又醒目，不勝感佩，謝謝謝謝。」信末並及「錢鍾書同候」云云，想來錢先生也是頻頻點頭才是。
這是楊絳先生的名篇手稿並相關信札，也是「作家」與「編輯」相知相重的好典範。而這僅是一大疊信札與手稿之一耳，加上其他的字畫、藝品，還有一屋子的簽名書，簡直看得眼花撩亂，不知從何下手？
「這些都要斷捨離！？」
「我都八十了，趁自己還能處理就處理吧，別造成兒孫的困擾了。」
於是一整個下午都在翻看各種物件書籍，不懂就問，大姐也娓娓道來與這些「人間有情物」結緣經過。「這個是1988年去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北島也是那一年的，他老婆（前妻）邵飛是畫家，有緣就帶回家了。」她指著幾幅畫說。我用手機一查，才知邵飛發起並參加過大陸改革開放初期的「星星美展」，如今已是北京畫院專職畫家，名氣頗大。再如汪曾祺，吳祖光、新鳳霞夫妻畫作，同樣有一個結緣的故事。她沉浸往事當中，我們聽得頻頻點頭。
黃昏天光暗下來時，我們裝了一卡車回去，隨後花了幾個禮拜時間整理、登記、分類，有些直接建議捐給相關單位，譬如她在《行走的樹》書中所提到，遭白色恐怖波及時，朱西甯、劉慕沙夫妻適時伸出援手，還把家中原本拼湊作為飯桌也是書桌的諸多彈藥箱，最後一口送給她，勉勵她堅持寫作，箱子可以裝文稿用。那是作家相濡以沫的時代經驗，也是台灣文史的見證，應該讓更多人知道才對。最後決定拍賣會展示後，裝放朱家簽名書，捐贈台灣文學館；其他的則根據以往經驗，可以拍賣的都上拍，人間有情物散與人間有緣人，讓市場決定緣歸何方；若還不到上拍地步的，譬如數量龐大的簽名書，則一一鈐蓋大姐藏書章後，在「絕版書市」擺一攤位，讓有緣者直接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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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有作家也有信札，手稿，為什麼我們不行呢？」離開神保町之後，不免被這件事糾纏，陷入沉思。
「博物館性格」當然是「日本人能」的重要原因，更深層則恐還是日本人「惜花連盆」意識有以致之。他們對於作家、文人、學者的尊崇，遠非台灣所能比，連帶地對於其一紙一字，無不珍惜。加上大街小巷，無地不有的「古本屋」，乃形成了一個堅實的市場網絡，這些紙類文物，不僅有「價值」，更且有一定「價格」。網路出現之後，實體古本屋雖見凋零，但因資訊透明，網路市場更形熱絡，遂造就日本「神保町」衰而不頹，內火中燒，力挽狂瀾的局面。
台灣則反是，似乎有了新便不要舊，有了數位便捨棄實體。近年最常聽見的窘況新聞：「某某教授想把藏書捐給圖書館或公家機關卻遭婉拒」，此事可以理解，一來公家人力、空間有限，很難處理大批捐書；再者隨著台灣高齡化社會來臨，戰後受過高等教育第一代日漸凋零，亟待處理的藏書、手稿、信札……等不停湧出，絕非公家所能一口通收。
台灣舊書店雖不及日本發達，照說還是可以收納這些紙類文物，但或囿於傳統觀念，總覺得「賣書」有傷斯文，且商家多無法協助分級、分類，賣書所得其實有限，不如不賣！如此這般，繞路半天，想了又想，走了又走，東西依然擺在家裡。
幸而，道假諸緣，復需時熟。時候到了，總會有所改變。季季大姐擺脫傳統忌諱，勇於處理「有情物」的作法，或即是改變風氣的開端。文物保存，公家收藏僅是半邊天，還要加上私人珍藏，那才是健全的。而這，在在都需要不怕麻煩地為珍愛卻緣盡的書物尋找下一個生命落腳處；透過市場機制，把最好的送到最想要的人的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