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奏曲》南韓與法國政局給台灣的啟示： 我們還要「贏者全拿」權力獨享的政府運作模式？
民主是從雙方衝突中妥協出來的，要是採「贏者全拿」的權力獨享模式，朝野對立將很難緩和（照片來源／信傳媒編輯部）
十二月初，南韓與法國相繼發生兩起影響民主政治正常運作的事件，雖不致於動搖兩國的民主政治制度，卻凸顯政府運作權力分配的重要性。
南韓在野黨刪預算，尹錫悅宣布戒嚴
首先，2024年12月2日，南韓執政黨審查下年度預算案過程中，與在野自由民主黨形成僵局，南韓內閣閣員更強烈批判國會最大黨(民主黨)主導刪減超過4兆韓圜的政府預算支出，南韓總統尹錫悅認為此舉將嚴重影響政府運作。
在前國防部長建議下，12月3日深夜透過電視出面宣稱：反對黨親北韓勢力，進行反國家活動；拿國會運作當做人質，企圖將國家推向危機。為保護南韓「自由與憲政秩序」，他別無選擇，只有宣布戒嚴，並下令軍隊進入國會阻止議員進行撤消戒嚴的投票。國會助理全力阻擋軍隊進入國會大廈，出席國會議員以190票要求取消戒嚴，後來迫於強大民意反彈，總統接受國會請求，取消戒嚴。
法國也因預算案倒閣，通過62年來首次不信任案
接著，12月4日法國國會通過不信任案，中間偏右少數政黨聯盟的巴尼耶(Barnier)總理在任僅三個月後下台，此次不信任投票係由左翼政黨聯盟發動，獲得極右、反移民的國民聯盟(National Rally)的支持。
國民聯盟為何願意支持左翼政黨聯盟的不信任提案，黨魁勒彭(Le Pen)認為唯有如此才能保護與捍衛支持她的一千一百萬選民的利益，由於財政赤字導致未償還債務餘額快速增加、利息負擔沉重。為削減財政赤字，法國政府在2025年預算案中大幅刪減政府支出(以社會支出為主)並提高稅入。左右勢力一致認為這個預算案一旦通過，受創最嚴重的應是法國基層民眾。
國會若未能在12月20日前通過下年度預算，政府可藉緊急立法讓2025年繼續執行2024年預算。所以，勒彭認為2024年預算不會比2025年新預算糟，支持不信任案至少讓法國基層民眾生活不致更為困頓。自1962年龐畢度政府因不信任案下台後，法國國會首次通過不信任案。
總統與國會多數不同黨，「贏者全拿」就成為少數執政
2024年6月歐盟議會選舉，法國國民聯盟取得空前的勝利，總統馬克宏試圖以提前國會選舉，讓執政的中間偏右聯盟取得國會多數。選舉結果卻事與願違：左翼聯盟成為國會最大黨(但未過半)。選後法國總統無視於新國會的政黨生態，任命信奉財政保守主義的巴尼耶擔任總理，試圖延續「贏者全拿」權力獨享的政府運作模式。
法國、南韓與台灣政府體制都是不屬於機關制衡的總統制也不是政黨制衡的內閣制。此時，政府運作權力分配有兩種類型：「贏者全拿」權力獨享模式以及透過協商讓其他政黨共享權力模式。若總統與國會過半多數屬相同政黨(聯盟)，「贏者全拿」權力獨享模式運作起來不會產生問題，只要訴諸投票就能完全推動國家重要政務。若總統與國會多數不屬同一政黨(聯盟)或執政黨國會席次不過半，執政黨仍採「贏者全拿」權力獨享的政府運作模式，就會出現「朝小野大」的少數執政。執政黨必須針對不同政務的推動，尋求不同的政黨或政治人物支持。此時，若總統願意面對國會政黨生態的改變，透過政黨協商組成穩定執政聯盟共享權力，就能減少政局不穩定的風險。
財富分配不均，不同階級對政府治理有不同期待
多元市場經濟社會，為何政府運作權力分配模式會影響到民主政治解決問題的能力？民主政治肩負以下四個任務：如何讓經濟成果由全民共享，賦予並保障所有公民享有相同的發聲機會，如何以專業且負責態度治理政府以及提供符合人民需求的公共服務。
九O年代過度全球化，導致社會財富分配不均愈來愈嚴重，中低階層勞工分享經濟成長果實愈來愈跟不上經濟成長，他們的實質薪資所得成長趨緩甚至難以成長，導致中低階層民眾與有錢階級對民主政治應完成何種任務有不同的看法，出現愈來愈對立的「或多或少」(more-or-less)類型的社會衝突。舉例說：有錢階級無需政府提供過多的公共服務、反對加稅，如此才能減輕他們的稅負，但中低階層民眾需求正好相反。
一九七O年與八O年代，法國政治學者杜比爾(H. Dubiel)與戈謝(M. Gauchet)指出，多元民主社會中，對立雙方基於自利，只要願意對話，民主政治機制就像經濟學始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所說的市場經濟中「那隻看不見的手」(價格機能)，能調合各方利益。此時對立雙方的社會衝突不會成為裂解社會的溶劑。
問題不在民主制度，而在政府運作權力分配
已故政治經濟學家赫胥曼(A. O. Hirschman)認為人類社會中之所以出現民主政治制度，並非出自某種先見之明的理性選擇，也不是社會對基本價值理念形成共識後的結果。相反地，正是由於不同利益團體基於自利，彼此不斷對立衝突，企圖置對方於死地以取得最大的利益，但長時間下來卻發現誰也無法永遠取得主導優勢，只好互相妥協，發展出一套民主政治的遊戲規則。
他進一步指出：以自利為出發點的社會衝突，只要不屬於宗教、文化或種族上「你死我活」(either-or)衝突的類型，最終會透過民主制度調和各方利益。這種「社會衝突促使民主市場經濟社會更加團結」的論點，與馬克斯強調的「社會衝突導致資本主義社會的崩潰」完全不同。
如同市場經濟體系中價格機能是否有效率的分配資源需視市場結構，民主政治機制是否能有效調和各方利益、整合社會衝突，需視政府運作權力分配類型而定。197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劉易斯(Sir A. Lewis)在一九六O年代在數個西非國家擔任經濟顧問期間，目睹這些國家民主政治無法促進社會團結，發現問題不是出在民主政治制度本身，而是政府運作權力分配類型不對。
「你死我活」的政黨競爭，讓民主政治裂解社會
這些國家由不同部落組成，部落間的衝突必須靠協商取得共識才能解決部落間資源分配問題。由於這些國家多採「贏者全拿」權力獨享的政府運作模式，造成政治權力無法共享，使得原本可藉協商解決的問題變成「你死我活」的社會衝突。愈選舉，部落間利益分配愈難單靠政黨競爭解決，不斷的對立，企圖置對方於死地的結果，民主政治成為裂解社會的溶劑。
《歷史之終結》作者福山(F. Fukuyama)亦發現：巴布亞新幾內亞、所羅門群島獨立後，這些由不同部落組成的國家，「贏者全拿」權力獨享的政府運作模式不但無法解決部落間利益分配，更讓整個社會較獨立前倒退甚至出現分裂現象。
其實，多數執政的政府運作也可以透過政黨協商形成聯合政府共享權力，擴大執政基礎，促進社會團結。戰後德國，不論哪一黨取得過半多數，幾乎都會邀集其他小黨，共組聯合政府，除了減少不必要的政黨競爭，以協商取代投票，讓執政更加平順，民眾逐漸相信民主政治制度有能力解決他們的問題。
「或多或少」分享權力，才能整合社會促進團結
多元市場經濟社會成員一旦有不同的種族、文化以及宗教背景，這些「或多或少」類型的社會衝突極易變成「你死我活」的社會衝突。此時「贏者全拿」權力獨享的政府運作模式更無法解決這些社會衝突。
如何避免「你死我活」類型的社會衝突讓民主政治成為裂解社會的溶劑？赫胥曼認為存在「你死我活」衝突的社會，各方必須先對「你死我活」類型的社會衝突採取與對方共存的模式，如此「或多或少」類型的社會衝突，才有機會在民主政治機制下，成為整合社會及促進團結的黏著劑。
李前總統在2006年一場演講中提及：「台灣今日面臨民主轉型以來最大的危機，在於台灣已經被兩個極端主義所綁架，整個社會陷入不是藍即是綠，不是統即是獨，…這兩種極端主義，對社會和諧、團結帶來不利的分岐。」然而，台灣歷經數次總統選舉與政黨輪替，朝野政黨雖由過去的統獨對立轉變為反獨反統的對立，但國家認同歧異依舊存在，還是「你死我活」類型的社會衝突。另一方面，無論哪一黨執政，不論是否是多數執政，皆採取「贏者全拿」權力獨享的政府運作模式，朝野對立很難緩和。
國家認同無解，「存而不論」可作政黨協商基礎
南韓宣布戒嚴後，民進黨立院黨團於臉書發文指出：「南韓國會被親北韓勢力操控，南韓總統為守護自由憲政體制，緊急宣布全國戒嚴。台灣立法院藍白各種刪國防預算、違憲擴權、癱瘓大法官、惡修財劃法、恢復年改、鳥籠選罷法…。…Team Taiwan的我們，其實每分每秒、無時無刻都在抵抗世界等級的暗黑惡勢力侵蝕這個國家。」
這段文字充份反映了民進黨總統選後到目前尚未認知到：在「朝小野大」少數執政情形下，不懂得對權力謙卑，堅持「贏者全拿」權力獨享的政府運作模式，將很難讓民主政治機制解決愈來愈多的「或多或少」類型社會衝突，使得台灣人民開始不相信民主政治制度有能力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
既然，朝野政黨無法透過選舉解決國家認同歧異，目前最佳作法是對國家認同歧異採取「存而不論」的態度，作為解決諸多待解決的「或多或少」社會衝突的政黨協商基礎。只要政黨協商取得改革成果愈多，讓台灣成為更公平、更有正義的多元民主社會，民眾站出來捍衛台灣主體意識的意願愈強，政黨間國家認同歧異就愈不重要。「或多或少」類型的社會衝突就會成為台灣社會整合與團結的黏著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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