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奏曲》數位平台經濟下眾包工作者是勞工嗎？一個勞動未來的奇想
相對於從屬性勞工，平台經濟模式產生明顯的「風險移轉」效果，由平台上自營作業的供給者自行承擔，處於不穩定之缺陷，油然而生。（圖片來源／ Steve Ding＠Unsplash）
上一篇，我們提到當代數位平台經濟模式的「生力軍」：眾包工作，不限地點如Upwork、Amazon MTurk、99designs，限定地點的零工，像Uber、Airbnb、Helpling。更具挑戰性的前者，包括委託個人的自由工作市場（Freelancing Market），如Upwork、Freelancer.com，或委託眾人之微工作（Microtasking），眾人一起在網路上一同完成工作，如Amazon MTurk、Clickworker、Crowdflower，創作型競爭（Creative Competition），如99designs、Jovoto、Quirky等，令人眼花撩亂。這一期，我們聚焦眾包工作的勞動市場處境。
只有更大、沒有最大：平台效應
不同數位平台形式，相當程度改變傳統的市場結構，同時產生兩個效果：原本不相干的其他數位商品與服務使用者，加入平台的邊際成本會顯著降低，產生所謂規模效應：大者恆大，只要有、必然會有越來越多額外使用者加入，則又產生吸引其他人爭相恐後進入的網絡效應，這些都意味產業成長的無比潛力。以隨機服務、眾包平台為例，平台的自我定位，顯然不自視為勞動法的雇主，只是單純的居間中介者，任務在於簡化市場交易過程，以科技供給者角色降低利用者之交易成本。這個預設下，平台經濟將帶來更多的自營作業者，特別是一人自營作業者，輕易而成本低廉的在平台上提供其服務與商品。吾人可以發現，幾乎所有平台建置者，都在其利用條件與規章中明定：在平台登記註冊之服務提供者，均為自營作業者，即美國市場常見之獨立供應商、獨立自營作業者（Independent Contractors）。
在數位經濟平台模式下，眾包工作是勞動生活一個熱門話題，雖然不是來自於第四代工業革命，但數位化的發展無疑強化這個趨勢，也是勞動彈性化當前令人矚目的現象。眾包工作下，企業將其任務，分包給不同的供應者（眾人-Crowd），方法是透過網際網路去招攬，由在平台上登記有案之眾包勞動者來承包，常見模式有兩種：
競爭型模式：眾人競標，只有單一或少數中選，以及
合作型模式：企業之特定任務與眾人一同或透過清楚的分工而完成。
以歐洲為例，居間型平台是眾包較為常見之類型，如Twago、Clickworker。他們的作業模式很簡單：潛在的勞務需求者與供給者，分別在平台上建置自我的要約，有興趣者則主動回覆之，在審核內容之後，達成媒合；當然，從法律關係的角度來看，兩者有明顯的差異：Clickworker本身是勞務需求者與供給者之間的「積極橋樑」，換言之，訂單在此平台上履行與結算。在需求者與供給者間，並不存在契約關係。相對的，Twago平台侷限於提供居間的技術性設施，在此，有三個法律關係形成：眾包需求者藉由在平台上的登錄，與Twago形成利用關係；同樣藉由登錄，眾包工作者與Twago同樣構成利用關係，而眾包雙方為履行與清算此要約及合致，成立一服務契約。
眾包：真的有眾人一起「包」嗎？
眾包，從字義看來，經常引起誤解，事實上並無真正的「眾人一起的工作」（Arbeit in der Crowd），參與特定任務完成者，可能彼此差異甚大，從報酬優渥的資訊科技研發、測試（Testing），到待遇可能極其微薄的簡單工作，不論如何，只要基於數位化，越容易可分、越容易相互區隔的不同活動，企業就越輕易外移，所謂群眾外包（Crowdsoucing）。在某些大企業或企業集團中，眾包工作也常透過內部網絡去實施，設置內部之不同據點與無數隨機組成之團隊，讓個別員工相互處於競爭關係中，所謂內部群眾外包，配合計畫文化（project culture）之盛行，打破傳統企業內「固定工作與任務」的建制，對員工之挑戰越發嚴峻。
回到前述網絡效應，只要越多的使用者利用同一平台，就會產生明顯群聚效果，提昇的服務需求會直接帶來服務的改善，進而吸引更多的需求者，並形成一種標準，對於其他處於競爭關係的平台而言，某一平台供給與需求之利益越大，對他們所形成進入市場障礙就會越顯著，換言之，原本分散的市場，將可能有利於市場獨佔地位的形成。再者，就平台的服務提供者而言，伴隨自主性提高（隨時可進入與退出，no hard feeling），嚴重的不安全感，不穩定性，無從避免。平台降低了市場參與者的交易成本，也間接使個人進入獨立性營業活動中，變得輕而易舉，如同許多平台建置者所強調的，利用他們平台的提供者，增加企業主之決定空間，也更能妥適調和個人職業與私生活上的義務與責任，進而激發參與平台之誘因。兩相得利，更取所需，不是很美好嗎？
眾包工作的勞動市場命運
相對於從屬性勞工，平台經濟模式產生明顯的「風險移轉」效果，由平台上自營作業的供給者自行承擔。雖然不無工作高度專業化，而有較強協商力量之供給者，例如在程式設計領域，但亦有相對弱勢而特別值得保護之其他人，平台勞動者，並不都長得一模一樣。平台模式存在著差異，其實是不小的差異，但在自由的自營作業、甚至有企業主自由的外觀與包裝下，風險移轉到勞動者身上，處於不穩定之缺陷，油然而生。
不論哪一種眾包平台，都可能出現一基本法律提問：眾包工作者是勞工嗎？2012年，美國知名眾包平台商CrowdFlower遭登錄之工作者控告，主張其為該平台商之勞工，同時請求最低工資給付，當然，該案因和解而收場，並未有法院判決出現。從學理上觀察眾包工作，其典型特徵無非「在要約中明確寫明應履行完成之具體任務」，不論該要約為平台或企業主所為，在此前提下，指示權似乎不再重要，工作者可以自由決定何時、何地去完成任務，也不會納入對方的生產組織中，且通常使用自己的生產工具，換言之，這些線索看來，眾包工作者難以認定為勞工，自營作業者遂成為多數的共識。至少表面上如此。
雖說這般，但社會行動者不斷的提醒，「契約中清楚明定履行內容」，雖然很難說是勞動契約，因為後者正是以「締約時不知道未來的給付內容」作為特徵，但此眾包工作平台，不也同時意味「工作者沒有自主決定空間」，而這不正好也是勞工常見特徵嗎？再者，90年代以來惡名昭彰的虛假之自營作業者（Scheinselbständige），亦可看出眾包工作者很接近從屬性勞工的要素，比方說：就算不具人格上、但仍可能具備經濟上的從屬性，如平台所得之收入，為工作者最主要之經濟生存基礎。由此而言，眾包工作者，應具有與一般勞工類似之社會保護需求，他們並非真正自由，真正自主獨立於市場。
有解方嗎？一個勞動未來的奇想
謂眾包工作者非勞工，社會行動者控訴著，無疑代表勞動者之「去權利化」（Entrechtung der Worker），這種獨自一人的自營作業者，等同於微薄艱困的僱用關係。如果不想放任，或空以自營作業者之名，讓其完全自理，那麼，適當的解方應該有必要。
於是，可能的路徑有三：究竟應該擴大、或說：改寫勞工的概念，將原先被劃為非勞工、自營作業者之勞動者可能納入？歐盟2024年的平台工作指令，宣示「平台工作者推定為勞工」，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抑或，將之推往類似勞工、準勞工，像某些國家那樣，使之「準用」某些勞動法保障？不只80年代以降的歐陸國家，即使近年來的美國，也有類似回應，在獨立自營作業者（independent contractor）與勞工（employee）外，再發展所謂從屬性的自營作業者（dependent contractor），加拿大、西班牙與義大利等亦有所著墨，眾國有志一同。
數年前由德國工會聯盟（DGB）召集組成之《勞動的未來》委員會（Kommission „Arbeit der Zukunft“），在其最終報告中，提出「保護勞動之四階段模式」（ein vierstufiges Modell zum Schutz der Arbeit），其中第三、第四階段，饒富趣味。首先，第三階段，所有勞動者皆應享有之權利與保護，包括：與特定危險源有關的保護，如科技勞動保護、個人資料保護等，應將保護適用聯繫至所謂「肇因者（就源）原則」。其次，就業平等保護，特別是歧視禁止的保護；最後，全面性引入攜帶式權利，適用於所有勞動者與企業，如法國的個人勞務帳戶（compte personnel d’activités），德國聯邦政府準備的同名個人勞務帳戶（persönliches Erwerbstätigenkonto），都是其例。
最後，第四階段，乾脆來個全面性重建「社會的私法與經濟法」（soziales Zivil- und Wirtschaftsrecht）？以眾包為例，如當事人間地位不對等明確，就回歸民法，直接適用債法定型化契約條款之保護？設立保護團體之團體訴訟實施權限？與眾包關連性更高的，著作權法與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制，一併納入，沒有漏洞，透過社會的私法與經濟法，讓他們扮演保護眾包勞動者的角色，不再「苛求」勞動法？這些看似很有機會，當今仍有些遙遙無期的解方，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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