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克革命的成敗

馬斯克近日要求美國聯邦公務員定期回報工作績效，強調透明度與問責制，引發熱議。這種企業式管理思維是否適用於政府？

一、政府績效不只是數字遊戲：彼得．杜拉克認為：「政府的權力來自社會授權，而非市場競爭，因此其管理模式不能完全照搬企業手法。」他的理論提供三個核心觀點，解釋為何政府績效衡量不能僅依數據決策。

第一，權力來自社會契約，而非市場競爭。企業透過市場競爭獲得生存空間，而政府的權力來自社會契約，其存在目的是維護公共利益，而非追求營收。因此，以商業績效標準衡量政府，可能忽略政策執行的社會價值與程序正義。若公務員僅為績效數據回報，可能導致短視決策，忽略長期社會影響。

第二，公部門績效應以公共利益為核心。彼得．杜拉克強調，政府的衡量標準應是「公共利益最大化」，而非單一數據導向。例如：司法機構若僅以「結案數」衡量績效，可能犧牲審判品質；環保機關若僅考量「短期財政支出」，可能影響長遠環境政策。因此公務績效難以單純量化，若僅以數據考核可能適得其反。

第三，組織管理需兼顧效率與正當性。彼得．杜拉克認為，政府管理不僅要「做事有效率」，更要「做正確的事」。若公務員因績效壓力趨避風險，反而可能導致行政僵化，降低政策品質。馬斯克的績效回報機制若無彈性，可能影響公務員的專業判斷，甚至降低整體行政效能。

二、馬斯克式改革的風險與挑戰：儘管績效問責機制有助提升效率，但若未考慮政府工作的特殊性，可能帶來以下風險：

第一，公務員行政彈性下降—績效回報若過度僵化，可能導致短期數據導向決策，而非真正解決問題。

第二，士氣低落，人才流失—政府工作涉及長期政策，若績效壓力過大，可能讓優秀人才流向私部門。

第三，忽視政策執行的複雜性—政府績效無法單純以數據衡量，強調即時回報可能導致決策短視化。

三、績效與公共價值需取得平衡：馬斯克的「績效回報」要求，反映出社會對政府效率的不滿，這確實值得公務部門深思。然而，若單純以企業績效標準衡量公部門，可能忽視其社會價值與長遠影響，反而適得其反。政府的核心目標是「公共利益」，而非單純追求數字績效。

公部門改革應該兼顧績效與正當性，提升透明度的同時，也要確保政策決策的合理性與社會價值，方能真正提升公共治理品質。（作者為台北基督學院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