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克革命的成敗

馬斯克近日要求美國聯邦公務員定期回報工作績效,強調透明度與問責制,引發熱議。這種企業式管理思維是否適用於政府?

一、政府績效不只是數字遊戲:彼得.杜拉克認為:「政府的權力來自社會授權,而非市場競爭,因此其管理模式不能完全照搬企業手法。」他的理論提供三個核心觀點,解釋為何政府績效衡量不能僅依數據決策。

第一,權力來自社會契約,而非市場競爭。企業透過市場競爭獲得生存空間,而政府的權力來自社會契約,其存在目的是維護公共利益,而非追求營收。因此,以商業績效標準衡量政府,可能忽略政策執行的社會價值與程序正義。若公務員僅為績效數據回報,可能導致短視決策,忽略長期社會影響。

第二,公部門績效應以公共利益為核心。彼得.杜拉克強調,政府的衡量標準應是「公共利益最大化」,而非單一數據導向。例如:司法機構若僅以「結案數」衡量績效,可能犧牲審判品質;環保機關若僅考量「短期財政支出」,可能影響長遠環境政策。因此公務績效難以單純量化,若僅以數據考核可能適得其反。

第三,組織管理需兼顧效率與正當性。彼得.杜拉克認為,政府管理不僅要「做事有效率」,更要「做正確的事」。若公務員因績效壓力趨避風險,反而可能導致行政僵化,降低政策品質。馬斯克的績效回報機制若無彈性,可能影響公務員的專業判斷,甚至降低整體行政效能。

二、馬斯克式改革的風險與挑戰:儘管績效問責機制有助提升效率,但若未考慮政府工作的特殊性,可能帶來以下風險:

第一,公務員行政彈性下降—績效回報若過度僵化,可能導致短期數據導向決策,而非真正解決問題。

第二,士氣低落,人才流失—政府工作涉及長期政策,若績效壓力過大,可能讓優秀人才流向私部門。

第三,忽視政策執行的複雜性—政府績效無法單純以數據衡量,強調即時回報可能導致決策短視化。

三、績效與公共價值需取得平衡:馬斯克的「績效回報」要求,反映出社會對政府效率的不滿,這確實值得公務部門深思。然而,若單純以企業績效標準衡量公部門,可能忽視其社會價值與長遠影響,反而適得其反。政府的核心目標是「公共利益」,而非單純追求數字績效。

公部門改革應該兼顧績效與正當性,提升透明度的同時,也要確保政策決策的合理性與社會價值,方能真正提升公共治理品質。(作者為台北基督學院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