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年前的「九三〇事件」是印尼版的「二二八」，台灣社會應更擁抱民主而非威權

當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二戰宣告結束，印尼很快在8月17日宣布獨立。然而，這場獨立卻異常走得艱辛。印尼打了4年與殖民母國荷蘭的獨立戰爭後，直至1949年12月27日才正式脫離其統治。

隨即而來的是，是百花爭鳴的政黨政治，但隨著時間流逝，印尼多黨政治導致效率不彰和衝突，最後走向威權體制的「指導式」民主。

1965年9月30日的那一場事變，真正原因眾說紛紜，但主流學說認為，是印尼總統蘇卡諾（Sukarno）因傾向共產黨，使得許多親共派軍官企圖發起政變，鬥垮親美、右派的軍官。

印尼華人的「二二八」：九三〇事件

政變失敗收場後，許多軍官和民眾發起了反共大屠殺，史稱「九三〇事件」。

由於印尼共產黨的組成當中，不乏出現華人身影，使得數百年來的族群衝突，演變成後續威權統治三十餘年，從公民社會到國家，對華人進行大量，且不合理的歧視性待遇。

在印尼，華人被迫改說印尼話、改用印尼姓，並禁止一切與華人文化相關的活動，使他們徹底融入印尼社會當中；就像在早年的臺灣，我們也無法用方言暢所欲言，在學校講方言，甚至要掛狗牌跟罰錢，好融入統治者的外省社會中。

母親家族身經歷的威權統治

筆者身為印尼新二代，母親是山口洋的華裔，外祖父母也受到那個時代的影響。即便母親沒經歷過九三〇事件，但上述的政策，的確徹徹底底改變了他們的家庭。

母親在來台灣之前，基本上只會地方方言（客家話）和印尼話，以及一些英文；名字的部分，也因為政策的關係，改成了印尼文名。而這樣的現象，並不是個案，而是所有的、新一代的印尼華人被國家有系統性地進行文化刨根。

1979年出生的母親在求學期間（90年代），分別於加里曼丹和雅加達經歷了兩場暴動，而雅加達那一場，即是鼎鼎大名的黑色五月暴動（Kerusuhan Mei 1998）。

一次又一次的族群衝突事件，代表的是再度踏上顛沛流離，不知多久的逃亡生活。根據母親口述，那時候大家只能夠逃入荒煙蔓草的深山當中，過著原始的生活，吃著辛苦摘來的山產與獵捕的野味，小心翼翼在夜間當中生火，深怕一個不小心，被當地人發現的下場即是凶多吉少。

回到熟悉的家中，卻再也不熟悉，映入眼簾的是一片燃燒殆盡的餘灰，重建家園過後，才發現熟悉的鄰居，早已在動亂之中，死於非命，就此銷聲匿跡。而這樣的經歷不只一次，而是一而再三的發生。

重建家園不久後，就會再次經歷族群暴動，再一次重建家園。而母親也說：「若當初不是父親（也就是我祖父）把地契埋在土裡的話，我們逃難之後．回來真的會一無所有」。

雖然母親沒有遭遇過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和戰亂，但也曾在她的故鄉經歷過類似事件，踏上顛沛流離的生活。

台灣和印尼人權的已竟和未竟之業

台灣與印尼相同，在1990年代踏上民主自由的窄廊之路，也開始能夠選出自己的總統、立法委員，更走向人權立國的理念上。除此之外，印尼政府也開始恢復華人的公民權，以及廢除威權時期遭受的歧視性法律，更一步接近潘查希拉（Pancasila，建國五項原則）的建國理念和憲法初衷。

台灣和印尼，分別在2016年和2014年，選出了新任總統蔡英文和佐科威（Jokowi），也都在上台宣誓會進行轉型正義工程。直至今日，台灣轉型正義已走向大致完整的補償、真相兩大步驟，除了備受國際肯定外，台灣社會也逐漸對過去所發生不義的事，進行族群和解，並認知到，不論你是本省、外省人，都是那時代下的受害者。

然而，印尼至今卻仍在原地打轉，轉型正義工程備受軍隊和舊有統治者、部分人民的極力抵抗，轉型正義進程一再延宕。

2014年，儘管時任總統候選人佐科威宣稱將解決包括1998年黑色五月暴動等迫害人權的慘案，作為他政見之一，但在當選後，佐科威遲遲不進行相關政策的推動。一直到2016年，佐科威政府礙於人權團體的壓力，針對九三〇事件，舉辦兩天的研討會。華人、軍方與政府單位皆有代表參加，但在場外卻被許多保守派抗議，認為該研討會會使得共產主義死灰復燃。

除此之外，直至今日，印尼再也沒有一次公開，由政府作為主導者討論轉型正義的機會，可見其政策跳票。更將當時主導1998年黑色五月暴動的加害者普拉伯沃（Prabowo），拉攏擔任國防部長至今。

最近一次的聲明，則是在去年一月，佐科威承諾，印尼不會再發生嚴重侵犯人權的事件，並且承認印尼在1965～2003年發生過12起嚴重侵犯人權事件，而九三〇事件即是其中之一。

去年六月，佐科威也聲明政府有誠意解決嚴重侵害人權問題，如恢復公民權、海外流亡人士回返、現金津貼、社會福利等等。但人權運動人士對於這些結果，仍舊認為政府做得還不夠多。

至於政府道歉的部分，時任政治、法律和安全統籌部長Luhut Binsar Pandjaitan在參與該場研討會中，表示政府不會道歉，更言道：

「向誰道歉？向哪些受害者道歉？政府不會到處道歉的。（Minta maaf pada siapa？Korban mana？Tak ada pikiran bahwa pemerintah akan ke sana ke mari minta maaf, tak ada.）」

由此可見，印尼的轉型正義，仍是當地不可碰觸和不受待見的禁忌話題。而即便印尼政府有做出許多努力，但看在受害者眼裡，物質上的補償不是主要目的，更甚至恐成為「賠錢了事」。國家進行道歉，承認錯誤、司法追溯加害者的責任，才應當是主要目標。

遙遙無期的印尼轉型正義和人權政治

2024年是總統大選年，台灣選出了民主進步黨的賴清德作為總統，而印尼卻是選出了極度具有人權爭議，曾涉及鎮壓1990年東帝汶獨立運動，以及參與1998年黑色五月事件的軍隊將領普拉伯沃作為總統，對於受害者家屬而言，這無非是個莫大的傷害。

國際非政府組織CIVICUS更是以：「印尼：普拉伯沃的勝利，代表了人權未來最壞的情況（INDONESIA：Prabowo’s victory represents the worst-case scenario for the future of human rights）」作為標題。

台灣和印尼，是如此的相似，我們都曾經受過殖民、威權統治，以及在同個時代走入民主化的道路。然而，我們卻是走入不同的道路，台灣走向了民主，印尼則還在民主與威權之間做掙扎。借鏡印尼，我們生在民主的台灣，更應該擁抱民主，不走回威權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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