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頻繁發生無差別殺人事件：「原子化」社會中的「政治抑鬱」

中國接連發生無差別殺人事件。東京大學研究所教授阿古智子（專攻現代中國研究）分析，這些事件背後的個人動機，透露出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問題。

光是在11月，就接連發生多起無差別殺人事件。11日，廣東省珠海市發生一起男子駕車衝撞事件，導致35人死亡。16日，在江蘇省無錫市的一所職業技術學院，一名前學生持刀襲擊師生，造成8人死亡、17人受傷。甚至在19日，湖南省常德市一所小學前，數名兒童及行人遭汽車撞傷。22日，遼寧省遼陽市、廣東省佛山市及江蘇省揚州市接連發生汽車失控暴衝事件，無差別衝撞路人（儘管詳細情況不明確，但相關影片已在數個社交平台流傳）。

根據當地警方的說法，珠海事件的嫌犯因對離婚調解結果不滿而犯案。無錫事件的嫌犯則因未能通過職業學院的考試，無法取得畢業證書，且對實習單位的酬勞感到不滿。至於湖南省的案件，警方表示仍在調查中，未公布嫌犯的動機。

今年或許因為經濟狀況惡化，導致社會不安因素大幅增加。我定期瀏覽的社群平台上，經常看到中國殺人事件相關的新聞。過去，大多數案件多是因家庭、學校或職場中的人際關係糾紛，嫌犯因怨恨或憤怒而採取攻擊行動。然而，這次珠海與無錫的案件並非針對特定對象，而是無差別的攻擊。

是「對社會的報復」？

珠海事件和無錫事件的嫌犯是否陷入經濟困難？他們的社會地位又如何？由於中國警方公布的資訊有限，加上媒體報導受到管制，只能從極為有限的資訊中推測。不過，據悉珠海案件中的嫌犯犯案時所使用的是一輛運動型多功能車（SUV）。

SUV算是高檔車型，嫌犯雖然因為離婚財產分配問題產生爭執，但既然有可爭論的財產，應該不至於是低收入者。不過，近期經濟不景氣，也有可能導致他的財產價值突然縮水。

另一方面，無錫事件的嫌犯在就讀職業技術學院時，為了實習而在工廠工作。在重視學歷的中國社會，多數家長希望子女能進大學，而職業技術學院通常被視為未能考上大學的人才會選擇的學校。目前無法得知嫌犯的家庭背景，但或許是因為經濟不允許，無法負擔大學學費，抑或是因為成績不如預期，只能選擇技術學院。他可能並非自願選擇就讀職業技術學院。

目前只能推測嫌犯的經濟狀況。不過，據他在遺書中提到，每天工作16個小時卻拿不到薪水，「遭到剝削，希望以死促使勞動法得到改善。」處於惡劣的勞動環境卻無法脫身，或許是因為沒有其他更好的謀生方式。然而，從他提到的剝削與對勞動法改善的訴求來看，不能單純將這起案件解釋為因經濟困境而一時衝動所致。

中國最大的搜尋引擎「百度」上，「報復社會」這個關鍵字的搜尋量持續攀升，也引起不少日本媒體的關注。然而，這兩名嫌犯是否真的意圖對社會進行報復？即便真有這樣的想法，究竟所謂的「應該報復的社會」指的是什麼？向幾位中國朋友詢問後，多數表示，「這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泛指整體社會」。

珠海事件的嫌犯據稱因對離婚財產分配的司法判決感到不滿，但若真是如此，為何他的批判矛頭並未指向法院、法官，或是與維持不公正司法制度有關的政府或政黨組織呢？珠海警方最初公布的資料中曾提到這名男子不服法院的判決，然而，在隨後發布的資料中，卻完全刪除了這部分內容。或許是相關當局擔心媒體與輿論將焦點放在司法問題上，會引發更多批評，因此指示警方更改發布內容。

為什麼無錫事件的嫌犯，沒有將不滿指向逼迫他過度勞動的工廠、學校相關人員，或與勞動政策相關的政府部門？即使對離婚財產分配或勞動環境感到不滿，也無法將怨恨或憤怒明確地指向具體對象，這應該與政治體制有關。在當前中國強調「國家安全」的言論環境下，討論司法缺乏獨立性或勞動法存在的問題是不被允許的。

政治抑鬱

近年來，中文社群中開始出現「政治抑鬱」一詞。雖然在日本較為少見，但在中國，2016年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講師江緒林輕生後，許多追悼文章和評論提到中國知識分子面臨的痛苦，並以「政治抑鬱」這個詞來形容。

根據一位中國心理學研究者的說法，2019年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運動期間，中國曾出現與「政治抑鬱」相關的文章，並在香港廣泛流傳。甚至在疫情期間，因封鎖措施對生活造成嚴重限制，加上對「清零政策」的不滿情緒高漲，此文章在各大小網站上被多次引用。

之後，前中央電視台知名主播柴靜——目前定居歐洲，製作紀錄片和 YouTube 節目，以及蒐集並分享中國遭禁資訊的 X（Twitter）帳號「李老師不是你老師」，都曾介紹過這篇文章，使「政治抑鬱」這個詞在中文圈廣為人知。

「政治抑鬱」（political depression）在歐美被解釋為一種因社會或政治機能失調，或對自己人生選擇失去掌控感而引發的心理狀態。據說，美國心理學家等專家提出這個詞彙的契機，源於2001年發生的九一一多起恐怖攻擊事件。

之後，2016年唐納·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政治抑鬱」這一現象特別在自由派中引發廣泛討論，並逐漸延伸至其他脈絡，被用來描述全球自由主義運動中的犬儒主義或倦怠感（China Media Project 2022）。

網路時代的結構暴力

中國在實現快速經濟成長的同時，儘管擴大了貧富差距，卻成功地提高了整體社會的生活水準。如今，大多數人都使用手機並連接網路，親身感受到生活便利性和效率的顯著提升。人們因此得以自由地掌控自己的時間與生活方式，但同時也得承受國家單方面推行的政策目標、來自家庭的壓力，以及競爭激烈的社會環境帶來的窒息感。

特別是在清零政策下的封鎖期間，中國各個社會階層的人們都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個人的尊嚴遭到踐踏。這段難以遺忘的集體記憶不僅深深烙印在人們的腦海中，疫情過後的中國更進一步強化了「監控社會」的系統，全面限制國民的思想與行動自由。

如果中國人民因貧困、勞動剝削、不公正的司法、言論自由受限，以及在升學或就業中遭受差別對待，長期承受巨大的身心壓力，甚至陷入危機狀態，那麼，這正是挪威和平學研究者約翰·加爾通所稱的「結構暴力」所帶來的結果。

然而，這些問題的行為主體往往不明確。此外，在網路時代的中國，監控攝影機無所不在，被標記為「敏感人物」的人經常受到跟蹤監視。即便只是少數人聚會用餐，只要其中有被當局關注的對象，警方也可能迅速到場「關心」。

在日常對話中，也無法輕鬆討論政策問題。曾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長達10年的朱恒鵬，目前下落不明，據報導，他因在私人聊天群組中批評習近平主席的經濟政策而遭到關注。在面對結構暴力時，個人往往無能為力，甚至被迫極度壓抑自己的情感與想法。在這樣的情況下，恐怕有不少「政治抑鬱」症狀惡化的案例。

「原子化」的社會

甚至，「原子化」的社會將加劇「政治抑鬱」的狀態。

內田樹以「原子化」一詞，描述在財政狀況惡劣、僱傭關係不穩定的情況下，以日薪派遣、網咖、消費金融等「貧困商業模式」牟利的日本社會內含的問題。他指出，在「個人被原子化的社會」中，若非極為強大或幸運的個人，一旦脫離群體而被原子化，便可能終其一生陷入結構性剝削的困境。

作為「剝削者」的「強者」們，為了確保穩定的「被剝削者」數量，會經常宣傳「個人化的生活更輕鬆愉快」這類觀念。一旦越來越多人選擇組成團體，分享有限的資源並共同努力降低風險，對於這些「強者」而言，「可以啃食的對象」就會因此減少。

中國的經濟雖然隨著全球化而快速發展，但其效率似乎已經達到極限。在這樣的經濟體系中，一旦景氣急速惡化，最先被削減成本的通常是基層勞工。而在中國特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原子化」的現象更為嚴重。

因為中國人從小就被灌輸「中國是由工人階級和農民組成的『工農同盟』為了社會主義革命而建國的國家」的觀念。同時，中國官方媒體也不斷宣傳領導人推行的各種關懷工人和農民的政策。然而，如同無錫事件嫌犯所提到，工人原本應該是中國的主人翁，現在被剝削反成為常態。中國共產黨的宣導與現實之間的落差正持續擴大。

中國的民眾真的渴望「原子化」嗎？與文化大革命或天安門事件的時代不同，即使在威權政治體制下，中國人民透過社群媒體找到更多展現自我的機會。然而，這些原本被認為是開放的社群媒體空間，有時卻變成了檢舉與告密的場所。防火牆可能隨時築起，資訊被切斷或直接消失。

如果人們能夠更自由地表達自己的煩惱，並與他人分享內心的糾結，透過情感連結共同解決問題，那麼社會的緊張狀態應該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然而，在經濟遲遲無法復甦的情況下，若政府放鬆言論管制，可能會讓人們的各種不滿情緒浮上檯面。這種恐懼正是獨裁國家無法擺脫的悲哀。然而，人類擁有情感與思想，當表達自由被剝奪，內心的真實自我只會隨之喪失。在管理與監控下，無法回復人性中的溫暖。

在中國，政治權利長期被剝奪的人民在抑鬱的狀態下被逼到絕境，進而選擇使用汽車或刀具等手段，實行監控系統與警方無法迅速應對的犯罪行為。中國試圖透過《國家安全法》和《反恐怖主義法》維護「國家安全」，卻反而加劇了國民「恐怖分子化」的情況，無疑是一大諷刺。

【參考文獻】

阿古智子 [作者簡介]

早稻田大學國際教養系副教授。生於1971年。1994年畢業於大阪外國語大學外國語系中國語學科，1996年名古屋大學國際開發研究科碩士課程結業，2003年香港大學研究所博士課程結業。歷任日本駐中國大使館專職研究員、學習院女子大學副教授等職，2009年起任現職。主攻現代中國論。著書有《吞噬窮人的國度 來自中國階層社會的警告》（新潮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