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他們還沒抹走一切」：澳門移交25週年，活在狹縫中的土生葡人和葡萄牙人
25年前，賈嘉慧在澳門治權移交當晚嚎啕大哭。那年她17歲，被邀請在澳葡政府告別儀式上，給末代總督韋奇立（General Vasco Joaquim Rocha Vieira）表演空手道。
表演結束回家，她和媽媽坐在沙發上看電視直播。踏正十二點，紅綠色的葡萄牙國旗降下，中國國旗升起，她的淚流了下來，「我是有點不開心、是不捨得的」。她覺得一切好像從此不一樣。
今年42歲的賈嘉慧是第八代土生葡人。土生葡人指在澳門出生、擁有葡萄牙血統的人。在殖民時期，他們精通兩文、教育程度高，既在政府擔任要職，又遊走商界專業，社會影響力強。但賈嘉慧說，1999年澳門站在歷史中央，未來社群如何被界定是一個未知，「會不會回歸後，有些人覺得現在我們中國人話事，就要對付這班土生葡人呢？」
葡萄牙里斯本大學東方研究所（Orient Institute）研究員卡洛斯·皮特拉（Carlos Piteira）曾經形容：「土生葡人的歷史，就是澳門的歷史。」但這些活歷史正在消散。根據澳門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2021年土生葡人僅剩13021人，佔總人口不到2%——這一數字在1998年是4.5%。
過去25年，不同的葡人在這個城市流動與扎根，見證政經變化。BBC中文訪問數名葡人，當中有土生葡人在移交前夕離開澳門，有人選擇在留下來靜看大潮變化，也有葡國人因歐債危機，誤打誤撞來到澳門，最後卻抱着失望痛心離去。
離開，再回來
自1993年開始，澳門每隔三年都會舉辦一次「土生葡人大會」。這個會議旨在凝聚全球土生葡人社群，回鄉審視現況。今年的大會在12月1日舉行，為歷年最多人參與的一次，有1200人。卡洛斯特意從里斯本飛回來參加。他今年68歲，一頭白頭，但當談起土生葡人與世界勢態，語速仍然飛快。
剛步進餐廳，他用流利廣東話向侍應說：「我哋坐呢度（我們坐在這裡）。」卡洛斯回過頭笑着說，「也許我擁有的最好的禮物，是我媽媽一直讓我記住澳門和廣東話。在葡萄牙的家裡，我經常說廣東話。」
卡洛斯在澳門出生，父親是葡國人，母親是中國人。1960年，他舉家搬返里斯本。卡洛斯對澳門的記憶很淡薄，但他總是覺得自己的「根源就在這裡」。1991年，澳門電力公司邀請卡洛斯擔任人事總監，「我有機會回到澳門，為何不呢？」他馬上答應。
當時卡洛斯正修讀人類學碩士，研究變動時期中的土生葡人。回到澳門之後，他跟很多人聊天，發現社會正瀰漫各種複雜情感。「對於中國人來說，他們覺得回歸很好；對葡萄牙人而言也很好，因為他們完成了工作使命，就像『出埃及記』一樣，可以回去葡萄牙。」
「但夾在中間，是我們土生葡人」。卡洛斯形容，那是土生葡人第一次對未來感到害怕。
葡萄牙殖民澳門442年間，土生葡人擔任華人與澳葡政府之間的橋樑，備受重視。但移交臨近，他們害怕自己的特殊地位迎來劇變。「站在中國角度，現在我們不需要葡萄牙了，我為什麼還需要土生葡人？我可以改變任何事。」
當年，葡萄牙政府為近6000名公務員想好後路，給他們三種選擇：納入葡國編制、提前退休拿補償金，或者繼續留在特區工作。至於身份問題，土生葡人可根據自己意願，選擇中國國籍或葡萄牙國籍。
不過根據澳門大學1994年一份調查，只有不到3%土生葡人覺得《基本法》有足夠保障，而認為不足夠的則有超過36%。「我們可能有一半人跑回葡萄牙，他們在那裡買了房子，結束在澳門的時光，」卡洛斯回憶。
但賈嘉慧沒有離開。他們一家曾在1991年移民加拿大，1995年回流澳門。「那時候一直在想着，我們多留一年就走了，誰知道留着留着，到現在都沒有走。」之後她在澳門理工大學升讀中英翻譯學系，畢業後成功自薦進入政府，擔任翻譯工作二十年。
「也許是在2001年至2010年之間，土生葡人又獲得了自信，」卡洛斯說，「他們感覺過渡後的澳門很安全，很多事沒有改變，甚至打開了生意之門，所以離開的人覺得也許是時候回到澳門了。」
曾有一個時候，所有事情都很有希望
根據澳門理工大學學者歐雯巧（Vanessa Amaro）的研究，在2010年左右，澳門還重新迎來了一波葡萄牙人。
當年葡萄牙深受歐債危機影響，國內經濟崩潰、失業率倍升，不少人把目光投向前殖民地澳門——那時候，澳門每年都有新賭場建成，賭場收益早已超過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
2011年8月10日，伊內斯·貢薩爾維斯（Inês Gonçalves）拖着一個大行李箱，從里斯本來到澳門機場。那年她25歲，讀完國際新聞碩士，想找一份海外的記者工作。「我網上投了幾百萬份履歷，他們要我，我就來了。」
一份本地葡文報社請了她。此前，伊內斯對這裡一無所知，「我必須從頭開始學習」。但是她感到澳門「非常有趣」，「人們在爭論要不要普選，這是一個好制度還是不好制度。如果你來自歐洲，這是一個已解決的問題，沒有人再爭論了。」2012年，立法會在討論修改《行政長官選舉法》。這對伊內斯來說，「好像在研究政治制度的起源一樣，我真的很喜歡這樣的氣氛。」
在澳門當記者，伊內斯覺得曾經「我們有100%的自由」。澳門幾乎所有媒體都受政府資助，但葡文媒體被認為有更大的自由度。「因為沒有人看得懂，它沒有影響力，」伊內斯笑着說。澳門是一個新鮮的地方，從政治、體育到美食，她什麼都可以寫，而這裡好像什麼都有可能發生。
2014年，澳門發生「反離補運動」，兩萬人上街反對時任特首提出的離任補償法案。「我覺得在那個時候，所有事情都很樂觀，你會有一種想法，好像一些東西正在改變。」伊內斯托着頭感慨說，「但幾年之後，你感覺到『這行不通了』。」
改變總是慢慢發生，但她感覺轉捩點在2019年。當年6月，港府因修訂《逃犯條例》引爆示威浪潮。「維護國家安全」後來成為特區首要任務。澳門政府也開始加強社會控制，一切都變得非常敏感。「我們不能批評任何事，我們不能談論中國政治、香港政治。一切都必須非常愛國」。
2021年，「六四」集會被法院判定違法，之後23名民主派立法會候選人被撤銷參選資格，「這都是非常大的事情，對吧？」伊內斯反問，但澳門人不願意再談論它，社會氣氛變得異常壓抑，「一切都是敏感的、政治敏感的。」
「我入你屋企，要不要脫鞋？」
面對政治和社會氣氛的變動，土生葡人高天賜有着不同的感受，「我覺得（澳門人）越來越開心。」
他今年67歲，曾在主權移交後擔任經濟局知識產權廳廳長。目前是澳門公職人員協會理事會主席，也是澳門首位土生葡人議員，自2005年擔任至今19年。
高天賜有着一張混血臉孔，一開口卻是流利廣東話。他的父母在葡萄牙印度殖民地果亞出生，後來移居澳門。在移交過後，土生葡人大多變得政治冷感，但高天賜卻積極參選立法會議員。他批評議會內大部份人都為了自己的利益做事，「沒有人代表我們公務員，」他連說兩遍。所以參選的原因很簡單，就是為公務員和市民爭取福利。
在議會中，高天賜曾提出多項具爭議的法案，又在「六四致意動議」、「辯論普選特首」等敏感議案表決時，與傳統民主派站在同一陣線，一度被社會歸為民主派。但在「DQ」（即撤銷資格）事件過後，高天賜明顯小心很多，「很多人標籤了我是民主派，但我自己覺得是自由派，你沒有自由就做不到事，你很難去生存。」
對於被「DQ」的人，他說自己「沒有條件評論他們的行為」，只想做好自己的本份。但他覺得自己仍然有自由，「（議會內）罵官員罵得最厲害就是我，所以我覺得很開心，有這種自由去講這些說話。」不過，當被問及澳門近年的變化和看法，他這樣回答——
澳門是否越來越靠近中國？高天賜回答，「沒有，我靠近泰國多。」他把話題拉開，說自己經常坐飛機到泰國吃飯。
那麼澳門25年來的自由度有收窄嗎？「沒有，你看我多開心，」他發出一陣高亢笑聲。
訪問在他的議員辦公室進行，在他的背後，有一張候任特首岑浩輝會見土生葡人團體的照片，照片中的高天賜就坐在岑旁邊。
再問到自由度可以分哪幾個方面時，他給出一段「脫鞋論」——高天賜身體俯前，反問：「你在香港住嗎？我進你的家，需要脫鞋子嗎？」他再說，「我不是很喜歡脫鞋被人看我的腳指，但如果我得兩個選擇，一是脫鞋子就可以進你家，二是我不去你家了，我們出去吃飯。」
「那跟一個國家、一個地區都是這樣，你要尊重人，你不可以拿這個標準：『喂，我從來都不脫鞋子』，你要遷就我，那你接受嗎？」他沒有就這番言論解釋更多，但跟接下來的問題撇開關係。
澳門新聞自由有沒有收窄？「我不是記者，你要問記者才知道，我感覺不到。」遊行集會自由呢？「我又不需要遊行自由，你（政府）給了錢我，消費卡現金分享，只要官員履行他的承諾幫市民解決問題，就少了很多問題。」
那麼言論自由呢？「我是一個例子，從來都沒有人叫我收聲，或者叫我不要做這種事情，我仍然沒有任何限制，所有話題我都可以講。」
至於賈嘉慧，她擔任公職20年，直言不便評論政治變化。但就土生葡人而言，她稱仍希望「澳人治澳」，大家都是「想有一個安穩的生活」。她也覺得，現在的澳門尚有空間和自由度提出意見。
「澳門不再是家」
在澳門待滿十年的前一個月，伊內斯懇然決定離開了。
2021年3月，澳門廣播電視（TDM）執委會向葡文新聞部下達九條指引，包括「不會散佈違反中央和特區措施的信息」及「傳播愛國主義」等。這是該公司有史以來第一次發出愛國編採指引，事件觸發葡文記者離職潮，伊內斯是其中一個。
「對我來說，這是我澳門記者職涯的結束，也是澳門新聞自由的終結。」但伊內斯很清楚，這些動盪不會對在澳葡人產生影響。「他們的生活仍不變，繼續賺錢、送孩子上課，他們也有自己的泡沫（little bubble）。」
事實上，撇除政治因素，在COVID-19全球大流行期間，澳門政府實施嚴格的管控，也觸發葡萄牙人離澳潮。澳門理工大學學者歐雯巧在2012年至2015年間，研究60名葡萄牙人移居澳門的行為模式。疫情期間，她重訪這60名受訪者，發現約六成人已經離開——儘管他們在外面沒有任何家人或朋友網絡。
歐雯巧說，瀰漫在這些葡人社群之中，是一種「澳門再不是家」的感覺。
伊內斯有着同樣感受。「我真的很難過。當年我來到澳門所看到的可能性，現在完全沒了。」她當時幻想着，在未來澳門制度會更加開放，人們自由地表達自己，集會也會更加多樣。「我當然沒有期望一下子就會改變，但慢慢下去，澳門或者會更像香港，」她說，「現在結果卻恰恰相反。」
作為極少數人，要想辦法生存
因為要完成碩士學位，以及女兒準備升讀大學，卡洛斯在1999年主權移交之前已經返回葡國。但之後他加入了里斯本大學東方研究所做研究，每年都會回來澳門一兩次。
或許是對澳門保有距離感，卡洛斯從一開始就很清𥇦澳門的地位，對於其變化顯得很冷靜。「這是附帶損害：在中國、香港發生的事情，總是對澳門產生影響，因為澳門正在融入中國。」
他提起一件深印象的事。在1999年之前，基本所有有關澳門的研究都是由葡萄牙人完成。但約在2001年開始，澳門基金會在學術上開創「澳門學」，聘用華人研究員撰文出書，以中國人的觀點出發，重新闡述澳門故事。
一名曾在澳門大學就讀「澳門研究」碩士的同學認同這個說法，「就我來看，我覺得澳門研究實際上是連貫的、以歷史為中心的研究。」
「他們想改變心態，也想改變澳門對愛國情感的渴望，」卡洛斯說，那是他第一次感覺到政府正為2049年作準備。但他很理解，港澳特區擁有特殊地位，「但這個狀態只維持50年」。在這50年間，中國要慢慢把港澳融入很正常。只不過，這個融入的變化比他想像中快得多。
在世界局勢變動間，卡洛斯很清𥇦土生葡人的定位——作為極少數人，他們要想辦法生存。保持地位能在三方面着力：政治、經濟、文化。
過去，澳門均有土生葡人擔任政府主要官員。但隨着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完成任期，新一屆岑浩輝的政府班子再沒有土生葡人。「失去了一個，那我也可以成為另一個（影響力）。」
卡洛斯說，「經濟就不一樣了。他們還有（中葡）論壇，還有『一帶一路』，他們需要葡萄牙人，他們在這裡需要土生葡人。」
2003年，澳門成立「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共有九個葡語國家參與，包括巴西、葡萄牙、安哥拉、莫桑比克、佛得角、幾內亞比紹、東帝汶等。再到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澳門作為中間人的角色再次被重點強調。
卡洛斯深明，土生葡人跟中國的關係不是伙伴關係（partnership），更像是一種「從屬關係」（subordinate）。他歸因於葡萄牙政府外交政策的不積極，「他們可能只聽中國的話。」但同一時間，土生葡人又總是非常被動。卡洛斯打趣地說，土生葡人已經習慣了葡國接近500年的殖民，「現在只是換成中國，對他們來說是一樣」。
然而，當土生葡人的角色變成經濟貿易的工具，這是否他們樂見？卡洛斯笑着說，這不是一個樂見與否的問題，問題是當身處全球化的世界，「如果你不跟上腳步，你就會融入不了（don't come to the team）。 」
「柏林圍牆」的啟示
現在，卡洛斯說他所關心的大局只有一個：如何在特區內維持土生葡人的身分。
土生葡人是一群充滿混合文化和思想的群體，他說，香港沒有這樣的人。「特區需要保留這一點，向世界展示，中國有能力與世界共存。我認為這就是澳門現在的重要性。」
回顧澳門過去的25年，卡洛斯仍然感到「正面」，「因為我們還存在！」他說雖然中國在改變，但是澳門允許土生葡人聚會、有中葡論壇，「他們沒有抹去一切，」他隨即笑着補充，「至少還沒有（not yet）。」
卡洛斯聽過很多人形容，當人們去香港，他們不會感到害怕，但去到北京，他們會有「不同的感覺」。在他眼中，港澳對於中國仍然有角色——這裡中國是強大的「社會實驗室」，可以助它摸索與世界相處的方式。
但在未來25年，土生葡人還會不會有角色，就一切取決於「生活在這裡的我們」。
但伊內斯有另一種感受。在確認接受採訪前，她曾經猶疑。當時她正準備帶着3歲的女兒重訪澳門，她很害怕入不了境。「我有點害怕，這種事發生太多了吧？他們會在邊境攔住我嗎？因為我是當時退出TDM的記者之一，而這是一件非常公開的事。」事情最後沒有發生，我們在一家咖啡店順利見面。
再次回到澳門，她珍惜每天的時間：她到廟裡逛、吃大排檔、星洲炒米......她說，現在的自己對這個城市已不再那麼生氣與難過，「時間過去了，我回過家裡，舔過了傷口。」
但她仍盡量不看新聞，只想感受這城市好的一面——她記得離職的時候，很多幾乎不認識的同事給她寫信，伊內斯形容他們當中的一些人非常樂觀，拋出各種歷史觀，比如倒塌的柏林圍牆，還有曾經民主化後的葡萄牙。
「實際上，這很鼓舞人心，但我看不到這樣的未來。」伊內斯說，她仍有葡人朋友還在澳門當記者。「她深信總得有人留下來，在有限的空間裡努力。 我尊重她，也真心佩服她。」
但伊內斯不想做這種妥協，「對我來說，在大事無法被報導時，能報導一點小事並不算勝利。 但我完全明白，北京的規則就擺在那裡，他們不希望事情失控發展，而我也不是來這裡嘗試改變現狀的外國人。」所以她離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