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人沒太多幻想」：澳門如何用25年的時間，成為一國兩制「模範生」？
澳門土地面積僅33.3平方公里，是名符其實的彈丸之地。但自它在1556年被葡萄牙殖民之後，數百年來有着許多稱號——
在葡萄牙統治時期，澳門因為忠誠，葡萄牙國王給它封上「天主聖名之城」（Cidade do Nome de Deus）；主權移交過後，賭牌開放，林立的酒店賭場金碧輝煌，人們叫它做「東方蒙地卡羅」或「東方拉斯維加斯」。
但是近年，這些美譽很少再被人提起，取而代之是「北京的『乖孩子』」和「『一國兩制』的模範生」。
澳門與香港同作為中國「一國兩制」的實驗場，但澳門在世界的能見度低得多。可是這些年，這個小城不斷被中央點名盛讚，要香港向它學習——學習澳門「發自內心擁護『一國兩制』」、完善國安、「有事多商量、做事多協調」。
過去20年，港府相隔數年就陷入一次政治漩渦：2003年反對《基本法》「廿三條」立法、2012年「反國教」風波、2014年「佔領中環運動」、2016年「旺角騷亂」，以及2019年的因修訂《逃犯條例》引發的「反修例風波」。與之相比，一早完成「廿三條」立法的澳門，給中國鬧出的亂子少太多。
澳門問題研究專家譚志強對BBC解釋，這是因為澳門政府角色從來都相當被動，「阿爺不出聲我就不做事，一畝三分田，各自去耕作」，而且澳門人「怕亂」。所以當香港局勢變差，有了「壞孩子」在旁，澳門就突然成了「乖孩子」。
事實上，澳門政府和社會之所以相對穩定，受到各種歷史、社會、經濟乃至地緣政治因素所形塑。今年是澳門主權移交25年，BBC訪問多名澳門分析人士、文化工作者及傳媒人，解構這個一國兩制的「成功典範」是如何被實踐出來？
殖民時代的親北京社團與「代理人政治」
五年前，澳門回歸2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戰書在《基本法》座談會上，大讚澳門「正確認識並妥善處理」一國與兩制的關係。他指出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是澳門人「有很強的國家觀念」、「國家認同在澳門擁有深厚的社會基礎」。
栗戰書的這番話被視為對香港的「指桑罵槐」，但他口中的「社會基礎」，與澳門殖民歷史有着深遠的關係，澳門人的和順性格也從此形成。
第一個影響因素，是華人與政治的距離。港澳研究專家譚志強說，葡萄牙殖民澳門近450年，「市民基本上是跟政治隔絕。」
在殖民時期的澳門，基本所有公務員都由葡萄牙派來的官員或土生葡人擔任，華人無法擔任科長以上的職位。所以社會發生大小事，市民依賴有聲望的社團領袖、民間社團幫忙。譚志強形容，這叫「代理人政治」。
1966年5月，中國大陸掀起「文化大革命」，刺激澳港兩地先後在1966及1967年發生「反殖鬥爭」（即「一二．三事件」和「六七暴動」）。但澳葡和港英政府的不同應對，成為港澳政治生態的分叉點——澳葡政府妥協投降，失去統治意志；港英政府堅拒妥協，平亂後大刀闊斧改革社會。
經歷暴動，兩地開始人心回歸，不過澳門人回歸的是親北京社團，港人回歸的則是港英政府。值得留意的是在澳門，這些社團慢慢取代了土生葡人的角色，走進體制。
第二個影響因素，是中國「六四事件」後的白色恐怖。澳門人也並非對政治事件完全無感，1989年北京發生「六四」民運，當年中國前國務院總理李鵬宣布戒嚴鎮壓，觸發20萬澳門人上街抗議。
可是6月9日，中國政府以「反革命暴亂」定性事件後，社團迅速調整立場，社會陷入一片白色恐怖——發起聲援的學生領袖被打、集會組織成員受壓辭職或被解僱。當抗爭成本變高，澳門人開始避免就政治事件發聲。
譚志強形容，「最正確的說法，是澳門人（對政治）沒有太多幻想」。
比起早在1950年關閉深圳邊境的香港，澳門有更長時間接收大陸移民。譚志強說，當時人們偷渡到澳門，主要因為在中國內地「生存不到，好窮困」。但來澳以後臨近主權移交，澳葡政府怠慢管治，「黑社會橫行隨街搶劫，搞得澳門雞毛鴨血。」連生活都過不好，澳門人便少談民主。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曾在1999年，針對港澳回歸民情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只有不到20%澳門市民滿意葡萄牙統治，但香港則有近65%受訪者認同英國管治。
主權移交是澳門人的盼頭和轉變，他們希望新特首何厚鏵能像其父親何賢一樣，解決治安經濟問題。何賢是澳門中華總商會前會長，在澳葡時期積極為華人爭權，有「影子澳督」之稱。
1999年12月20日，澳門主權移交中國，解放軍部隊在中午時份進駐，三萬市民夾道歡迎——與香港凌晨時份低調進駐不同，外界普遍相信這個極具象征意義的舉動，能阻嚇黑社會力量。
根據民調，有56.2%的澳門人對主權移交抱愉快樂觀的心情，而在澳門政府管治一年後，72%人認同社會改變很大。
「不斷發生的社運」與「掩口費」
澳門在主權移交後乘上高速快車，不僅治安有所改善，也因為賭權開放，經濟得到史無前例的增長。根據澳門統計局數據，澳門人均GDP由2001年的15811美元，到2023年升逾4倍、達67529美元。
但在社會富裕的同時，樓價高漲、交通及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也相繼浮上檯面。
社會穩定性，經常成為港澳比較的一個面向——外界普遍評價25年來，澳門儘管衍生各樣社會問題，但未有發生像香港大規模的社會運動。
廖志輝是澳門科普工作者，在碩士期間主力研究澳門工運。他指出，社會過去曾出現多番抗議潮，但它們來得快，消散也快。
這與抗議的訴求和公民社會薄弱有關。廖志輝舉例，受到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及2008年「雷曼事件」影響，失業工人多次爆發街頭示威活動；2014年，政府因推出高官離任補償法案，給予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優厚退休福利，觸發兩萬名市民上街遊行、包圍立法會。
然而與香港社運以政治訴求不同，廖志輝說澳門抗議背後的一個共通點，「是利益分配不平均」。而但凡涉及利益的問題，與親北京力量關係密切的澳門政府很容易能以社會資源或個人關係去解決，「給你錢或者傾掂數（協商）」。
最經典的例子是從2008年起、每年向市民派錢的「現金分享計劃」。2007年勞動節遊行，警民發生衝突，一名警察向天開五槍，這個舉動雖然在社會被嘲諷為開槍的「掩口費」，但市民卻頗為受落。
前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曾撰文形容，這是政府的「分贓」策略，將富沃的賭收與市民共享，「誘使市民避免進行政治動員」。
除了政府能找對方法、緩解市民憤懣外，廖志輝也指出澳門人身份認同感不強，導致抗議往往未及香港「有組織、有延續性」，「沒有身份認同，就很難去凝聚到一些（人去爭取）有關利益以外的事。」
澳門資深文化工作者李銳俊認同這個說法。她感覺，澳門在賭權開放後，「開始進入一個『暴發戶式』的社會」，人們只專注賺錢，漠視城市的大興土木和破壞。
在香港，不少保育事件成會為本土意識發育的土壤。但澳門情況不同，李銳俊說過去澳門沒有本土教育，澳門人也對自身的歷史陌生，很難對保育等議題產生共鳴——儘管澳門歷史建築群在2005年成功申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對他們（澳門人）來說，始終生活的改善才是最重要。」李銳俊表示。
澳門也有「壞孩子」的一面
從社會而言，澳門人適應大環境變化，形成「只談民生不談民主」的心態；在政治方面，議會內長期得三名民主派，完全翻不起波瀾，這讓澳門政府及北京省心許多。
但澳門傳媒人崔子釗說，澳門表面上「很乖」，其實暗地裡也有很多「壞表現」，遭到北京警惕和整頓。
第一件，是公民社會的覺醒。2014年，「反離補運動」在崔世安撤回法案後落幕。但崔子釗說，二十萬人上街的公民力量，觸動澳門政府的神經，開始收窄集會自由。
2017年，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澳門視察，發表講話指澳門地方小人口少，「你亂不得，你也亂不起」。翌年，澳門即通過修改集會示威法——市民集會示威原只須以書面通知民政總署，後改為通知警察局長。
崔子釗形容，這是一個「意義很重大」的自由倒退，向警方通知集會變相對主辦的市民施加壓力，而當局的目的就是「不想再見到2014年的運動重演。」
另外在經濟上，澳門「野蠻生長」的賭業也是北京的一大憂患。
澳門自2003年開放賭牌，博彩收益年年攀升。2013年，賭收突破3607億澳門元，其中超過六成來自貴賓廳。但貴賓廳產業長期與走資、洗黑錢和網絡賭博有關，崔子釗直指，「這件事大大地損害了中共的利益。」
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打貪，賭業也被着手整肅。不過一開始，北京的做法相對温和：限制內地銀行卡在澳櫃員機提款額、多次收緊自由行簽注，減少資金流失。但到2021年，北京直接出手整頓。當年11月，「賭廳之王」周焯華因涉跨境賭博犯罪，遭大陸發出通緝令，後在澳門被捕。
國際券商摩根大通發表研究報告，指澳門賭廳將承受毀滅性打擊。「在習近平上台之前，博彩業對澳門帶來經濟繁榮的效果，但是習近平上台之後就打了很多貪官，」崔子釗說在習的眼中，「博彩跟共產黨的價值觀相違背。」
中央定調下旨，澳門政府不得不降低博彩業佔比。2022年末，六大博企獲續新賭牌，承諾投資1188億元，當中九成要花在非博彩項目。據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數據，2023年，全年賭收為1831億澳門元，當中貴賓廳僅佔不到兩成半。
「上面吹什麽風，你就跟著吹」
「它（中央）可以限制自由行（簽注）次數，需要的時候它也可以『關水喉』（斷絕經濟），」鄭明軒說，「澳門人要明白這件事，從來都不是我們掌握自己的命運。」
鄭明軒是新澳門學社前理事長，這句話從他口中說出有一定說服力——2021年，他聯合老民主派吳國昌共同參選立法會，後與其他22人一同被選管會以「不擁護澳門《基本法》與特區」為由「DQ」，被撤銷參選資格。「DQ」名單中，還包括2017年首度當選議員的蘇嘉豪。
澳門立法會一共有33名議員：14名直選、12名間選，還有7名由特首委任。整個議會內長年最多只有三個民主派聲音，如今他們在選前全軍覆沒，消息震驚澳門全城。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前副教授余永逸曾推測，事情由北京主導。身為事件主角之一，鄭明軒深明澳門從來沒有主導權，「上面吹什麽風，你（澳門）就跟著吹。」
2019年後，「國家安全」成為北京指派給特區的首要任務。鄭明軒說，即使澳門從來構成不了國安威脅，但當香港也立了國安法，「澳門不搞（點東西），就落後於形勢」。
比起2014年，這次澳門政府行動像突然加速一樣。2019年6月，《網絡安全法》實施，全部電話須實名登記；兩個月後，俗稱「秘密警察」法案獲通過，警權被擴大，執行國安任務人員可匿名；再之後有包含「謠言罪」的《民防綱要法》生效、具人面識別的「天眼」投入服務、「六四」集會被判定違法等。
即使有澳門人嘗試舉辦默站聲援香港示威者，澳門警方先以集會支持違法行為禁辦。在原定集會當日，警方更部署過百警力，截查身穿黑衣的市民；最後拘捕七人。
「國家安全」之下，澳門政府變得極其敏感。鄭明軒形容，這是政府「安全的策略」，「做多了未必有壞的，但是不做，那個unknown（未知）你控制不了。」
對於中國來說，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但澳門則是相反，這裡從來依傍中國龐大的經濟體發展，無法擺脫「聽旨」的角色。
「 我們不可以否認當時的國際形勢、中央的政策和中國的發展，幾樣東西加起來，澳門才會發達，同樣澳門現在做的事，也要看著更大的環境去做，它不可以跟大環境唱反調。」
在這前提下，鄭明軒不理解澳門為何會被封為「模範生」。「所謂的模範生，不是只是乖，是要拿高分的，澳門哪裡高分呢？經濟發展，不是你搞出來，是被動接下來，我們怎樣對得起『模範生』這三個字呢？」
但他很好奇，「如果沒有香港這個『壞孩子』，澳門還是所謂的『模範生』嗎？」
澳門典範，還能吸引台灣嗎？
1982年，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原是針對解決台灣問題，讓港澳先行起示範作用，最後實現國家統一。過去25年，北京一直高調表揚澳門的實踐，這個成功典範，還能夠吸引與對岸漸行漸遠的台灣嗎？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陳方隅很直白地說，「台灣人並不怎麼關注澳門」。
他以香港作對比，很多台灣人會去香港做生意和讀書，「他們會存錢在香港的銀行，或者是買保險、金融商品」。但澳門不是金融中心，「去澳門通常就只是單純的旅遊」，自然連結度和關注度比較低。
但撇除澳門有多成功，陳方隅說現時在台灣，「基本上沒有什麼人在討論所謂的『一國兩制』」。12月5日，台灣陸委員發布台灣民眾對兩岸關係看法的民調，結果顯示有86.7%受訪不贊成中國提出的「一國兩制」，另有74.1%人贊成「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他提到自2016年民進黨上台執政，中國切斷對台交流，同時軍演變得頻繁，台灣人對中國觀感越來越差。加上2019年，香港因修訂《逃犯條例》爆發大規模示威，翌年中國政府強行通過《港區國安法》。
陳方隅形容，台灣人目睹香港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一國兩制』早就已經不存在，變成『一國一制』了。」他還強調，「兩制」的意義原是在於保障法治，以及特區的政治經濟制度跟中國不一樣。
「澳門一直以來都很乖沒有錯，如果所有的政策立場、運行模式都跟中共是一樣的話，那這個『兩制』其實也沒有實質的意義。」
「不變形、不走樣」
在接受BBC訪問的一眾分析人士中，只有廖志輝目前仍在澳門生活，其他均身處外地。
2020年，面對越發壓抑的社會及政治氣氛，李銳俊「沒有辦法再認同這個地方」，申請到台灣旅居。在兩地生活對比之間，她再次看清澳門的缺失。
李銳俊說，在西方人眼中，「澳門是很特別的」。
澳門自16世紀開始已有西方文化傳入，中西文化傳統在這裡碰撞融合，「這些文化特質的東西，在全中國任何一個地方都不會有，」但是她感到，這些東西自主權移交沒有被重視，也沒有被維護，「現在正正就是被削弱了，而且變得更加不獨特」。
在文化上，她對消失中的澳門特色感到失落，認為日後的澳門只會變得像一些中國三四線城市一樣。
但在政制上，鄭明軒很有信心，25年後的澳門還會存在「一國兩制」，因為澳門對於中國仍有價值。
「澳門仍然是一個（中國）走出去的跳板，不要小看這件事。它沒有香港的規模那麼大，但仍有很多中國人要搬錢、搬人出來，而澳門對私有的產權保護、資金進出的保障，是跟中國完全不一樣。」
只不過問題是，未來它會如何被理解和演繹。10月13日，澳門第六屆特首在一人選舉中誕生。現年62歲的岑浩輝為前終審法院院長，但他並非本地出生，引起外界熱議這是「京人治澳」的開端。
一個月後，11月24日，全國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張勇在香港發表演講，指「一國兩制」中的「港人治港」，不完全指香港只能由港人治理。「當然中央也要治港，不治港這個《基本法》哪裡來。」他又指，全國人大作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可以行使任何它認為應當由它來行使的權利。
鄭明軒認為，「一國兩制」走到一半，港澳的角色開始趨同，任務是要改造自己，以服務中國的利益、促進其國家安全。在未來，「一國兩制」完全走樣「不是沒可能」，但他頗為肯定，「招牌一定還在，放心，一定會是成功典範，一定會是不變形、不走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