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黃榆說：以進促穩？官僚衰退下的中國經濟危機
編按：這是黃榆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VOA。
在2024年底前所未有的經濟蕭索中，中共召開了年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試圖應對已經到來的大衰退。不過，從所有跡像看，這個缺乏實質改革的會議或許成功避免了演變成一次新的“七千人大會”，卻無力阻止中國經濟的惡化。
以進促穩能否應付危機？
在中國舉行年末的年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之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在12月9日召開了會議，用半天時間為經濟工作會議定調。
其中，主要有三項政策指導很不尋常，引發市場關注：一是將推行所謂“積極的財政政策”，意味著北京將進行更大規模的債務操作，中央財政赤字將達到佔GDP4%的空前水平；二是將推動“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這是2008年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後再一次出現的政策表達，表明中國領導層放棄了過去十幾年一貫謹慎、穩健的貨幣政策，試圖以金融放水改善通縮；三是將“全方位擴大內需”、“穩定股市樓市”。
這是今年“二十屆三中全會”和9月底連串調整政策以來有關提振內需的最新和最有力的提法，表明中國領導層認識到經濟危機的嚴重程度，即中國內需不足的嚴重性和過去半年提振內需政策的有限性。
如此種種，顯示中共高層終於認識到中國經濟的困難，以前所未有的“超常規、反週期”的提法表明他們對經濟危機到來的共識，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各項反危機政策開了綠燈，重新將經濟工作放到“黨的”優先地位，第一次將擴大內需的政策優先性置於所謂新質生產力和科技創新之前，以全力應對2025年到來的經濟危機，以及與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國總統後中國面臨的不確定性。
只是，中共政治局常委為經濟工作會議定調的同時，也強調了2025年的“反腐敗”和紀律工作，繼續強調“兩個維護”，即維護習近平的領導權威。這種上半場談經濟、下半場談紀律的會議模式已經成為中共討論經濟政策的慣例，意味著無論經濟政策怎樣調整，都不會觸及其最高領袖的權威。
所以，在隨後11-12日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沒有出現1961年11月中國三年飢荒後中共經濟工作會議上出現的情形：各省大員對中央計畫指標都報以沉默併演變為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然而，在面臨類似問題的2024年度會議上，在承諾財政和央行大規模放水的同時，東南沿海省市被賦予了承擔財政轉移貢獻的任務，擬議中的《民營經濟促進法》也被公開提上立法規劃。
這些極為有限的反危機政策，被堂而皇之地冠之以“以進促穩”。雖然這些措施承認東南沿海民營經濟主體地位，回到“發展是硬道理”的鄧氏路線上，回到以經濟成長緩解社會矛盾的道路上，但對經濟危機的根源避而不談，繼續掩蓋中國最高領袖十多年來的路線錯誤和領導責任。
也就是說，整個會議唯一亮點的所謂“以進促穩”的“進”不過是退，退回改開時代以基本經濟成長保障社會穩定的基本路線，放棄了習近平就任以來強調的“不要看GDP （增長）”、“準備過緊日子”的反成長理論。後者正是習近平過去十多年得以鼓吹“國進民退”、只講政治不講經濟並藉此將李克強總理邊緣化的政治鬥爭手段。“以進促穩”的政策結果則相反，大大加強了李強總理和國務院的經濟事權。
不過，除了可以預見李強、國務院和經濟官僚的權力將擴大，並將努力調用所謂“政策工具箱”的一切政策工具進行反危機努力，包括所謂“擴大開放”的領域，這些政策的有效性非常值得懷疑。僅見的新意，如“2025年將通過《民營經濟促進法》”的承諾也難以打動人心。 12月13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結束第二天中國股市的普遍下跌，即說明了市場的反應和擔心，比12月9日政治局常委會後的猶豫和觀望的情形還要糟糕。
“守正創新”的官僚衰退
公眾看到的是，面對顯而易見的經濟危機，中國最高領導人只是被迫技術性地放水、放權以對，但是他繼續拒絕實質性改革，繼續切割政治與經濟的關係，試圖在“堅決不改”的前提下寄望於所謂“兩新”，還美其名曰“守正創新”，不啻為掩耳盜鈴。
總體上，會議公報仍然充滿了折衷和平衡的修辭，對提振內需的強調轉為“擴大消費”，仍然強調所謂新質生產力和科技創新引領、向製造業現代化傾斜等，並無公眾期待的面向醫療等社會保障的積極財政政策。而後者被普遍認為是內需的核心。
這些都顯示，一方面，在新冠疫情結束兩年後，中共領導層終於意識到了經濟危機的嚴重性，習近平不惜冒著巨大政治風險而改弦更張、回到鄧小平的經濟路線上；另一方面，這種改變似乎只是表面的，在高度集中的個人權力體系中的一種技術型調整，放手讓經濟官僚和東南沿海大省發展經濟，但是總體上仍然堅持習近平固有的製造業崇拜，不願意在經濟體制上進行大幅度改革，更拒絕在有關內需的根本問題上進行改革。
在過去一個月裡，中國已經有兩位經濟學家高善文和付鵬分別從統計失真和代際公平角度部分道出了真相，但有關中國嚴重通貨緊縮的問題所在，卻被官方禁言。這種對真相的隱瞞與扭曲或許正是中國經濟危機的關鍵。圍繞社會系統的兩個流動要素之一 -資訊 - 的極端審查和扭曲，也就是過去十幾年中國政府對互聯網、公民社會、公共空間和知識分子的審查與壓迫，連同愈演愈烈的信息防火牆隔離和教育脫鉤，導致金錢流動無法進行，個人、企業和金融機構也無法進行有效的預期管理。理論上，這恐怕才是中國通貨緊縮的核心根源。
美籍經濟學家已明將日本三十年大衰退的資產負債表衰退歸結為企業家和銀行家的衰退，因為他們向外界隱瞞了經營的秘密，導致幾乎所有傳統救市措施無效。同樣，中國當下的嚴重通貨緊縮問題也可歸結為中國官僚的衰退。一個由共產黨官僚集體控制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正因為官僚的衰退、向人們的隱瞞而導致全民的資產負債表衰退，而且可能帶來遠比日本三十年衰退更為嚴重的後果。
在這意義上，中國在“特殊三年”後面臨的情形與“飢荒三年”後所面臨的情形並無多大差別，後者同樣因為官僚的衰退而引發從1959到1979年持續二十年的大衰退。今天的中國，官僚衰退的不止是隱瞞各種真相和他們對資訊的控制，譬如他們在國家管理中越來越傾向於使用“動態清零”時期的口頭傳達不留痕蹟的指令方式，僅僅這一做法就破壞了法律制度、讓資本市場無法建立信心，還在於隱瞞他們自身或許就是衰退的根源，因為他們已經無力管理中國式國家資本主義，只能隱瞞中國製造業模式本身就是衰退的根源、並且在全球範圍製造衰退這一根本問題。
以新能源汽車為例。比亞迪一再利用自身談判優勢壓低供應商價格、拉長回款期、大量低薪使用勞務派遣工等等惡資質本主義的做法，不僅與大眾公司1980年代初進入中國創造了一個共同繁榮的汽車產業相反，而且敗壞了整個產業乃至造成傳統燃油汽車工業的破產，也以這種社會傾銷的方式威脅全球汽車市場。這是中國特色的過剩資本主義，完全符合中共信奉的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經濟總危機的描述。而且，中國製造業已經且持續在中國內部和全球製造衰退，製造和輸出全球性的經濟和政治不穩定，一如美、韓、德國等對過剩的中國製造的威脅的認定。
在這樣的情況下，鼓勵這種製造業衰退的製造業模式仍然是中共年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核心之一。這大概就是所謂“守正創新”的實質，中共官僚還遠未看清教科書意義上的中國通貨緊縮危機，也不願意進行根本改革。這或許才是真正的官僚衰退。
所以，面對資產負債表衰退的人民和企業都在選擇各種出清方式，包括盡早還債、停止消費和投資、自殺和跑路。這也意味著，中國目前的經濟危機將可能繼續惡化，並在與反危機的政策措施的拉鋸戰中逐漸走向大蕭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