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建立公私協力偵查之法制 保障私人協助犯罪調查者無後顧之憂
區塊鏈金融犯罪專家陳梅慧日前車禍身亡，因其協助警方破獲多起重大案件，故陰謀論四起，檢察總長已指示竹檢成立專案小組偵查，而在面對私人協助犯罪調查，現行法制有否足以保護之機制，實值關注。
犯罪訴追由檢察官獨佔
犯罪偵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乃以檢察官為主體，司法警察僅是其輔助機關；至於刑事起訴，亦是由檢察官所獨佔，僅有在例外情況，才得由被害人委請律師提起自訴，也因此在我國，基於避免私刑正義及訴追專業性之考量，自不允許私人的犯罪調查權。
故一般民眾，僅能在檢警機關請求下協助辦案，卻不免接觸到偵查機密，而致踩踏法律紅線，尤其在偵查不公開下，警察將偵查資訊提供給協辦的私人，雖是為破案，但此公務員卻恐觸犯刑法第132條第1項，即法定刑3年以下之洩漏國防以外機密罪。
私人協助辦案恐碰觸之紅線
至於私人接受這些偵查資訊，也必會加以利用，如若使用侵害他人權利之搜尋手段，亦有觸犯刑法之可能，如以科技設備或工具錄取他人非公開的活動、談話、言論等，將涉刑法第315條之1，即法定刑3年以下之竊錄罪，又或者駭入他人電腦系統，則涉刑法第358條，法定刑3年以下之妨害電腦使用罪；私人若將此獲取之資訊提供給偵查機關，亦會碰觸到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即法定刑5年以下之蒐集或洩漏個人資料罪。
以上這些可能涉及的犯罪，或能依刑法第21條第1項的依法令行為來阻卻不法性，故現行法制，有無明確授權私人可介入犯罪調查之依據，就成為可否免除刑責之關鍵。
阻卻違法之法律規範不明
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12條第1項，警察為防止犯罪，基於公共安全與秩序之考量，得遴選第三人來秘密蒐集資料，似可為私人協助之正當化基礎；惟依此條文第3項，除支給工作費用外，並未給予證明文件，亦不具有警察職權，更不得有違反法規之行為，致無以為私人協助犯罪調查的阻卻違法之依據。
此外，私人協力調查犯罪者，自己及其家屬的生命、身體、自由與財產也有可能遭受威脅，致得依證人保護法來為相關保密與保護措施，惟依此法第15條第1項，可聲請司法警察或法院為保護者，除證人外，雖亦包括檢舉人、告發人、告訴人或被害人，但能否涵蓋至私人協力犯罪調查者，卻有疑問。
尤其是證人保護法第14條所規定的刑事免責條款，乃限於同屬犯罪集團且願意出庭陳述者，這與私人協力辦案，乃處於局外人之地位，顯然不相符合，致也難使此法成為私人協力調查犯罪的法規依據。
建立一套公私協力偵查法制
故在現行法制有欠缺下，就得建立一套制度，而如此的法制，不免讓人聯想到所謂吹哨者保護法，惟此等法制，乃是為保護公機關或私部門內之人員，勇於舉發內部犯罪，故其可能屬於共犯地位，且為避免報復，致必須為相關保護，如此規範結構，實與外部第三人來協助辦案，有所落差。
故，為使民間專業人士協助檢警辦案無後顧之憂，並符合正當程序之要求，建立一套公私協力偵查犯罪之法制，恐為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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