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終報導: 香港社運空間在國安法陰影下大幅萎縮
香港 —
香港政府在2024年3月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不僅為這個在香港及國際社會造成激烈爭議超過二十年的題目劃上句號。觀察家指出，在國安法陰影下，本來是文明社會人民應有權利的集會及表達自由，卻被擠壓至奄奄一息的地步。隨著23條的完成立法，香港從以往的“示威之都”，淪為連公開討論異見也有可能被拘捕的境地。儘管仍有政治團體及個別人士組織及參與社會運動，但卻無法再對社會構成重要影響，甚至愈來愈多的人因參與社會運動，而付出沉重代價。
香港在2019年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以及2020年港版“國安法”完成立法之後，意見表達自由大幅收窄，與政府意見相左的各界人士，包括政治人物、傳媒界人士及其他表達異見的非政治界人士，都被香港政府根據國安法及其他條例予以拘捕甚至監禁，就算沒有被拘捕的“民主派”人士，大多選擇離開香港到外國定居，或完全退出政壇及自我禁聲。以往每年“六四燭光晚會”、“七一遊行”等動員數以十萬計市民參與的社會運動，在2020年後已消失無蹤。就算政治團體想舉動募款聚餐晚會，舉辦數十人參與的示威請願遊行，在國安法之下，要成事也變成奢望。
2024年3月19日，“基本法”第23條在香港立法會三讀通過，4天後刊憲生效，結束自2003年香港政府開始推動立法，民間以“七一遊行”等各種社會運動作反彈的角力情勢。在23條通過後的兩個月，香港警方便首次引用此法，拘捕並關押了主辦“六四燭光晚會”的香港支聯會前副主席鄒幸彤等6人，為所餘無幾的香港社會運動帶來致命打擊。
在公民黨、民間人權陣線、支聯會等多個“民主派”團體及政黨解散，以及“民主派”主要政黨民主黨不再組織及參與社會運動後，社會民主連線（簡稱“社民連” ）成為在23條立法後，仍然零星舉辦小型規模社會運動的政治團體，但是已經沒有知名政治人士，如外號“長毛”的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等人士參與，儘管參與人數不足10人，卻仍成為香港警方針對的目標。
社民連以往每個星期會在8個地方擺放街站，在街站叫口號及派發傳單給市民，宣揚他們的政治要求。可是現在每週只能在銅鑼灣鬧市擺放街站，每次仍會引來警方全程監視錄影。而且在23條立法未實行之前的2024年1月及2月，社民連因擺放街站被政府發出26張傳票。
另一方面，以往社民連每年會舉行超過100場大型及小型示威遊行，其中有十多次是到香港的中聯辦門外聲援被中國政府迫害的異議人士。不過在23條立法後，社民連今年只舉辦過不到10次的示威活動，就算已經刻意避開在“六四”及“七一”等敏感日子行動，他們每次行動仍被香港警方撲滅於萌芽之中。例如在5月30日香港法院判決“47人案”，社民連在網上號召民眾在法院外聲援被告人，警方卻於社民連接近法院門外之前，已將該政黨5名成員，以“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為名拘捕，而當時他們的活動仍未開始。
社民連外務副主席周嘉發光是今年已經兩度被捕，被香港警方拘留36小時。他坦言23條立法之後，政府對他們的活動執法更嚴苛。
“23條立法後，煽動罪刑罰大幅提高，從兩年增至7年，令我們在街頭發表意見，或對社會作出評論都要更加留意。心情上會感到壓力更大，因為客觀紅線變得很嚴厲，這令人感到難過。818流水式集會案和47人案都是非常和平的表達，但仍遭受這麼嚴苛的判決，令團體在組織及參與任何意見表達的活動，都只能更加謹慎，” 周嘉發說。
數年前因為參與維權活動，被廣州市政府勒令離開，目前已成為香港公民的廖劍豪，到香港後每逢“六四燭光晚會”及“七一遊行”等大型社會運動都有積極參與。去年支聯會解散，六四燭光晚會不復存在，舉辦地點銅鑼灣也滿布警員戒備，但是廖劍豪還是在6月4日當天到銅鑼灣一帶，自行為“六四事件”死難者致敬。
不過自從23條立法後，廖劍豪和他的同道坦言不敢再公開參與社會活動。
“敏感時候上街就不會再做了，我們現在主要是理論上的探討，結論是連街站也不擺放，因為社民連的遭遇就是最好例子。所以我們在公眾場所，例如酒樓，我們都不敢公開發表意見，因為害怕隔牆有耳,” 他告訴美國之音。
也有另一種聲音認為，23條立法對香港社會運動的影響，並非如想像中那麼大。前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前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劍華認為，香港政府在23條立法前，已透過國安法及其他界線模糊的法例，打壓民主派及社會運動，23條立法只是令政府獲得更多壓制的工具。對於僅存的零星社會運動，鐘劍華認為已經無法達到動員效果。
”雖然還有社民連間中擺放街站，但獲得很少呼應，亦無法號召市民參與。反而他們每次行動都要冒上很大風險，因為政府總會以各種理由滋擾他們，甚至用各種條例，例如衛生條例、廣播條例等去控告他們。多罰他們幾次，每次罰幾個人，每個人罰數千港元，在他們難以籌措經費之下，整個公民社會是無法動員的，“他分析說。
對於2025年的社會運動展望，周嘉發坦言在未來數年，都難以看到在香港可回復組織以往的傳統遊行活動，能夠維持現在擺放街站的運作，已經是最卑微的盼望。曾經見證過文化大革命及天安門事件的廖劍豪，則認為無論是中國和香港，在2024年已因經濟問題及各種政治打擊，帶來極大社會矛盾積聚，所以相信在2025年，香港和中國的社會矛盾便會像火山般爆發，會為社會帶來轉機。
鐘劍華則對2025年的香港社會運動發展不表樂觀。
”國安署獲得這麼龐大的經費（從2020年起合共獲政府撥款130億港元），是需要每隔一段時間作出行動，提醒香港人別亂來。所以明年不會對社會運動作出明顯放鬆，因為明年還有黎智英案要宣判，還有鄒幸彤及李卓人等觸目人物，明年也會宣判，又要公佈47人案被告刑期，而當中也有人會陸續出獄，當中又有知名度高的人士，所以我覺得當局會繼續打壓及滋擾異見人士。習慣態度強硬，出現很小的動靜也會以強烈反應面對，以顯示他們的威風，”鐘劍華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