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黑暗的閘門：走出專制與等級的囚徒困境
2024年11月，媒體報導了在一周內三起對平民的襲擊事件。11月12日，一輛越野車沖入珠海體育中心全民健身廣場正在鍛煉的人群，導致35人死，43人受傷; 16日，無錫工藝職業技術學院發生持刀襲擊案，學生8死17傷; 19日，湖南常德市鼎城區永安小學校門口一輛運動型多用途車衝撞人群，導致多名小學生和家長受傷。為什麼中共在以「社會治安整體防控，嚴防發生重大安全事件}名義不間斷的嚴打下，這類襲擊事件在近十幾年仍居高不下，中共體制下人民能獲得最基本的人身安全嗎？
官方公佈上述前兩起攻擊事件肇事者的動機疑點重重、語焉不詳，對第三起事件未公佈任何資訊。為迴避制度不公和壓榨造成的問題，當局隨即將「八失人員」、「三低三少」和「四無人員」列入維穩對象。「八失人員」指投資失敗、工作失業、生活失意、情感失意、關係失和、心態失衡、精神失常和年少失管。「三低三少」指包括經濟收入低、社會地位低、社會聲望低、人際交往少、流動機會少和疏導管道少。「四無人員」指無婚姻、無子女、無工作及無房子。如果類似事件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發生，或是中共認定的恐怖主義高發人群 ，這類事件立即被官方定性為恐怖主義，也常被劃定為三種勢力—「暴力恐怖主義，（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 但是，這類事件實施人如果是漢人，中共定性為重大安全事件，與恐怖主義有別。這主要是防止民間更近一步探索何為恐怖主義，瞭解藏人和維吾爾人的處境。一些人士將中共統治下攻擊同儕或殺害比自己更弱勢者稱為獻忠事件或報復社會。不過，這種定性只是說明事件的結果，並未探求導致這類事件的制度根源問題。
1.製造社會分層和對立—監視和鬥爭的政治文化是缺乏人身安全保障的根源
在統治最初的30年，中共以階級劃分和階級鬥爭作為控制社會的主要策略，階級劃分也形成了社會分層。中共宣稱自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領導政黨，以實現共產主義、消滅剝削和階級為目標」，但是，它製造了更細化的社會階層，以單位或維穩網格化包括個人檔案大數據實施監控; 同時，中共雇傭或鼓勵個人監視和告發周圍人，向民眾灌輸中共是解決各種問題的「大救星」。不過，中共黨國特點是普天之下莫非黨土、率土之濱莫非黨臣，其特性是官僚壟斷、剝削階級的反革命專制政黨。為了掩蓋其政黨特性並偽造合法性，中共不斷使用標定為無產階級的「紅類」群眾「保衛中共政權」，壓制和屠殺反對中共的人士或被它標定的「黑五/九類」，以此意識形態將其恐怖和暴力行為正當化，這是中共前三十年統治導致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
從1970年代末，中共仍稱「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以「安定」和「維穩」標定新的罪名，例如，「反革命」、「擾亂社會秩序」、「自由化分子」、「非法集會」、「顛覆」、「不安定分子」、「擾亂社會秩序」、「尋釁滋事」、「動亂分子」、「六四分子」、「邪教」、「恐怖分子」、「分裂分子」、「間諜」等標定新的敵人 ， 不少標定的維穩對象已被以莫須有的罪名投入監獄，一些人已被迫害致死。
中共及其特權階層的高壓和掠奪，造成維穩對象持續擴大，被壓榨人士或遭受制度專制和濫權與司法不公，他們往往窮盡在中共制度下的救濟程序，仍不能獲得基本正義。但是面對制度不公，一些人為何選擇攻擊同階層人士或比自己更脆弱的人？
2. 以鄰為壑：暫時坐穩奴隸
由於中共每一次鬥爭只標識和打擊一部分人，強迫或誘導其他人對被壓制者表態，劃清界限，並動員他們監視被鬥爭/維穩的對象，實施對這些人的孤立。在趨利避害的心裡下，對不屬於中共標定群體，絕大多數人盡量遠離這些被官方戴帽子的人，也無願望了解為什麼中共打擊相關人士的真正原因，而認為被鎮壓人士與自己無關。更糟糕的是，還有一部分人以「黨叫幹啥就幹啥」為生存手段，參與加害他人，以此換取個人利益。這些自以為「坐穩奴隸」的人，在中共不停擴大的維穩對象的壓制中，這一輪不受迫害，不意味著下一輪仍然安全。事實上，中共體制下沒有人是安全的。
中共在不同階段以「可以改造好的子女」、摘帽子、平反改正、或對壓制群體少部分人給予少量補償，這種措施分化了抵抗群體，形成了許多人重新對統治者產生幻覺，甚至有不少人亂認母親（將「黨比喻為母親」）。中共「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形成在官產學商媒等領域的階梯，不少世襲中共特權或上升為社會中上階層的「成功」人士，認為自己出身就享有特權，或自以為「成功」的原因是自己本領高超、努力工作，而不是享受特權紅利，或是討好和接近權力，在權力尋租中充當白手套，協助權貴維護特權，壓榨同儕或下層。在這類社會分層中，處於相對高階層對低階層擁有優越感，總有更低或更倒楣者為其墊背。以此政治文化，許多人爭相通過一個狹窄向上爬的階梯，而不求改變專制和特權制度。
3. 走出制度囚徒的困境
中共執政下剝奪公民權利，壓制社會自治組織，使人成為大監獄不同階層的囚徒，許多囚徒大部分時間沉浸在相互對抗、相互抱怨、發牢騷、尋找心靈雞湯麻醉自我。在幻覺破滅後，以犬儒主義的態度生存，出讓權利向更高階層爬，或效仿權力者壓榨和濫殺弱勢者。這種政治文化信奉社會進化論，在「坐穩了奴隸」與「想做奴隸而不可得」之間徘徊。
除了絕望、躺平、潤學、上車以外，依然可見那些努力走出制度囚徒困境的人：不向強權低頭，不等待，點燃蠟燭，審視和反思權力者灌輸的政治文化和觀念，尋找保障每一個人安全和尊嚴的制度。
作者》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