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做為一種民族防禦
一
介入書寫世界應該是臺灣原住民近半個世紀以來，最突出的文化現象。藉由文字書寫的形式，原住民終於能以第一人稱主體的身分說話，與主流社會對抗、溝通甚而干擾、豐富彼此的內涵，這實在是整體臺灣千百年來最值得讚嘆的事。我們終於能擺脫「半調子」的本土化口號，與島嶼的「山海世界」面對面的相遇。
原住民嘗試使用文字符號進行書寫，當然並不是現在才開始，早在和西班牙、荷蘭接觸的時代，即以拉丁羅馬拼音符號翻譯、記錄自己的族語。清代的漢語、日據時代的假名，甚至戰後初期國語注音的使用，都曾經是原住民試圖介入臺灣主流社會，渴望和外來者彼此認識、溝通的手段。可惜這些努力，都沒有形成一種結構性的力量，讓原住民的主體世界真實敞開。
對原住民或所謂少數民族而言，「介入」之所以困難，主要是因為介入的行動是兩面刃，是藉由離開自己來找回自己的一種冒險。原住民或少數者的聲音要被聽見，必須用主流「他者」的語言或符號來說話才行。說它是冒險，是因為這樣的介入極可能要付出自己文化、語言和認同流失的代價，清代的平埔族群就是明顯的例子，當代臺灣原住民面對著同樣的挑戰。不同的是，清代「土牛」界線的漢番隔離，以及日據時代特殊化的理番政策，使廣泛的中央山脈一帶和花東地區的原住民各族，即使到戰後，雖面對許多同化力量的衝擊，但仍大致保留了各自的族語、祭儀和風習。「介入」的風險雖然巨大，但底氣猶存。如何掌握臺灣內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意識型態的變遷，以及國際大環境總體趨勢的發展，在夾縫中找回自己民族的能動性和創造力，正是這一代原住民族人共同的使命和實踐目標。
二
「介入」牽涉到許多不同的方面，也包含著各個不同層次的問題，文學創作當然是其中重要的一環。主體說話了，它是原住民自我的直接開顯，宣示自己的存在與權力。我們曾經說過，對原住民或少數民族來說，真正的介入是一種冒險，一種離開自己朝向他者的路。從目前有限的資料來看，具民族主體意識，藉他者語言說話的例子，並不是現在才開始，早期受日文教育的泰雅族樂信．瓦旦、鄒族的高一生、卑南族的陸森寶、阿美族的黃貴潮（Lifok ‘Oteng），以及戰後以漢語寫作的排灣族陳英雄（Kowan Talall）、鄒族的伐依絲．牟固那那、泰雅族的游霸士．撓給赫、魯凱族的奧崴尼．卡勒盛等等，都是藉他者的語言來說自己的故事。1980年代，原住民運動興起，接受比較完整漢語教育的原住民知識青年，有了更大介入書寫世界的實力。文學方面胡德夫、田雅各、瓦歷斯．諾幹、莫那能、利格拉樂．阿(女烏)和夏曼．藍波安等人，在文壇漸露頭角。不過，這段時期原住民的文學書寫大致上是零星的，也比較是伴隨政治運動的產物。1993年「山海文化雜誌社」成立，原住民文學的運動與隊伍，才逐漸以組織的型態集結、運作與成長。我在1993年《山海文化雙月刊》創刊號的序裡這樣說：
「語言文字的問題，也是《山海文化》必須克服的難題。原住民過去沒有嚴格定義下的『書寫』系統，因此『雜誌』的呈現，對原住民原來的『言說』傳統，其實是一個極大的挑戰。通常，我們可以嘗試兩種策略：或用漢文，或創製一套拼音文字來書寫。《山海文化》的立場，願意並同時鼓勵這兩種書寫策略；而且為尊重作者本身所習慣使用的拼音系統，我們不打算先釐訂一個統一的拼音文字，讓這個問題在更充分的實踐、嘗試之後，找到一個最具生命力的解決方式。漢文書寫方面，在語彙、象徵、文法以及表達方式的運用上，我們亦將採取更具彈性的處理原則。因為，我們充分理解到原住民各族皆有其獨特的語言習慣和表達手法；容許作者自由發揮，不但可以展現原住民語言的特性，也可以考驗漢語容受異文化的可能邊界，豐富彼此的語言世界。」
鬆開族語的顧慮，大膽介入漢語書寫，目的不是要拋棄族語，而是想先激活原住民創作的活力。從現在的眼光來看，當時對語言使用的彈性策略，應該是有效的。《山海文化雙月刊》雖因經費困難而於2000年停刊。但自1995年起至2007年止，「山海」共籌辦了七次原住民文學獎，其中兩次與中華汽車合辦，另五次皆由「山海」自辦。2010年之後，由於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政策性支持，每年皆以標案的方式由「山海」承辦「原住民族文學獎」、「文學營」與「文學論壇」三項活動，至2022年止共十三屆。2023年之後，則由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續辦。這一連串的文學推動措施，深化了原住民文學創作的質量，不但培育了三十多位成熟的作家梯隊，也拓寬了原住民文學的內涵和題材。作家們的成就，受到多方的讚賞，迭獲各大獎項的肯定。教學和研究的現場，文學外譯的挑選，都有我們原住民作家活躍的身影。
三
2003年，「山海」在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國藝會的補助下，與「印刻」合作編輯了一套共七卷的《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大致總結了1962年至2000年原住民作家主要的漢語書寫作品。詩歌、散文與小說卷皆以原住民作家的作品為收錄對象；文論的部分，則廣納各方學術研究的成果。這應該是原住民作家專屬的第一套選集，也是我們給臺灣文學跨世紀的禮物。細細閱讀那段時期的作品，除了少數如瓦歷斯‧諾幹和孫大川等觸及了一些較為廣泛的議題外，原住民作家集中關注的焦點主要在三個方面：
首先，是對自身文化與社會崩解的憂慮。田雅各《最後的獵人》、《情人與妓女》所描述的場景，莫那能《美麗的稻穗》激昂、控訴的詩歌，以及孫大川《久久酒一次》對原住民黃昏處境的分析；這些文字一方面試圖激起族人的危機感，另一方面也提醒主流社會深切檢視自己長期以來所造成的結構性傷害，屈辱和悲憤成了原住民文學創作的養分。其次，80年代原住民青壯世代的主體性覺悟，連帶意識到自己內我世界的荒蕪，戰後都市的流離，部落祭儀的廢弛和族語快速流失等等的困境，促使族人很快發現自己的原住民認同其實是空洞的、貧乏的。夏曼‧藍波安90年代初的《冷海情深》、奧崴尼‧卡勒盛的《野百合之歌》，以及霍斯陸曼‧伐伐的《玉山魂》等等著作，都充滿了回歸祖土、灌溉自己荒涼的主體之意志與渴望。最後，在與自己母體文化重新相遇的過程中，原住民作家找到了原住民原本就以「山海」為背景的文學傳統。它一方面明確地體認到臺灣所謂的「本土化」運動，並不只是一種政治性的認同，而是對島嶼山海空間格局的真實回歸，是人與自然倫理關係的重建。這種見識，幾乎普遍存在於原住民作家的字裡行間。
四
2000年以後，之前的關注焦點雖然仍是作家們持續反省的主題，但觀點更深入了，寫作的技巧與手法也更加細膩。尤其值得欣慰的是參與的作者不但增多了，而且陸續有年輕的世代加入了寫作的行列。巴代大部頭系列的歷史小說，不再只是控訴和悲情，他雖然以原住民的視角做為敘事的主軸，但他讓更多的「他者」加入對話的情境。他對傳統巫術題材的運用，和奧崴尼‧卡勒盛或霍斯陸曼‧伐伐的《玉山魂》，有著完全不一樣的風格。在奧崴尼和伐伐那裡，傳統的巫術和禁忌是做為文化要素來鋪陳的；但，在巴代的《笛鸛──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檳榔‧陶珠‧小女巫──斯卡羅人》、《巫旅》等系列作品中，巫術則是催動故事情節的動力基礎。毫無疑問的，歷史的原住民詮釋，是原住民文學2000年之後，最突出的寫作興趣。馬紹‧阿紀的《記憶洄游：泰雅在呼喚1935》以及里慕伊‧阿紀以女性角度寫的《山櫻花的故鄉》，乃至於多馬斯‧哈漾2023年的新作《Tayal Balay 真正的人》，都是以不同的筆法、角度和切入點，思考歷史對原住民的意義。他們明顯受到線性時間系列的影響，對事件的解釋，徘徊於神話傳說和歷史考據之間。這是在奧崴尼和伐伐的類歷史小說中，幾乎看不到的現象。
前輩作家夏曼‧藍波安，2000年之後其創作力更為雄健。《航海家的臉》、《老海人》、《天空的眼睛》、《安洛米恩之死》、《沒有信箱的男人》等大作陸續出版，將海洋的書寫推向極致。他的《大海浮夢》，觸角及於南太平洋，其國際形象已型塑完成，他恐怕是目前臺灣最具國際知名度的作家，其生活實踐及「身體先到」的創作哲學，有著一般作家無法比擬的魅力。同樣地，瓦歷斯‧諾幹也不遑多讓，他的《當世界留下二行詩》和微小說，不但是一種新的寫作形式之嘗試，也作為他推廣文學教育的實踐手段。而《城市殘酷》、《戰爭殘酷》與《七日讀》，則展現了瓦歷斯走向世界、探索更為廣泛的人生議題之旺盛企圖心。
年輕世代的乜寇、Nakao、沙力浪、馬翊航、程廷、黃璽、林纓，以及參與歷屆原住民文學獎的寫手，有些作者雖還未集結出書，但都有亮麗的表現。他（她）們創作的興趣和關心的議題，已與主流社會共呼吸，性別、科幻、政治、醫療、生態、族語、部落變遷與都市經驗等等，都是原住民作家要去面對、處理的課題。因為族群的特殊視角，對這些議題的理解和想像，自然與主流社會有著不同的判斷。
五
簡單的回顧這半個世紀以來，臺灣原住民介入文學世界的情形，特別著重2000年前後的對照，是想讓讀者對原住民文學發展的能動性能有ㄧ個概括的掌握。從集體到個人、時空環境的變化，都反映在原住民作家的作品中。不同於以往，這些作品一篇篇串連成一道民族的防禦線，取得另一種客觀的存在形式。
為保持原住民文學歷史發展的完整性，本選集盡可能收錄有明確作者掛名的最早作品，如鄒族高一生的＜春之佐保姬＞、＜獄中家書＞、阿美族黃貴潮（Lifok）的＜日記選粹＞和卑南族陸森寶的＜美麗的稻穗＞、＜思故鄉＞等。但，為避免和2003年印刻版選集重覆，我們不得不對若干作家的精彩作品割愛。
此套選集分《文論》三冊、《小說》四冊、《詩歌》二冊、《散文‧報導文學》三冊，共十二冊。《文論》由陳芷凡、許明智負責選文，陳芷凡撰寫導論；《小說》由蔡佩含、施靜沂負責選文，蔡佩含撰寫導論；《詩歌》由董恕明、甘炤文負責選文，董恕明撰寫導論。《散文‧報導文學》由馬翊航、陳溱儀負責選文，馬翊航撰寫導論。編選的過程，經過多次的討論，考慮文章的代表性、文學性、主題的開拓與篇數的平衡等等。為容納更多作品，小說以短篇為主，長篇則徵得作者的同意，做精彩片段的節選，並節制選錄。為鼓勵創作新手，我們也大量選錄參與各類文學獎的作品（包括山海及其他單位舉辦的獎項）。編輯的過程中，我們都驚嘆於原住民作家創作的熱情，短短的幾十年，卻能生產出這麼多質量兼備的作品，原住民多麼渴望訴說自己的故事啊。
其實2000年之後，一個與原住民文學平行的另一種書寫介入，也如火如荼的展開了。2000年起包括族語教學、教材編撰和族語認證考試等族語復振措施，便一一浮出檯面。2005年教育部和原民會會銜函頒「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2017年立法院更進一步通過「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2019年原住民族委員會捐贈成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這些政策、法令和機構，使原住民族語「書面化」的可能性成為現實。用自己的族語進行文學創作的條件，有了一個新的契機；我們在藉「他者」的語言、文字說話、書寫之外，有了一個可以保存自己聲音的創作工具。最近不少人開始用這套系統整理部落祭儀、古謠與神話，嘗試建立自己民族的「古典」。這對當代原住民文學的發展，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程。與主流社會逐漸共呼吸的原住民漢語文學，固然挑戰並突破了許多傳統原住民社會的禁忌與文化框框，但同時也不得不面臨前文所說的付出認同流失的代價。無法「返本」的「創新」是走不遠的，也容易迷失自己。此外，有愈來愈多作家，比如布農族的卜袞，全力投入族語創作的道路。也許我們可以期待有一天真的可以編輯另一套用各族族語書寫的文學選集，其內容包括祭儀、巫咒、古謠與神話，當然也包含發生在當下的愛情故事和生活點滴。（本文摘自《台灣原住民文學選集》總序，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