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彌爾頓的抉擇
⊙劉又銘
2020年,康乃爾大學政府系教授Suzanne Mettler與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Robert C. Lieberman,在美國越趨分裂的政治與社會環境下,出版了《四大威脅:美國民主反覆出現的危機》(Four Threats: The Recurring Crises of American Democracy )一書。兩位作者在本書中列出了對美國民主,或甚至全球民主的四大威脅。也就是:(一)政治兩極化;(二)政治共同體歸屬問題的衝突;(三)日益嚴重的經濟不平等;(四)過度集中的行政權力。
對《四大威脅》的兩位作者來說,當上述這「四大威脅」不存在時,民主才會蓬勃發展;但當其中一個或多個威脅存在時,民主就容易衰退。事實上,當代民主就是在上述四種特定威脅不時單一好發或多重併發的狀況下,艱難前行。而在上述四大威脅中,政治兩極化是美國過去兩百多年來,一直都存在的問題。根據兩位作者的觀察,美國的民主,之所以能挺過各種民主內戰或憲政危機,關鍵還是在華盛頓立法者們的跨黨派合作、策略聯盟與個人友誼。
但上述跨越僵局的各種「大局為重」,如今伴隨其他民主威脅的浮上檯面而更顯艱難。大量移民造成的政治共同體歸屬問題(也就是杭廷頓的經典命題「誰是美國人」);金融海嘯後美國中產與工人階級對華爾街巨富的敵視(經濟不平等);以及自二戰以降,美國聯邦不斷強勢擴張的中央行政權。所以現在,黨派間的敵意更加普遍,行政立法衝突與立法機關內部衝突更為顯著;在各項重大議題(墮胎、同婚、移民、環境)的立法上,也更為分歧。
這讓上述各種原來可以化解歧見與黨派對立的古典技藝(合作、聯盟、友誼)幾乎快要絕跡。尤其在面對「四大威脅」鋪天蓋地支援下,熊熊燃燒的民粹主義時,美國政治領導人間的緊張關係就只能更重鹹、更升級。隨之而來的就是激烈衝突中,彼此喪失信任,甚至越來越相信「與其解決問題,不如解決對手」。牛頓第三運動定律的鐵律在此顯現,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就越強。而雙方的這股政治張力,有時甚至會突破憲法的界限,造成各地的騷亂,以及2021年初川普卸任前的國會山莊武裝暴動。
回頭看近期臺灣政壇「三大案」(憲訴法、財劃法、選罷法)引爆的國會攻防,在「四大威脅」的分析框架下,或許都可以找到類似的因素。藍綠白間針對三大案顯示出的黨派對立激化與暴力化,其實只是其他民主三大威脅的結果。這三大威脅在臺灣的顯現分別是:(一)社會對「誰是臺灣人」認知的分歧,或者說,有「境外敵對勢力」強迫大家「不能當臺灣人,只能當在臺灣的中國人」,試圖動搖我們政治共同體的邊界與基礎;(二)社會對業別收入高度不均與世代差異造成經濟不平等所產生的不滿情緒;(三)多次憲改後「超級總統制」總統有權無責,立院席次減半立法能量低落,行政權高度主導法案。
但這裡,我們不欲全面檢討臺灣民主正面發展與否的結構性問題;還是把重點放在三大案所凸顯的黨派對立與衝突暴力化。而且,當代觀察雖然經常把臺灣的政治現象,看成全球民主衰退與民粹崛起的一環;但我認為,各國的國家規模與外部區域環境落差甚大,變項相對複雜、可比性較低。反而是1776年獨立後,制憲進行民主實驗的初生美利堅合眾國,與當代民主化30年左右的臺灣,同樣面對境外敵對勢力威脅(英法)、黨派與認同分裂(聯邦黨與民主共和黨),以及政治極化與衝突暴力化的狀況。美國古早時代的經驗對我們而言,或許有些可借鑒之處。
美利堅建國初期的政治混亂
1797年,連任兩屆的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滿懷失望地離開費城(當時還沒有首都華盛頓DC)。在他的告別演說中,華盛頓痛批黨爭之害。他強調,黨派之爭是人類本性與強烈慾望下對政治最惡劣的影響。但不可否認的是,正因為結黨是天性;所以無論在甚麼形態的政治裡,「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都是必然發生的事情。尤其在相對自由的民主政治中,政黨政治更是政治運作下必然的型態。
《四大威脅》的兩位作者也重申,充滿活力與健康的政黨,是民主政治得以正常運作的關鍵。但在兩位作者的描述下,初立於北美洲的合眾國,政治上的黨爭已不僅止於政治上的分裂與相互攻伐;更在平民的日常生活中,造成北美十三州人群的高度分裂與衝突。而事實上,這樣的衝突,概略說來,原本也只是聯邦政府究竟是要「大政府」還是「小政府」的理念之爭。大政府一方群聚為「聯邦黨」(Federalist,以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與財政部長漢彌爾頓為首);小政府一方則成為「民主共和黨」(Democratic-Republican Party,以第三任總統傑弗遜與第四任總統麥迪遜為首)。
但雙方黨派間的分歧,很快就從政治上外溢到雙邊支持者的日常生活上。根據《四大威脅》的描述,兩黨支持者會各自群聚,住在不同的社區、去不同的教會。這原本也算稀鬆平常。但區域間的差異加上黨派之爭,更進一步割裂美國。以東北新英格蘭為中心的聯邦黨人強調自己與「祖國」(英國)的連結,甚至在美國革命之後,他們仍然保持著與祖國的密切關係;民主共和黨人,則以南方州為主要基地,比較偏向世界主義者,並自視啟蒙之子,在自由與平等的基礎上,同情法國大革命,也比較反對英國。
根據1794年的紀錄顯示,聯邦黨在北方、民主共和黨在南方,分別舉行了不同的國慶儀式。聯邦黨人尊華盛頓為精神領袖;民主共和黨人則以《獨立宣言》的起草者傑弗遜為尊。民主共和黨的支持者普遍深信,「美國獨立」是民主共和黨的成就(因為《獨立宣言》是民主共和黨領導人寫的);而且,民主共和黨人不僅批評聯邦黨人偷走了獨立的果實(類似川普:「有人偷走勝選的果實」),甚至認為聯邦黨人經常自視「上帝的選民」或「特權階級」。反觀民主共和黨,才是真正「人民的政黨」。
1798年,在一次慶祝活動中,紐約的聯邦黨人居然在百老匯附近唱英國國歌《上帝保佑國王》(God Save the King);為了與之抗衡,民主共和黨支持者,也以唱法國國歌《馬賽曲》(La Marseillaise)作為回應。很快,歌唱比賽就變成了街頭鬥毆。新生美國民主的脆弱性盡顯於此。更別說,當時美法之間正在海上不宣而戰。民主共和黨寧願支持法國,也不願意支持自己聯邦黨的總統約翰亞當斯。而英國也仍在意圖顛覆這個前殖民地的新生共和國(第二次英美戰爭發生在十幾年後的1812年)。
看著日益嚴重的混亂和分裂,各階層的美國人其實也都擔心他們的民主實驗可能無法持續。民主政治的瓦解是一回事。共和國體制的混亂,讓支持君主制的聲音持續出現,而貴族制取代代議制的說法也甚囂塵上;但國家分裂又是另一回事。初立的聯邦國家,可能有些州想脫離聯邦,重回十三州各自獨立成為鬆散同盟的狀況。如此看來,美國民主新生時期的前三十年,可謂風雨飄搖。內外部混亂的狀態,對比今天民主化三十年的臺灣,絕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漢彌爾頓的抉擇
在《四大威脅》中,兩位作者復盤了建國初期的歷史情境。《美國憲法》的制定者們,在當時除了對民主政治走上暴民與民粹之路戒慎恐懼外;也對母國英國過去百年來深陷暴力政黨和派系鬥爭方面的經驗歷歷在目。所以這些憲法的制定者與國家的開創者,希望美利堅這個新生國家,能避免政黨的出現與黨爭的威脅。
然而,新政府一旦成立並開始運作,當時的政治領袖面對現實政治的意見分歧,終究還是得選邊站。無論在創建國家與憲法時,個人情操多麼超凡入聖;但在考量自身利益、各州父老鄉親的期許,以及各種政治上的恩怨情仇時,聯邦黨和民主共和黨間的黨派衝突就必然激化、暴力化。若是外部形勢混亂,境外敵對勢力操弄政治對立;政治上的分岐就會外溢成社會上的分裂,進而破壞社會凝聚力與社會生活的穩定性。
聯邦黨與民主共和黨間的衝突,到1800年世紀之交的總統選舉時進入白熱化。選舉期間雙方都為暴力做好了準備,許多人甚至擔心兩黨間的衝突會直接升高為內戰。最後,在雙方領導層的克制下,選舉雖然完成沒有發生大亂。民主共和黨的候選人傑弗遜與伯爾(Aaron Burr, Jr.)贏得了選舉(現任總統約翰亞當斯連任失敗)。但卻因為制度設計的問題,產生了重大的憲政危機。
因為根據當時《美國憲法》規定,選舉人團的每位總統選舉人需投下兩張總統選票,得票最多者當選總統。所以民主共和黨人本來有配好票,希望讓傑弗遜的票比另一位民主共和黨候選人伯爾稍多。但在執行時出現錯誤,結果傑弗遜與伯爾兩人都拿到73張選舉人票。依當時的憲法規定,必須由眾議院來選出兩人何者為正、何者為副。
但當時的眾議院是聯邦黨人的地盤,聯邦黨人與民主共和黨頭頭傑弗遜有著黨派對立標的性的深仇大恨。所以縱使知道伯爾的政治水平與資格都遠不及傑弗遜(伯爾曾任華盛頓大陸軍時期的副官,華盛頓對他的評價是「此人作為軍官相當能幹,但也就僅止於此」);但卻還是有風向表示「寧願選出一個賤人(伯爾),也不願意選出一個爛人(傑弗遜)」。
此時,在黨同伐異的政爭中,幾乎與傑弗遜無時無刻針鋒相對的聯邦黨人領袖漢彌爾頓,卻主動以黨內大佬的身分進入議場對黨內同志進行遊說。在眾議院第35輪投票仍無法決定誰是總統時,是漢彌爾頓「大局為重」的去說服聯邦黨人支持民主共和黨的頭號政敵傑弗遜。根據漢彌爾頓當時的說法是:「無論如何,投給一個原則糟糕的人(傑弗遜),還是比投給一個沒有原則的人(伯爾),來的好」。
最後的最後,在漢彌爾頓的遊說下,聯邦黨人也暫時放下了對傑弗遜因為不同黨派的私人恩怨,在第36輪的投票時,轉而支持傑弗遜。就這樣,在漢彌爾頓主導下,傑弗遜方才得到眾議院的多數支持,當選1800年的美國總統。但也因為漢彌爾頓的這個政治操作,伯爾認為自己的名譽受損,必須要以私人決鬥的方式才能維護自己的名譽。漢彌爾頓接受了這場決鬥,也在決鬥中喪失了性命。
《聯邦黨人文集》對當代臺灣政治的意義
今天,無論難產的是法還是人,面對政治僵局,甚至是與根本大法有關,可能會「動搖國本」的紛爭時,漢彌爾頓在《聯邦黨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中的說法,如今還是振聾發聵。
「人類社會是否真正能夠通過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來建立一個良好的政府,還是他們永遠註定要靠機遇和強力來決定他們的政治組織。如果這句話不無道理,那麼,我們也許可以理所當然地把我們所面臨的緊要關頭,當作是應該做出這項決定的時刻;由此看來,假使我們選錯自己將要扮演的角色,那就應當認為是全人類的不幸」。
對當代身處世界重要位置的臺灣而言,國會暴力與缺乏調和妥協的黨派鬥爭,在境外敵對勢力發揮影響力而日趨嚴重的當下,不僅可能帶來本島自身的不幸,也有可能帶來全人類的不幸。
余自束髮以來,粗覽群書,獨好屠龍之術,遂專治之,至今十餘載矣。從師於南北東西,耗費雖不至千金,亦百金有餘。恨未得窺堂奧,輒無所施其巧。由是轉念,吹笛玩蛇,偶有心得,與舊親故共賞,擊節而歌,適足以舉觴稱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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