聿文視界：2025年中國兩大風險：經濟持續低迷，社會低強度震盪

編按：這是鄧聿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VOA。

時令進入2025年，人們習慣對新年作一個展望與預測。對於中國的2025，雖然官方為鼓舞人心，表達了一種樂觀的預期，就像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新年賀詞裡傳達的「希望」。然而，即便是中南海的這位所謂“舵手”，也不敢用肯定的語言來描述2025年的中國榮景，只能用一種含糊的方式鼓勵國人“從來都是在風雨洗禮中成長、在歷經考驗中壯大，大家要充滿信心」。

2025年的中國，是疫後第三年。疫情如果說對世界有一個很大改變，對中國的改變尤其大。這種改變是人的心態的改變，大多數中國人，在疫情三年的苦難歲月裡，領會到了一個極權政權施加於人的一種極端的統治樣式。這種極端統治，過去人們只是在一種想像或小說和影視作品的描述中看到，但是現在，14億中國人用三年時間親身被實驗了一遍。這讓他們心有餘悸，從此對中共，也對中國--只要還在共產黨的統治下--的未來徹底失去了信心。所以，儘管疫情過後當局的政策尤其經濟政策有相當大的改變，然而，人的信心始終鼓不起來，這從「走線」客的大幅增長，民間資本仍在不斷流出中國，可見一斑。

2025年大概率還會延續此種人心低迷的狀態。中國共產黨喜歡以歷史的經驗和教訓為例，強調它特別在乎民心和民意，並時常用古老的「民能載舟亦能覆舟」的警語告誡全黨和各級官吏。假使當權者真信服這個歷史規律，就該明白，當下的人心低迷正是民心和民意的反應，它就像水銀瀉地般會無孔不入地在中國社會蔓延開來。當然，2025年也許還不到這種地步，但無疑正向臨界點靠近。

多數人對2025年中國的期待不那麼美好，有兩點大家的體會可能更普遍和突出，這就是：經濟的持續低迷，以及無差別的針對平民的暴力事件和殺官案的上升，或導致在2025年出現低強度的社會震盪。

第一大風險：經濟持續低迷

中國經濟在2025年的低迷看起來毋庸置疑。連續多年消費一直收縮，房地產投資和銷售下降，地方債務不能出清，物價處於通縮狀態，經濟低迷的風險要延續到2025年。 2022年中國的GDP成長3%，2023年成長5.2%，去年據官方透露，將成長5%左右，實現預定目標。準確評估，可能是4.8%或4.9%。數據是否有水分，暫且不論，但這個增速是要低於上年的，而世界銀行預測的2025年中國的GDP目標是4.5%，即使一些機構樂觀的預測，也只到4.8%，最多和2024年持平。

換言之，2025年的中國經濟，即使從樂觀的角度看，比起2024年，也不會好。而許多人所具體感受的、非數字統計的2024年經濟，則非常的糟糕：失業、內卷、減薪、非稅收入的大幅增長、對中小企業主的跨區域「遠洋捕撈」…這些現象隨處可見，俯拾皆是。雖然人們的真實感受和統計數據的溫差不一定就表示數據有嚴重失真，然而，它至少說明一個問題，即真實經濟不如統計數據的好。一般認為，當下中國仍處於深度通貨緊縮中，經濟疲軟的態勢沒有根本改觀。

最新景氣指數也顯示了這一點。去年10月當局推出股市房市刺激措施，一度讓股市大漲，此後經濟有所回穩，景氣指數升至50的榮枯線以上，但12月官方和財新的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均比前值有回落，官方PMI 為50.1，較上月下降0.2個百分點；財新PMI 50.5，較上月下降1個百分點。這說明當局的這波刺激效應只維持了一個較短時間就開始遞減。

中國經濟之所以在疫情後的第三年也無法走出通縮陷阱，外部環境惡化是因素之一，然而，根本的是當局的經濟決策和政策出了嚴重偏差。用官方經濟學者的話講，10年前當局推出的「供給面」政策轉向，是個嚴重決策失誤。當局當時過於樂觀看待中國的需求，將經濟政策的發力點從需求側轉向供給側，調整經濟結構，但這套名為“供給側”改革的發展思路實際上導致了經濟體制重回以產業政策過度幹預投資和資源配置的老路，讓政府在市場准入、投融資方面即供給端加強了國家戰略和產業政策的干預，加劇了資本錯配。所以在那些年，出現地方政府和平台的債務有增無減，強化了 「國進民退」現象，大量民營中小企業因政府乾預遭受經營困難，全要素生產力出現了持續惡化趨勢。直到2022年底，當局才重新校正發展思路，然而，中國整體的社會預期由於過去這些年的政策的劇烈改變以及外部環境的變化，已經轉入負面，再想簡單地通過政策調整不起作用了，這亦是中國的社會信心到現在仍起不來的根源。

2025年對中國經濟來說，一個最大的變數和不利因素將會是即將上任的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的關稅制裁。根據香港智庫新發布的報告，美歐等已開發經濟體針對中國「新三樣」的貿易限制將全面升級，從關稅壁壘擴展至技術標準、補貼調查和市場准入等多個維度。另外，中國可能推出的大規模刺激政策，其邊際效應或因居民收入尚未穩定而逐漸遞減，同時美國降息週期被迫放緩，也將削弱中國刺激政策的寬鬆空間，增加資本流出壓力。

可見，2025年中國經濟的持續放緩，不但對中國，也很可能對世界構成一大風險挑戰。

第二大風險：社會出現低強度震盪

與經濟持續低迷相連的是，中國社會可能出現的低強度震盪。中國的社會轉型一直在推進，雖然過程緩慢，並時有反复，但當局無法阻止這種轉型。現在，經濟的經年蕭條，民眾生活的困苦，極大打擊人們信心。儘管當局加強了對社會的管控和維穩，並一再對民眾進行信心喊話，但社會焦慮情緒還是有增無減，人們對未來的變革期待更強烈。然而，在當局不允許民眾遊行示威，人們不能透過街頭抗議表達政治不滿，也不能在社群媒體上盡情發洩對自由受限、社會不公和貧富分化加劇的憤怒情緒下，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對改善自身處境絕望的人，開始選擇以一種「獨狼式」的暴力攻擊方式，指向同自己遭遇毫無關聯的、甚至同為弱勢者或比自己力量更弱勢的無辜個體，以報復社會，報復這個政權。

人們看到，去年中國社會發生了多起無差別的報復事件，尤其在11月初前後，連續出現幾起開車撞人致死傷案。最惡劣的是發生於珠海市體育中心的駕車撞人事件，兇犯駕車衝上正在鍛鍊的人群，造成35死，43傷的慘劇。這次駕車撞人死亡事件正值兩年一次的珠海航展開幕前夕，顯然，兇犯是有意選在這個國內外輿論關注的時間點來吸引人們對他這次報復社會的注意。根據法院的審判公告，兇犯乃因婚姻破裂、生活失意，且不滿離婚財產分割結果，遂決意透過駕車衝撞人群方式發洩私憤。法院的通報是否隱瞞了兇犯在財產分割過程中訴諸公權救濟而不得的情節，不得而知，但足以說明，在一個戾氣的社會環境中，當一個人遭受或自以為遭受了某種不公的對待，而無法尋求救濟時，是有可能採取此種無差別的殺人來發洩其怒火的。所以，在這類事件中，關鍵在於社會的戾氣如何養成。

2024年的中國暴力殺人事件，除了針對國人，也有針對在華外國人甚至在華就讀的學生。假如這不是有意的，而屬於誤殺，那隨著中國單方免簽政策的擴大，越來越多的外國人來華旅遊，未來是否會有更多的外國人被錯誤地受到這種暴力攻擊；假如這是有意的，那隻有一個解釋，就是兇犯是要透過製造這種攻殺外國人的方式，引起輿論對他行為的關注。無論那種動機，中國對外國人而言，不再是安全之地。

在2024年針對平民的無差別暴力殺人事件增加的同時，另一形式的暴力殺官事件也同時成為社會現象。後者去年也發生多起，在這些殺官案中，被殺的對像多為基層官員，包括警察。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中國社會的官民矛盾和乾群關係趨於激烈。雖然這有經濟大環境不好的影響因素，然而，當局對社會治理的不善恐怕是更重要的。儘管當局對官員的政治整肅一直在強化，並且有高科技大數據對治理的加持，還有所謂創新的“楓橋經驗”，但都並未改善基層社會治理的手法和手段，導致幹群關係隨著經濟情勢的不好其緊張態勢也越來越嚴重。

本質上，無論是對平民還是對官員，這種暴力殺人案的增多，反映了社會邊緣群體對經濟惡化、不平等加劇和社會治理失敗的一種仇恨情緒的集中釋放。對中國當局而言，雖然它還有強大的力量去維穩，扼殺社會成規模的反抗，然而，由於此類事件具有感染性和模仿效應，要杜絕幾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暴力殺人殺官在2025年繼續發酵--現在看很有這種可能，不排除由此引發某種低強度的社會震盪，構成2025的另一個風險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