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公教的原罪

(圖/本報系資料照)
(圖/本報系資料照)

台灣的原住民族亙古從事採集、游耕、打獵,明末開始有海盜闖入,彼此頂多作淺嘗即止的接觸。進入大航海時代,荷蘭除了以印尼的稻米跟平埔族交換鹿皮、建立共生關係,還從中國招募漢人,著手資本主義式農業墾殖,因苛刻引發郭懷一抗爭事件。明鄭寓兵於農,由南到北征服擴張,曇花一現。

漢人在清朝大規模移入開發,泉州人定居沿海,漳州人往內前進,後來的客家人則往上發展,因水利又有作田、作園及作山的差別。農業盈餘足以累積資本,城鎮逐漸興起,工商開始發達,中產階級出現,特別是在開港通商後,行郊已有現代經貿雛形。不過,中國自來有官員籍貫迴避制度,加上班兵輪調以防止坐大,只有霧峰林家率領平埔巴宰族渡海平長髮賊,官民相敬如賓。

日本在甲午戰爭後占據台灣,移民因懾於瘴癘之氣而卻步,優先朝鮮、滿洲,殖民統治者多來自西南九州、沖繩,特別是警政人員。軍政在一次大戰後進入民政,積極展開同化教育、公共衛生及基礎建設,必須開放低層公教職缺,技術人員應運而生,睥睨外來統治的記者、律師及醫生嶄露頭角。儘管如此,本島人只能當輔佐性質的軍夫,直到太平洋戰爭後期才獲准當兵。

戰後初期,國民黨政府在福建、廣東招募人員來台接收,除了閩南人及客家人,不少是福州人或廣東人,語言有相當隔閡。台灣人先前被技不如己的日本上司欺壓,記憶猶新,對祖國有高度期待,不免產生高度的相對剝奪感。

早期國家考試沿襲「按省區分配錄取名額」制度,難免被解釋為獨厚外省人;如果說228事件是擦槍走火,感受往上流動受阻則是省籍情結的結構性根源。

台灣經濟在1960年代開始起飛,農業部門因為國家為了累積資本而強迫儲蓄,雖有土地改革,農民因低糧價、貴肥料農藥而亟思離農。透過關係就近當正工是一途,進一步則是學功夫、作師傅,這是黑手頭家的濫觴。家裡要是會念書的,承襲日治師範學校的師專是保險的途徑,窮人家小孩只能含淚讀軍校;醫科獨占鰲頭,理工也有獎學金出國機會,工商管理則007手提箱行遍天下。

士農工商自有歷史發展脈絡,並非純然個人能選擇,只能期待每個人的潛力能發揮到極致。在經濟高度成長的年代,工商部門令人艷羨,軍公教則是鐵飯碗,只要政府不倒,不會餓肚子。反體制出身的民進黨政府排斥「吃公家頭路」的人,藉口國庫窘困大砍國家所承諾的年金,骨子裡是族群齟齬陰影徘徊不去,暗地製造階級鬥爭、赤裸裸鼓吹世代對立,不在「百工百業」保護傘的都是非我族類。

當年國民政府帶領百萬軍民渡海避秦遷台,若非政府部門,既沒田又無地,要如何安身立命?更不用說在那胼手胝足的年代,要不是大家攜手合作,哪有今天的安和樂利?家父是電信局出身,岳父是職業軍人,夫婦感佩有國家的栽培,能一路出國念書拿到博士學位,料不到能回國教書,沒有退休金懸念。職業無貴賤,退撫歡喜甘願,相煎何太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