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擬推出《民營經濟促進法》提振信心 產學界：關鍵在執行 否則淪為“安慰劑”
台北 —
中國人大常委會本週完成《民營經濟促進法》草案的分組審議，並對這部“提振發展信心”、保障民營的專法，達成“盡早出台”的共識。不過，不少企業主在經歷上一輪的監管風暴和近期的經濟滑坡後，對這新法的關注和期望似乎不高。部分產學界人士表示，新法立意良善，但關鍵在落實執行，未來地方政府若落實不到位，新法就算出台，也恐流為“安慰劑”。
值此民企信心跌落谷底之際，中國擬推出第一部專法，來提振發展信心，但企業主的期望卻似乎偏低，因為三年來的監管整改風暴和近年的經濟滑坡，已讓不少民企業的經營壓力大增、投資信心大跌。
企業主對專法的反應兩極
位於浙江義烏的不銹鋼家用製品業者Kimmy Hu告訴美國之音，她一年來的“出口銷售腰斬、海外帳款也催收難”，已讓她相當頭大，根本無暇關注《民營經濟促進法》的立法進度，也不清楚這樣一部專法能對民營經濟有多大的扶持力度。
位於台北的工業總會大陸處處長黃健群也告訴美國之音，在華台商的普遍反應是“樂觀其成”，但他們認為“真正有用、落實個兩條就夠了”，因為法令太多，全心投入市場競爭的企業主也“沒空理”。
不過，此草案於10月徵求公眾意見時，一度收到上千則意見，可見仍有一定的關注度。
位於北京的電商分析師、海豚智庫創辦人李成東就告訴美國之音，相較於三年前出台打擊民企資本和創新的政策，如嚴打無序競爭、投資黑白名單或限制上市等，中央若推出《民營經濟促進法》，只要是正面的，對民企信心回歸「肯定有利」。
究竟《民營經濟促進法》涉及哪些面向？可能成效如何？又有哪些不足之處呢？
專法代表“國進民退”轉向？
中國人大常委會於12月21-25日召開會議，根據中國司法部長賀榮在會上的介紹，此法草案共九章78條，旨在從六大面向扶持民企，包括保障公平競爭、改善投融資環境、注重規範引導及加強權益保護等。
未來新法出台後，民企除在“市場進入負面清單以外的領域……可平等進入”外，也有法源可以禁止各地政府為擴充財庫，對企業主採取“限制人身自由和查封、扣押凍結等強制措施”或“利用行政、刑事手段違法幹預經濟(民事)糾紛”，甚至“規範異地執法行為”。
換言之，部份地方政府近來因財政吃緊、傳出搜刮民脂民膏的“創收型執法”，包括以罰代管，對民企亂查稅或查封資產的惡行，甚至派出公安進行俗稱“遠洋捕撈”的跨省執法，都或將因此法的出台而被究責。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合所長楊瑞龍11月曾形容，中共中央自去年7月密集出台鼓勵民營經濟的文件，包括國務院的“31條”措施、國發委等八部門的“28條”舉措、乃至即將出台的這部新法，都是在建構“國民共進”的新格局。
大成企業研究院11月於北京舉辦企業首腦沙龍會，並向出席的70多位企業家發放問卷調查，其中56位參與評價的企業家中，有31人認為《民營經濟促進法》的立法內容“未達到預期，需要較大修改”，佔比達55.4%，其餘25人則認為草案內容基本上達到預期。
部分產學界人士也不乏質疑聲浪，更針對立法內容的不足處，提出了多項建議。
挑戰：落地執行與罰則缺失
針對此部專法面臨的主要挑戰，各界的普遍共識是“落地執行”。
台商商會代表的黃健群說，這部專法目前的“宣誓性意義比較大，但執行還有待觀察”，就算全國人大明年3月如期通過，還待國務院出台更多施行細節才能見真章，但更關鍵的是未來地方政府如何詮釋執行，因此，真正出現成效可能是好幾年後的事。
黃健群說：“中央、地方的博奕一直都存在，就是中央的法規落實到地方(時)，地方(政府)根據地方利益會向它個人(別)的利益傾斜。”
他舉例，民企若與地方政府所投資的企業產生民事糾紛時，地方政府過去在執法和裁罰上，多偏袒央企或國企，這部專法未來如何規範，企業界非常關心，但也擔心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一如中央力推的綠色環保法，地方為了稅收，根本消極執法，只要求中央來檢查的那一天停工，檢查完，各地工廠繼續違法開工。
黃健群也說，就其了解，中共中央為宏觀調控各省市的產業發展，未來或將透過此部專法，收回對部份產業的補貼權利，不再放任地方在招商引資上的「過度承諾與重複投資”，好處是未來產業在全國的佈局將相對有序，但地方未來如何應對恐有待觀察。
大成企業研究院副院長陳永傑曾於11月底的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上指出，部份企業家反映，此部專法應增設具體條款以保障民企的權益，若新法對侵權行為無明確的限制和罰則，恐淪為“安慰劑”、也無威懾力。
陳永傑也說，部份企業家呼籲落實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關於“疑罪從無”的要求，堅決避免“疑有逼供”」以及類似“遠洋捕撈”的不當執法行為。
北京電商專家李成東也說，這部專法要明確“私人財產不可侵犯”的法治精神，也要針對部分地方政府為彌補財政缺口所採取的如“遠洋捕撈”的侵權行為，出台具體罰則，不能只靠媒體喊話。
李成東說:“對於這些違規操作的地方(政府)，你沒有處罰，就是縱容，這個我覺得也是很重要的，你(中央政府)如果只是靠媒體發聲，我認為，(威懾力)相對來講是有限的。”
民企的痛點：地方債與執法困局
除了不當執法，地方政府債台高築是另一個更大的問題，也恐非一部專法就能解決。
李成東說，不少民企和央國企合作後，只要遭欠款短短幾萬元人民幣，可能就被壓垮了，一旦民企倒閉解散，後續的究責賠償處置曠日持久，更何況地方政府也不一定有財力賠償。
黃健群也說，中共中央已多次宣誓，呼籲地方政府盡快支付拖欠民企的款項，但地方政府若擺明賴帳，他說，他查閱過相關政策法規後發現，除了人事整頓，都看不出可行的懲處或解決方法，但對企業來說，就算地方首長遭開除，對恢復企業營運，恐無濟於事，因此，他說，未來這部專法或施行細則就算增設具體罰則，對企業又能增加多少保障，仍很難說，尤其企業一旦倒閉、商譽受損或人事全非後，也非金錢所能補償的。
專家建議：行動勝過法律
中國政府期待這部專法能起到提振民企信心的作用，但中國金融學者賀江兵認為，“印文憑無法掃盲”。
他說，中國法律不如政策、政策又不如行動，因此，他呼籲中國政府以實際行動證明對民企的支持，其中最有效的作法是，釋放正在服刑的前河北省大午農牧集團創辦人孫大午。
賀江兵告訴美國之音：“比如說孫大午……你把他放了，比一百個法律都管用。他是個標誌性人物，如同改革開放時的年廣久、傻子瓜子(品牌創始人)。你把人(孫大午)放了，把人家的財產還給人家，這樣可能企業家才能穩住信心。”
孫大午白手起家，但事業經營三旬有成，身價曾高達50億人民幣，也享有“良心企業家”的美名，不過，他因支持憲政民主、廣交自由派知識份子和敢言性格惹禍，兩度獲刑，包括2021年遭河北高碑店市人民法院以聚眾衝擊國家機關罪、妨害公務罪、尋覓滋事等諸多罪名，判處他有期徒刑18年。大午集團2022年也遭法院以6.8億人民幣的低價拍賣。
賀江兵說，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平於80-90年代三度給予年廣九支持，就是擔心動輒關押民營企業家會破壞改革開放的形象，因此，他說，一紙法律抵不上一個行動，“老鄧示範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