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其祿專欄／高房價與自由的幻影：台灣的國安危機與制度剝削

張其祿／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特聘教授

台灣的高房價問題，早已超越經濟範疇，成為國家安全的隱憂與民主制度運作的警鐘。居住成本的高漲不僅侵蝕民眾生活質量，還進一步加劇社會不平等，威脅社會穩定與民主治理的基礎。根據Numbeo 2024年數據，台灣房價所得比高達19.6倍，遠超國際公認合理範圍的5倍標準。儘管政府曾提出改革方向，卻因執行力薄弱及資本勢力的影響，使住房問題不僅未解，反而成為今日台灣政經制度剝削的核心象徵。

一、政策失效與金權政治：高房價成為國安問題

高房價對年輕世代與中產家庭的經濟穩定造成嚴重影響，壓縮了購房與生育的可能性，進一步導致生育率下滑與人口結構失衡。根據Ctop Map不動產研究室 (2024) 的數據，全台住房負擔率已達44.3%，台北市更高達68.8%，顯示家庭可支配收入幾乎被高房價吞噬。

長期以來，政府住房政策多停留在治標及形式上的調整，卻未能真正解決本質性問題。例如，蔡英文政府提出的「房市三箭」政策，包括稅制改革、租屋市場健全化與興建社會住宅，儘管方向正確，但執行效果卻大打折扣。根據國泰房價指數計算，蔡政府八年任內全國房價指數上漲超過86.82%，而社會住宅也僅佔房屋總存量的0.64%，遠低於國際公認的5% 水準。

台灣高房價早已成為金權政治下的產物，彰顯出政府決策受既得利益影響的現實。再加上政策執行中的偏差，居住權保障流於空談，並進一步削弱社會對民主機制的信任。

二、民主制度的缺陷：人民積極自由權益保障的缺失

台灣的民主制度雖已成功保障民眾的言論自由、選舉權、免於脅迫及恐懼等「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但這些權益僅屬於「保護式民主」(Protective Democracy)的範疇，僅止於消極層面的自由保障。然而，若要真正提升社會的公平與正義，並滿足人民的基本需求，政府必須進一步實現對「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的保障，即涵蓋住居權、勞動權、醫療照護與環境權等涉及人民生活發展的核心權益。

這種保障屬於「發展式民主」(Developmental Democracy)的範疇，強調民主制度應主動矯正市場失衡，積極滿足民眾的基本需求與公平發展。然而，台灣的民主實踐在積極自由保障方面仍顯不足，特別是在住房議題上，政策長期受金權政治主導，公共利益被邊緣化。

居住權作為積極自由的重要組成，理應由政府主動介入與保障。然而在台灣，房地產市場的運作長期被資本利益綁架，政策缺乏長遠規劃與公正性，使多數人難以享有合理的居住條件。對比德國等國家，其政府透過以刑法限制炒房、擴大社會住宅供應與強化住房市場規範等措施，成功平衡市場與公共利益。相比之下，台灣政府政策執行力不足，讓人民的住居權益保障淪為歷屆政府的未竟承諾。

三、不滿情緒的累積：高房價的政治風險

當政府無法有效解決高房價問題時，民眾的不滿情緒將逐步累積，最終可能引發社會動盪的潛在危機。金權政治的影響使得政策難以真正落實，即便政府試圖藉由貼補措施或操作其他議題來轉移焦點，但這些手段無法從根本上緩解民眾的困境，反而可能加劇社會矛盾。

真正的民主政治不僅是程序性的自由選舉，更應致力於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權益，包括合理的居住條件、公平的勞動權益、人民健康福祉的照護，以及對生態環境永續發展的保護等。若這些積極權益得不到保障，民主制度的合法性與公信力將受到侵蝕，而台灣的高房價問題正是對此的一次嚴重挑戰。

四、結語：重建自由與正義的民主內涵

高房價問題不僅是台灣經濟治理的挑戰，更是對民主制度是否能滿足人民需求的檢驗。僅僅保障「消極自由」的民主是不完整的，政府必須在政策落實上更加積極，真正匡正市場炒作亂象，確保民眾居住權等積極的自由權益可以得到實現。

這包括大幅增加社會住宅供應、限制房地產投機行為、徹底執行房地產稅基改革、完善租賃市場的透明度，並透過公平之稅制來重新平衡資源分配。唯有如此，才能重建社會對民主的信任，讓自由不再僅是形式上的承諾，而是具體且普惠的實踐。

當民主制度能同時保障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時，台灣才能真正邁向穩定與繁榮的未來，讓高房價問題成為歷史經驗的教訓，而非持續困擾未來世代的難題。最後，期待賴清德總統在去年國慶文告中對居住正義的承諾能被真正實現，因為人民的耐心已快被消磨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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