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民法官法看柯文哲起訴案
北檢以公務員違背職務受賄、圖利、公益侵占與背信等罪，起訴台北市前市長柯文哲，在北院更裁後，以7000萬元保釋、限制出境出海、並施以科技設備監控。而因從2026年1月1日開始，由國民法官參與審判的案件，從原先故意犯罪因而造成死亡結果者，擴增至最輕本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犯罪，這其中也包括公務員違背職務受賄罪。故以北檢訴追柯文哲來說，能否通得過國民法官法檢驗，確是個問題。
依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3項，檢察官起訴時，應將卷宗跟證據一併移送到法院，此規定會出現的問題，即是這些卷證幾乎都是對被告不利，且未經過是否合法取得、是否有被污染、是否為片面或非自願之陳述、是否有關連與同一性等之檢驗，就可能會使司法者產生先入為主之有罪預斷，致為人所詬病。尤其是根據此條文第2項，僅規定起訴書應記載事實與證據，卻未要求必須特定人、時、地、物，就使起訴範圍趨於浮動，致讓被告不知從何防禦。
至於應由國民法官參與審判的案件，依國民法官法第43條，於起訴時，並不能將卷證一併移送至法院，又起訴狀僅能記載事實，且必須特定日、時、處所及方法，更不能載明使法院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故藉由犯罪事實之特定，可因此保障被告的防禦權，且在卷證不併送及不能記載會生偏見之內容下，就可使由三位法官與六位國民法官所組成的合議庭，在正式審判時，心如白紙，致能為公正審判。
故以北檢起訴柯文哲來看，對於犯罪事實之描述，尤其是涉及公務員違背職務受賄罪部分，未能明載日、時、地、物，甚至將此罪與構成要件不同的公務員圖利罪，相互混淆，更記載一大堆與本案並無關連的人格與背景資料，甚至是臆測或推論之詞，實無法通過國民法官法之檢驗。
而國民法官法，雖藉由諸多規範來保證審判的公正性，但像政治人物涉及貪瀆案件，往往引起社會關注，就讓人擔憂輿論對國民法官之影響，致更應強調偵查不公開。惟如柯文哲案，從一開始就處於偵查大公開之狀態，且某些媒體，總能精準報導案件偵查之核心。而在各方質疑下，檢察體系雖對外宣稱會進行調查，但如此的自律機制，總存有道德風險，自然不會有任何結果。而在此案偵查終結的前一周，卻有媒體將起訴書內容與證據整理刊出，所謂偵查不公開，已成笑話，實令人無言以對。
故為避免偵查大公開所帶來的未審先判，更為防止檢察體系自己人查自己人之弊，就有沿襲日本法制，設立由平民所組成的檢察審查會，即藉由民主與獨立的外部機制，來制衡檢察權之濫用。（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教授兼系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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