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國兩制走到一城兩制
1997年，一個改變香港未來的年份，香港於1997年7月1日正式把主權從英國移交至中國，而中國提出的「一國兩制」構想被視為保證香港「高度自治」，維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的方式。然而，隨著時間推移，「一國兩制」的實踐逐漸偏離初衷，香港的民主自由遭到削弱，最終呈現出「一城兩制」的局面。這種轉變反映了北京政府在維護國家安全與管理地方自治之間的微妙平衡失衡，也顯示出香港社會自由空間的急劇壓縮。
「一國兩制」與台灣
說到「一國兩制」其核心在於「尊重」香港的自治權，讓其得以維持其英治時期與中共不同的的社會主義體制。一國兩制的設計初衷並非為香港量身定制，而是為了解決台灣問題的「實驗性方案」，而香港的實施就被視為試點，藉香港經驗來向台灣示範「一國兩制」下統一的可行性。然而，自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中共的管治方向明顯偏向「一國」，而遠「兩制」，「兩制」在香港自由上的保障日益減弱。2014年的雨傘運動揭示了市民對普選特首承諾落空的失望，而《逃犯條例》修訂案的推動更在2019年引發了百萬人上街的抗議浪潮。
社會運動的背後是香港人對民主自由的強烈訴求，同時亦是對「一國」制度日漸侵蝕「兩制」的回應。然而歷史已經告訴我們，中共面對這些抗議採取了高壓的手段，而非針對問題根源——「兩制」來作出改善，中共只是藉由政治打壓和立法改變來進一步加強「一國」對香港的控制，2020年實施的《香港國安法》更被視為將「一國兩制」變為「一國一制」的分水嶺。
從「一國兩制」到「一城兩制」的轉變
日前在日本東京立教大學所舉行的「新情勢下的全球香港研究」研討會中，立教大學教授倉田徹在開場的演講中提到他提出對香港由「一國兩制」走向「一城兩制」的觀察，大意指香港在同一個城市內同時存在兩套制度：經濟上仍保持高度國際化的資本主義制度，但在政治上則愈發向中國內地的社會主義威權體制靠攏。而可以斷定這一城兩制的現象並非原本希望做給台灣人看的「一國兩制」的設計初衷，而是中共為了全面掌控香港所進行的結構性重組，從香港的民主選舉制度遭到改變開始，中共在香港選舉制度中引入了所謂「愛國者治港」原則，大幅削弱民主派的參政空間。立法會的民主派議員幾乎全數被排除，而原有的區議會民主選舉機制亦遭受限制，令市民表達意見的管道進一步收窄。
其次，在社會自由上，新聞與言論自由空間也大幅萎縮，《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因政治壓力或法律威脅而被迫關閉，同時亦有老高層人士成為階下囚的悲涼局面。批評政府或支持民主的聲音愈發難以在公共領域中存續。這些措施不僅使得香港的新聞自由度排名急速下降，也影響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透明度和信任基礎。香港公民社會的運作空間在幾年間大幅壓縮，民間團體和不同行業的工會都在國安法的陰影下被迫解散，抗議活動幾乎絕跡。「一城兩制」使香港的社會面貌從一個活力四射的多元社會，逐漸轉變為控制嚴密的威權城市。
「Act now, before it’s too late.」
「一城兩制」的形成是一種制度的妥協，也是一種管治方式的失敗。雖然北京試圖透過政治管控來維護香港的穩定，但壓制自由的做法卻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並削弱了外界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信任。台灣對香港現況的觀察至關重要。台灣一向視「一國兩制」為不可接受的統一方案，而香港的現狀更讓台灣民眾對此制度心存強烈疑慮。
對台灣而言，香港的經驗是一個警示，顯示了自由與自治喪失的後果，也提醒人們保持警覺以捍衛現有的民主制度。從「一國兩制」到「一城兩制」的轉變，香港的現況同時為台灣敲響警鐘，提醒台灣必須堅守民主價值，避免重蹈「一城兩制」的覆轍。Act now, before it’s too late.
作者》關山月 香港青年。曾參與反送中運動，目前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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