聿文視界：從“當年明月”疑似精神病 看黨國官僚體制如何吞噬官員

說起石悅這個名字，在中國沒幾個人知道，但“當年明月”，則如雷貫耳。這兩個名字其實是同一個人。許多人很難把作為公務員的石悅和作為暢銷書作家的“當年明月”聯繫在一起，因為以“當年明月”的名氣和財富，他本可以過得比大多數中國人都好得多的自由自在生活，用不著棲身官場，在體制內唯唯諾諾的生存。尤其在他出事後，許多認識和不認識他的人，對他選擇做官很是不解。

在過去一周，中國社群媒體盛傳“當年明月”被關進上海宛平南路600號。宛平南路600號也就是上海市精神健康中心所在地。進這個地方的人無疑都有精神問題，需要諮詢或治療。關於“當年明月”的發病，輿論有兩種說法，一是他得了嚴重精神疾病，來此治療；二是他“猥褻女上司”，被“精神病”，實際是要在此避避風頭。後一種說法暗示他有“保護傘”。不過，也有一些人對此說持懷疑態度，有人考據他的“女上司”已經60歲，而石悅大約40多歲；此外，既然是“猥褻女上司”，在中國目前的官場政治下，免職是肯定的。但上海當局至今未把他免職，對這兩種傳言，也不置可否。

根據《知情者透露當年明月“發瘋”細節》一文披露，其精神狀態確實出了問題，長期失眠，精神萎靡，晝夜顛倒，出現幻聽，幻視，但尚未到大眾意義上的精神病地步，在宛平南路600號治療了一段時間，前陣子已經出院了。至於如何演變成“猥褻女上司”的，該文說，由於精神狀況出問題，領導安排他帶薪休假，但他在這個過程中覺得自己遭受了不公正待遇，幾次在部門討說法，跟同事和領導者發生言語衝突，甚至有肢體衝突，最後被傳成“精神分裂”和“猥褻女領導”。該文揭露的情況較為詳析，看似真實。

“當年明月”的從政路

“當年明月”現官至上海市政研室副主任，屬市管幹部，副廳級。雖然在上海魔都，這個層級的官員一抓一大把，然考慮其名氣，尤其和上海市長龔正的特殊關係，發生在他身上的傳聞，官方是要慎重對待的。龔正可稱為“當年明月”的貴人，沒有龔，他也許還窩在順德那個小地方，他讓石悅的命運發生了改變。在其還是海關順德辦事處的一名小職員時，因他寫的通俗歷史作品《明朝那些事兒》曝得大名，龔正讀到該書後，了解海關係統還有這樣一位奇才，於是把他借調到海關總署下屬雜誌《金鑰匙》做編輯。其時龔雖是海關總署領導之一，但可能也不方便為他辦理進京戶口－彼時“當年明月”自身的硬體尚夠不上北京戶籍這個門檻，從而以藉調的身份在海關總署待了七年。

後來他又遇見另一位“貴人”－環保部一位酷愛歷史的副部長，該部長愛惜“當年明月”的才學，把他從海關總署安排在部直屬的宣教中心綜合室做副主任，並在當年又要他去環保部定點幫扶縣河北省隆化掛職副縣長。再往後，出任某中字文化公司的副總經理。 2018年，龔從杭州上調山東做省長，成為地方大員，沒忘這位當年的才子，要他來山東，出任省政府辦公廳綜合處處長。 2020年龔調任上海，他又跟著過來，任市外宣辦和新聞辦副主任，並於2021年轉任政研室副主任，直到此番精神病發。這大概是“當年明月”的從政履歷。

“當年明月”到底是真瘋，還是 “猥褻女上司”，目前真假難辯，但他在精神復健中心渡過一段時間，大概是可以確認的。鑑於他不是一般的官員，其疑似精神病的故事折射出中國官場的現狀，從中可以見到，這個官僚體制和官場文化是如何將一個有才華的官員吞噬的。

中國官場的依附關係

首先，在官場出人頭地，是要有靠山和裙帶關係的。中國是個裙帶社會。這種裙帶性在官場就體現為依附性，從古至今沒有本質變化。中共雖號稱幹部來自五湖四海，但官員的等級制根深蒂固。如果只做一般公務員，也許可以不去投靠某個靠山，攀附某位權貴，讓自己保持一定的人格獨立；可如果想往上升，出人頭地，就非得要尋靠山，或等某位伯樂來發現不可，這是由中國官場的政治文化，更是由自身的政治利益所決定的。沒有靠山，純粹因自己政績，幹得出色，得到百姓愛戴，而被上面乃至最高層賞識，這種情況有沒有呢？也不能說完全沒有，但翻遍中國歷史，鳳毛麟角。現實官場政治規則，要做高官特別是大官，朝中必定有人。

如前所述，“當年明月”遇到了兩個欣賞並願幫他的“貴人”，特別是龔正，直接把他從地方的小職員，調到署裡，雖然仍是個小職員，但層次、眼界和機會是在基層沒法比的。對一個有志往官場發展的人來說，這一步實在太寶貴了。事實上，他此後基本上順風順水，40出頭就在上海做到副廳，如果沒有背景和關照，很難。坦白講，「當年明月」在歷史寫作上有才情，可不等於在公文寫作上也是一把好手，在秘書的職位上做得比其同僚要強，此中關鍵還是遇到了龔正這個“貴人” 。

或效法王陽明而從政

其次， “當年明月”為甚麼要在體制鑽營？他原本是可以不走這條路的，畢竟他20多歲就實現了絕大多數平民子女可望而不可及的財務自由。據報導，自 2007年起，他連續7屆榮登中國作家富豪榜，累計版稅收入超4100 萬，至去年底，還有近6000萬款項未結算。故而，他完全不必為一份穩定的收入而去考公，即便在基層做一個小公務員，也不必擠破頭往上升，安於現狀日子也會過得比多數國人要好。因為往上升的結果無非是權大一點，收入高一點，有更多的撈錢機會。但他竟走了做官這條路。所以，這就涉及文人從政的問題。在中國，文人為什麼喜歡從政？

依前述文章的說法，“當年明月”進體制，緣於他家庭環境的影響，其父是公務員，父母希望他有一份穩定收入；另外也是他認為，在順德海關工作是個閑職，任務不重，不影響業餘時間的創作。然而，這可能是表面原因，在“當年明月”的內心深處，不排除他也想效法其筆下人物王陽明，懷有匡扶社稷，拯救黎民的想法。王陽明是明代大儒，其心學對後世影響深遠，又富有政治和軍事才能，幾次挽大明於危機，可謂文人從政典範。“當年明月”在書裡對王的評價非常高。王主張身體力行，積極進取，反對坐而論道，很難講這不會影響到他的人生和政治哲學。中國文人受儒家影響，入世情節很重，總以為可以做番事，成就大業，甚至可為“帝王師”。作為對歷史頗有研究的“當年明月”，從他對王陽明的描述和評價看，也難擺脫自古以來中國文化這股兼濟天下的習氣，很多文人就是在此種心理支配下從政的。

黨國體制是部絞肉機

文人從政，有濟世的情懷和抱負，當然可貴，然而，歷朝歷代的現實往往是碰一鼻子灰，什麼也改變不了，原因就在於，高看自己的能力，以為可以玩轉官場。可官場現實，比理想殘酷和黑暗得多，特別是當下中國官場，可謂集歷朝歷代的劣跡和中共黨文化弊端之大成，一般人很難適應。故而提出了一個體制對官員的壓迫問題，人們看到，在中國，許多官員都患有嚴重的憂鬱症。

在中國為官，時間久了，基本上會喪失正常人的情感和道德。因為這是一個以剝奪人性，以人的尊嚴受損為代價，對上級搖尾乞憐、唯唯諾諾，對下級和百姓唯我獨尊、趾高氣揚的體制，官員不敢說真話，沒有自己的獨立見解，也不鼓勵官員說真話，表達自己的見解。在這種官場體制和文化裡，官員很難避免不會被異化，我變成非我，一個官員，若想稍稍保持一份良知，一點尊嚴，馬上就會面臨官場乃至家庭的壓力。所以多數官員不得不做妥協，直至完全喪失對真和善的感知，不想心靈完全被扭曲的，就會帶來人格的分裂和精神的痛苦，此乃官場多抑鬱症患者的原因。

據說，“當年明月”似乎是個很難融入“建制”的人，他還想保留某種文人的底線和獨立的人格與見識，可這樣一來，勢必會使他和體制衝突。據前述知情者透露，作為龔正實際上的秘書，他為其寫過調查報告，但因報告的思路和龔有不同，兩人為此鬧過多次不愉快，漸漸龔就不太喜歡他，在政研室副主任的職位徹底成了一個閑職，加之他再也寫不出像《明朝那些事兒》那樣的文采飛揚的歷史作品，以及家庭也出現了某種變故，於是精神不可避免地受到嚴重傷害，以致連基本的一日三餐正常進食都成了問題。

“當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兒》的結尾寫道：“成功只有一個－按自己的方式，去度過一生”，這話常常被人用來形容作者自己。確實，這位一代才俊用他自己的方式，被其服務的體制吞噬，他悲劇性地演繹了，黨國官僚體制是一部絞肉機，要想不被它絞殺，若不和它同流合污，那麽便要從一開始就不被它誘惑而逃離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