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美國戰略文化：自由主義、理想主義、對外干預，最終仍得回歸「美國優越論」
文：陳韋伶、許翔霖
美國的戰略文化特色，主要以受地理環境影響和受國家領導人影響為主要，由於擁有廣闊的海洋作為天然屏障，以及周邊相對弱小的鄰國，美國在歷史上較少受到直接的軍事威脅，這種「免費的安全」環境使得美國得以在相對和平的狀態下發展，並拒絕歐洲的強權政治傳統。
這種例外主義，體現在美國試圖改造國際體系以符合其自由民主理想的衝動，至於受國家領導人影響方面，主要以形成一種以自由主義、理想主義和對外干預為特徵的戰略文化，另外美國的戰略文化也會因為每個時期的領導人差異而有所變動，比如第28任總統威爾遜的理想主義、川普的現實主義等等。
美國國家戰略文化，有哪些特色？
論及美國國家戰略文化特色，可以統整成以下八點：
拒絕歐陸強權政治以及戰略與政策之不連續性，導致美國戰略文化產生了強烈反差
美國國防政策制定者傾向於尋求技術庇護，美國戰略文化這一後果植根於勞動力的發展
缺乏戰略思維，國際關係專家格雷（Colin S. Gray）認為，這是因為美國只為「好的」事業而戰、相信美國能夠實現它認真下定決心的任何事情、動員能力充足，導致美國人更願意管理大型國防專案，而不是處理與操作問題
美國當權者傾向想要快速、可識別的解決方案，和明確的主要敵人，這也是為何美國國防政策會陷入困境
美國的戰略文化並不太會著重在過去的模式，其中更多的是探討未來的可能性
美國對文化多樣性表現出漠不關心，這來自於美國對於成功傳統而形成的某種傲慢
美國在承諾方面實行狹隘，因為美國一直認為戰爭是海外作戰，並不會波及到本土
美國人表現出對使用武力的不滿，尤其是在使用武力的時候在權力政治平衡中保持平等
另外，在《Realism versus Strategic Culture: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一文中，論者主張，儘管美國可能發展成為一個高度集權和更為軍事化的國家——即「堡壘國家」，但實際並未這樣演變。這可能是由於多種因素的組合，包括：分權原則、利益集團（特別是私人企業），以及當時美國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反統治思想。
此外，區域外霸權的政策與防衛實證主義（無霸權）和梅爾澤默的攻擊實證主義（區域霸權）預測的行為形成鮮明對比，兩者都預測美國應該進行海上平衡，但也有論者認為美國一直在尋求建立區域外霸權，並積極阻止其他國家/地區成為新的獨立權力極點。
此外，這種優勢背後的動力是將美國國內的自由主義政治和經濟條件向上推廣到國際層面，努力創造一個「開放門戶世界」——由開放並接受美國自由主義價值和機構的國家，組成的國際體系，或「世界秩序」，這些國家對美國經濟滲透持開放態度。
另外關於美國的介入，國際關係專家辛西亞．韋伯（Cynthia Weber）主張「無論美國軍事行動發生在何處，美國都堅持認為其行動不構成「介入」，也不侵犯目標國家的主權，因為已經在沒有正當主權主張的壓迫性政府與目標國家的人民之間劃分了一個語境上的區別。」
澳洲政治科學家大衛．坎貝爾（David Campbell）則主張，美國冷戰時將蘇聯描述為一個明確且即將到來的威脅，這與維護秩序和壓制美國內部的挑戰有同等的重要性，並不僅僅是蘇聯作為實際的軍事威脅。
引發蘇聯威脅的概念，有助於構建美國「想像社會」的認同。
既自由又保護干預的「經濟戰略文化」
美國的經濟文化戰略是典型的對外自由主義和對外施行保護和干預並行為特色的國家，其中在對國內部分施行傑佛遜主義，不干預市場與社會，施行最低程度的政治控制；對外則是施行漢密爾頓主義，透過樹立美元本位制度、控制國際組織權力為主要恆定經濟戰略文化基礎。
其中，就包含世界銀行、國際貨幣組織國際組織之案例，而另外美國干預案例就包含1970年阿言德當選智利總統後執行國有政策，導致世界銀行便停止貸款給智利，在此同時，美軍控制下的伊拉克政府不合標準卻能獲得貸款。
另外，美國對歐洲的戰略文化為消滅歐洲發展軍事工業的可能性，或是限制突破性發展的趨勢，好讓歐洲軍事工業依賴在美國身上。
而根據李巍的〈新華盛頓共識與美國經濟戰略的轉型〉一文中可以了解，在其中有提到新華盛頓共識之挑戰，內容如下:
美國的產業基礎正在被掏空
地緣政治和安全競爭正在對經濟發展產生日益巨大的影響
氣候變化危機加劇清潔能源轉型的壓力
美國國內經濟不平等加劇，威脅民主制度的穩定運行
而面臨這些挑戰，文章中有提到以下解決策略：
利用「現代美國產業戰略」培育國內產業生態進而奠定新的產業基礎
「新共識」認為，僅靠私人投資無法充分服務於美國的國家抱負，因此需要通過政府增加有目標的公共投資來動員私營部門投資，以支援有戰略性意義的關鍵產業的發展，這些產業將成為美國未來幾十年經濟成長的長期支柱。
加強與盟伴的合作
與其共同努力，建立一個強大的、有韌性的、先進的和有包容性的技術工業基礎，美國的經濟戰略議程高度需要盟友和夥伴的支持，美國不能自行其事特立獨行。
超越傳統的自由貿易協定，建立著眼於時代核心挑戰的新國際經濟夥伴關係
「新共識」認為，當今需要解決的全球經濟問題不僅限於降低關稅，還在於供應鏈韌性、可持續成長、增加就業、打擊腐敗等多個方面，因此需要與盟伴建立起「超越傳統自由貿易的新型國際經濟夥伴關係」。
向新興經濟體調動數萬億美元的投資
以革新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同時致力於解決「脆弱國家」面臨的債務困擾。
採用「小院高牆」策略保護美國的基礎技術，以確保未來的技術服務於所謂「民主國家」和美國的安全
這一策略將通過技術限制、投資審查、出口管制等手段加以實現。
直接、高火力的技術密集型為主的「軍事戰略文化」
縱橫歷史，美國武裝部隊在實務上傾向運用消耗戰，對於小規模戰役及控制暴動有豐富的經驗，而從經常動用威嚇手段及為了有限目的來發動戰爭，顯示其總體戰略方向考量長遠。
另外，在於軍事戰略文化上，可以從偏好直接戰略、工業化戰爭方式、火力和科技密集、對傷亡的厭惡、控制全球海洋與重要航道以上幾點來做探討：
偏好直接戰略
傾向於在最早的機會將敵人殲滅，重視效率與決定性，另外直到越南戰爭之後，美軍才開始強調ALB概念（Air Land Battle，空地一體戰），著重戰爭機動性和在作戰層面發展理論知識的必要性。
然而，直到1986年，美國陸軍才從整體殲滅戰中重新置放，轉而對戰爭進行更動態和更複雜的理解，並正式承認作戰藝術是美國軍事思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正如國際關係專家格雷所說：「美國更傾向於通過決定性作戰的危險追求迅速勝利，而非通過海上緩慢包圍的方式。」
一個經典案例，就是二戰期間美國和英國政府之間關於戰略的辯論。
當時美國軍方以陸軍參謀長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為首，主張盡快集中兵力進行跨海峽入侵，直接攻擊德國。
相比之下，英國則傾向於採取更間接的方法，主張包圍軸心國控制的歐洲，讓蘇聯消耗德國軍隊，同時盟軍對被佔領的歐洲進行戰略轟炸和非常規戰爭，將入侵推遲到能成為最後一擊的時候。
工業化戰爭方式
其基礎是利用美國龐大的工業基地來裝備和供應其軍隊。這種方法在二戰期間得到了證明──美國在二戰期間向盟軍提供了近三分之二的軍備，儼然成為其之「民主兵工廠」，生產了大量的軍事裝備，包括飛機、火砲、坦克、卡車和艦艇。
美國在後勤和維持大量軍事力量方面的能力，證明了其對工業化戰爭方式的承諾，這種工業化的方法也反映了美國文化中對技術進步和物質豐富的信念。
火力和科技密集
美國軍方一直處於軍事技術進步的前沿，實證研究也顯示美國官員大多數是科技樂觀主義者，並且一直渴望將新技術融入其作戰學說和實踐中。從核武器到精確導引武器的發展，都證明了美國對技術在戰爭中的變革力量的信心。
而在《解構美國：世界霸權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一書中對此有此論述：
美蘇軍備競賽刺激了國防部與軍工企業集團的密切合作……
……美國國防部與軍工企業提供了大學專業實驗室與民間研發單位的充裕研發經費，也培養了專業人才。退役的軍職人員受雇於軍工企業或民間研發單位，又讓軍事專業和科學專業進一步結合，這是美國軍事研發的巧門。
格雷分析：
這種在主導「美國戰爭方式」中最為突出的機械思維，本質上既不是功能性、也不是非功能性的，當它使美國人尋求技術而非政治上的和平、抑或被允許在不考慮政治背景的情況下決定戰術時，這個思維是功能失調的。
然而，謹慎且具創新性的利用技術於戰略和戰爭中，得以成為一項重要資產。
重要的是，對技術的依賴並不是沒有缺點的。過度依賴技術可能會導致過於簡單地看待複雜的作戰環境，並且在技術無法提供決定性優勢的情況下，可能會產生脆弱性。
對傷亡的厭惡
美國軍事文化在越戰後，出現了一個越來越不願承受傷亡的趨勢，冷戰結束後更甚，而其中這對傷亡的厭惡除了適用於領導者之外，普通民眾亦然。
一些分析人士認為，這種趨勢源於，美國公眾對在他們認為並非生死攸關的衝突中傷亡的容忍度降低；其他人則認為，這是軍事本身越來越重視部隊保護和減少風險的結果，這是由技術進步和這樣一種信念所推動的，即技術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人員傷亡。
而對於此論點，這可以從鮑威爾主義講起，首先其承襲自溫伯格主義，而鮑威爾主義的發明者——美國前任國務卿鮑威爾上將認為，直到一切外交、政治與經濟手段耗盡之前，美國不應訴諸軍事力量。
然而，一旦採取武裝行動，就該傾巢而出，先發制人，從而把美軍人員傷亡減至最低——強調決定性的軍事手段，此外還必須確保軍事行動得到一定程度的民意支持。其宗旨，是要讓美國再也不會陷入像越戰一樣漫長而毫無成果的戰事。
控制全球海洋與重要航道
如同喬治．弗列德曼在《未來10年：世界霸權大震盪》中指出，海軍是美國戰略基礎，因為海洋就是美國的戰略基礎，因為海洋就是力量，控制海洋即可防止他國襲擊、在適當的時間和地點進行干預，並且控制國際交通。
由於絕大部分的國際貿易皆須仰賴海洋（全球80%的貨物透過海運運輸），因此美國的地緣政治原則與軍事戰略文化就是阻止他國海上力量崛起。
各軍種相互獨立的獨特「軍種戰略文化」
在《高尼法案》（Goldwater–Nichols Act）通過二十年後，軍官們看待自身的隸屬關係遠比自身的軍銜、年齡或戰鬥經驗來得重要，也造就了各軍種發展出自身獨特文化的樣貌。
而軍種文化可大致取決於以下兩個理由：
各軍種如何看待新技術
雖然美軍以高科技密集的作戰方式聞名，但並非每個軍種都表現出對技術的依賴。一般而言，海軍和空軍較強調技術在戰場上的應用；而陸軍和海軍陸戰隊則強調「人」本身在戰場上的發揮。
也就是說，海軍和空軍著重在裝備，而陸軍和海軍陸戰隊則是裝備的人員。
組織結構
「君主制」海軍陸戰隊及空軍較偏向集中式，首長權力較大，其來自於單一的主導子群體。
「封建制」陸軍及海軍偏向分散式，首長權力較小，其來自於各種不同的子群體。
霸權至上、炮艦外交主義為主軸的「外交戰略文化」
美國的外交戰略文化，可以從霸權至上、炮艦外交主義兩大層面來做解構，其實在現在霸權中，多少會受到利己主義和兼顧國家利益影響，在外交上實行本國至上、控制國際組織發言權、和其他國家成為盟友等方向發展，而美國本身也不例外。
透過巴尼奧斯（Pedro Baños），《國家力量決勝點：歐盟情報專家Pedro Baños透視全球，地緣政治必備生存指南》所繪製之美國對外政策流程圖可以得知，美國在面對其他國家，無論其是民主或是獨裁體系，主要是對美國不友好的國家，美國多少會有進行干預的痕跡。
而這干預的內容，包含經濟制裁、經濟騷擾、操控主流媒體矮化進行資訊戰、控制信評機構對其評分、資助或秘密訓練反政府勢力、透過炮艦外交主義政策和其互動等，直到該國展現良好態度或是最後親美政府上台，或是找合理藉口入侵，建立美國魁儡政權。
不過在國際上還是有因為之後遭受該國國內勢力反叛，或是最終該國反而對美國感到更反感的國家，比如阿富汗、伊朗。
最終仍得回歸「美國優越論」
透過上述文章分析和論述可以得知美國戰略文化由自由安全、及例外主義所形塑，強調自由主義的理想主義，並認為政策的終止即是戰爭。
在國家層面，戰略文化代表社會使用武力的價值觀；在軍事層面，戰略文化代表該國軍隊如何打仗的表達；在經濟層面，則是奉行內自由外干預的戰略文化；在軍事層面，則是以直接戰略、工業化戰爭方式、火力與技術的密集型作戰方式。
而在軍種層面，其戰略文化則是因武裝部隊的結構、主導群體和對技術的態度各不相同，最後，在外交層面，則是以霸權至上、炮艦外交主義為主軸。
雖然美國戰略文化因各自狀態不同而異，不過筆者認為還是會以「美國優越論」為主軸，也就是——美國人自己認為——美國堅定地捍衛自由、是民主的典範、是勇者的家園、美國獨一無二的方式為基底進行變化。
延伸閱讀
X、FB、IG新聞接收模式大不同：皮尤調查揭示美國人使用偏好，六成對新聞數量感到疲倦
「正義使者」扭曲的義憤侵蝕日本社會：為何網路暴力受全民批判卻屢禁不止？
